江西
1967年，北京，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面对一场接一场的逼问，始终没有透露被保护干部的具体去向。对他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工作分歧，而是一道必须守住的底线。
傅崇碧出身军旅，长期在部队工作。1961年6月23日，他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6年首都工作形势发生变化后，叶剑英考虑让他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起初却有些犹豫。
他对叶剑英说，卫戍区任务重大，自己过去没有主持过这类工作，担心辜负组织信任。叶剑英没有简单安慰，而是告诉他，这是经过反复研究后的安排，有困难可以直接反映。
这份任命的分量，很快显现出来。北京卫戍区扩编后，首都治安、交通、物资供应以及重要单位的秩序，都成为卫戍区需要关注的事务。周恩来曾反复叮嘱傅崇碧，百姓要有粮食，生活要有燃料，供电也不能中断。
事情太多，权限过于集中反而容易失控。中央在北京的企业、学校和文艺团体数量庞大，卫戍区很难全部直接管理。傅崇碧没有把困难压在手里，而是向周恩来提出，将部分中央单位交给粟裕、王树声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负责。
周恩来认可这个建议，并带他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后，卫戍区的职责得以重新划分。这个细节说明，傅崇碧并非只会执行命令，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调整办法。
分歧很快出现在地方公安与军队关系上。有人提出把北京市公安局与卫戍区保卫部门合并，傅崇碧明确表示，部队和地方各有职责，不能简单混在一起。意见未能统一，他便把问题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赞成傅崇碧的看法，却没有贸然作出决定，而是带着有关人员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取情况后表示，不宜合并。表面看，这只是机构设置问题，背后却关系到军队指挥体系和地方行政秩序。
傅崇碧与谢富治是旧日战友，但在那段特殊时期，双方在工作方法和处理原则上渐渐产生差异。傅崇碧后来回忆，谢富治有时看形势办事，遇到问题容易向上推、向下压，这使两人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真正考验傅崇碧的，是对老干部的人身保护。罗瑞卿住院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要确保他的安全。面对有人试图把罗瑞卿带走的情况，卫戍区警卫部队按照既定安排予以阻拦。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质问卫戍区为何保护罗瑞卿。傅崇碧没有搬出周恩来的名字，只解释医生认为罗瑞卿病情严重，不宜经受剧烈活动。这样的回答看似平静，实际上把个人责任挡在了后面。
1967年，京西宾馆和医院里住着一些外省党政军干部。周恩来担心他们受到冲击，要求傅崇碧加强警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时也在京西宾馆，有人扬言要把他带走，傅崇碧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并及时向周恩来报告。
更大的压力来自中南海北门国务院招待所。包括各省市负责人、中央部分老部长在内的三十多名干部，被暂时安排在那里。周恩来认为那里并非长久安全之地，便让傅崇碧设法将他们转移到军队驻地。
傅崇碧与有关人员商量后，将这些老同志安排到卫戍区内。数日之后，江青等人找不到他们的下落，便追问傅崇碧。面对连续逼问，他没有解释具体部署，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下属。
就在压力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召见了傅崇碧。傅崇碧如实汇报北京的情况，也说明保护这些干部是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表示，既然是周恩来安排保护，就比被人带走要好；如果有人追问，可以说是自己同意的。
从毛泽东处离开后，傅崇碧又被叫到钓鱼台。江青追问那些干部究竟去了哪里，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傅崇碧听完毛泽东的表态，心里有了依据，便说：“你们一直在说，哪有我讲话的机会？”
待对方让他说明时，他只把毛泽东已经讲明的态度转告出来。江青没有再继续追问。走出钓鱼台后，周恩来关切地问他为何如此顶撞。得知毛泽东已经知情，周恩来才放下心来，说道：“这两天你受气了。”
傅崇碧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斥，工作安排也几经变化。1974年10月，他回到北京，后来重新担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此后，傅崇碧继续在军队岗位上工作，参与恢复正常秩序和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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