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倡导“百家争鸣”？由郭沫若和范文澜的争论引发

1953年，北京，历史学家郭沫若与范文澜围绕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年代问题，展开了一场颇有分量的争论。两人的观点并不相同，文章也各有依据。争论传到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后，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

毛泽东没有要求谁服从谁，而是明确表示，学术问题应当“百家争鸣”。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学术界既要清理旧有观念，也在大量吸收苏联经验。若只有一种声音，研究很容易变成照本宣科。

这场争论后来成为《历史研究》创办的重要背景。1954年，历史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并把开展学术争鸣作为办刊方针。值得一提的是，这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完整方针正式提出，早了两年左右。

毛泽东关注的并不只是历史分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学科基础薄弱，向苏联学习有现实必要。但学习如果变成机械搬用，便会压缩独立思考的空间。1956年4月18日，他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谈到，向苏联学习可以，却不能完全照搬。

几天后，毛泽东又批评那种“没有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就不可能”的说法。他借戏曲《法门寺》中的贾桂作比：“叫他坐，他说站惯了。”这并非否定外来经验，而是提醒知识界，借鉴经验必须经过本国实际的检验。

同年2月，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谈到自己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孙中山世界观论述的不同看法。有关情况上报后，毛泽东批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在他看来，学术意见不同，不等于损害领导人的威信。

这种态度，很快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遗传学研究中，苏联李森科学派与摩尔根学派存在分歧。有人把前者奉为唯一正确，把后者简单斥为错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学术上“这种可以，那种也可以”，不能用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他说：“如果你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这句话看似朴素，实际触及学术发展的根本规律。真理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取得地位，观点也要经得住事实、实验和讨论的检验。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学派学者公开陈述看法，谈家桢、李汝祺等人参加了讨论。谈家桢后来回忆，那次会议使处境艰难的中国遗传学获得了重要支持。不同意见被摆到桌面上，学科才有重新发展的可能。

毛泽东还把“争鸣”用于重大建设问题。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工程时，他专门让持不同意见的林一山和李锐到会陈述。李锐当时属于少数意见，但毛泽东没有因人数少而忽视。周恩来也提出，三峡是千年大计，问题可以继续争论。

这件事说明，百家争鸣并不只适用于书斋里的论文。凡是关系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听到反面意见。1966年，毛泽东阅读有关三峡工程的报告时，还批示需要一份“反面报告”。在决策过程中保留不同声音，正是为了减少片面性。

学术争论也进入了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周谷城研究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连续发表文章，引发不少讨论。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同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写、继续辩论。后来周谷城的观点受到批评，毛泽东仍主张由作者自己判断，正确的地方接受，不同意的地方可以再作讨论。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有时还主动避免充当学术裁判。周谷城编论文集时曾请他作序，毛泽东回信说，自己对逻辑研究不多，问题又正在争论，若插手作序并不合适。这样的处理，是给学者留下独立判断的余地。

“百家争鸣”并非保证每一种观点都正确，而是让观点有机会被提出、比较和检验。氢弹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提出多种设想，再通过计算、讨论逐一筛选；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研究，也曾依靠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人员的反复争论推进。

1957年，毛泽东看到遗传学家李汝祺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章后，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判断，放在郭沫若与范文澜那场争论的背景中看，便能发现一条清晰脉络：学术进步不是靠一个声音维持，而是在事实面前不断修正、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