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的教科书级工地，藏着破解经济困境的答案

文 | 延观风

最近，胖东来的“梦之城”建设项目引发关注，从工人一丝不苟的吸尘，到严丝合缝的防水卷材，施工标准被网友戏称“像3D效果图”，甚至被叹为“像AI生成的艺术品”。

梦之城是于东来商业愿景的梦想，也是为劳动者、消费者打造的一个梦幻商业实践，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梦寐以求的顶级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65亿元，相当于许昌市2025年全年GDP的约2%。囊括超市、餐饮、影院、酒店等消费业态，竣工开业后可以对当地消费产生强劲拉动效应。更不用提项目完全由胖东来自有资金投资，不花政府一分钱、多增加一分法定债或隐性债。

就在梦之城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宏观上的投资数据却非常难堪。去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负增长，一向擅长抓投资的主管部门和各地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遏制持续下滑的趋势。9月19日，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强烈呼吁扩大基建投资公共投资重启经济增长，引发轩然大波。

在经济学界，余永定几乎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反对，反对者顺便推销自己向企业放权让利等药方。但同时，在不见诸报端的群体中，以投资和GDP为考核指标的部门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是暗暗给余永定点赞。

其实“只有投资能拉动经济”并非余永定第一次抛出的新观点，过去几年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都没有像这次一样引发学界的大规模讨论。因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压力再次加大，学界业界期盼新一轮刺激政策尽快出台，也希望刺激政策按照他们的主张和利益设计，争夺政策思路主导权的讨论才如此激烈。

余永定论证“只有投资驱动论”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比很多持自由立场的经济学家高到不知道哪里去，而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更是吊打某些师爷肉喇叭。比如，他指出“对于所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回报率的概念一定要有全面的理解。我修了高铁了，高铁运营公司可能还在赔本，但是修了高铁，沿途的省市县都能得到发展。地方政府和沿线老百姓，大概是不会因通过外溢效应得到的好处向高铁运营公司付费的”。这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看清投资回报全貌的公开发言。

他还公开批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对无知程度的衡量”（原话出自阿布拉莫维茨）。简单科普一下，TFP是经济增长中排除所有可解释因素后，剩下的无法解释的统计残差，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技术”就是这个不可解释之物，而不是更高科技的资本品、更有知识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很多国内经济学家对着一个统计残差极尽迷信，与他们拾西方牙慧的举动倒是颇为般配。

然而，自洽的逻辑、对局部事实的深刻认识，也可能导向和现实并不相符的结论。余永定终究实践经验不足，理论中视为理所当然的投资“常识”或“最低标准”，却可能是难以企及的“天花板”。如何正确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答案不在略显掉书袋的余永定，更不在鼓吹对企让利的师爷，而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于东来的项目里。

投资不是目的，是手段

一则老笑话：一条路挖开又填上，路还是那条路，但是GDP增长了两遍。余永定犯的错误就在于此——简单地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和福祉提高，所以他才会反复援引“全球GDP增长中资本存量贡献了7/8”，支撑自己投资驱动经济的论点。

按照现在的GDP统计核算，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进出口，只要投资投下去、形成固定资产，就能拉动GDP指标增长，这是一个由定义而成就的数字游戏。

而一些刚刚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程、还处于看山不是山的兴奋劲的人还会说：投资支出产生后，工程师、工人、建材供应商拿到了收入，他们把钱花出去，带动下游商家增收、投资，再带动下一个环节的增收、投资，反复循环后结果就是整体收入的增长，此之谓“乘数效应”。

这两个数字游戏的根本缺陷在于，假设“投资—收入—消费”的循环可以天经地义地运转下去。事实却是，如果投资生产了一种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因此也没有任何人愿意用劳动成果交换的废物，那么这些资源就会退出经济循环，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被压缩挤占，最终导致所有人的福利萎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之处之一，就是把经济看做循环的过程，强调“再”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一句话，生产决定了消费，但消费生产了生产。

投资是手段，是发展生产力、最终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但不少背负KPI的部门和地方政府把手段异化为了目的，为了投资而投资，为了完成指标而投资。公共设施在本身表外产生社会价值的前提，是被使用、发挥使用价值。很多投资项目要么落成后极少被使用，仍然是“可能性的设施”，要么直接烂尾。某一时期的GDP和投资都是暂时的、虚假的，债务和退出循环的闲置资源确实长久的、真实的。

这两年，拉动民间投资让各级发改部门非常头疼。民间投资的主动权和工具在民企手里，不能像公共或国企投资一样服从政府指令，推介重大项目、开民企早餐会、优化营商环境等等手段对于民间投资规模和占比快速下滑，不能说成效显著，只能说是毫无卵用，这就是还在用“投资是手段”的政府思维搞民间投资工作。

笔者反复强调，决定民企投不投资的根本因素是有没有钱赚。有钱赚，是纯商业活动中循环是否通畅的最直观指标。项目有需求、有销路、能回本，民企自然愿意排除万难去投资。胖东来的零售模式在全国社零数据走低的大背景下，在各路电商的残酷内卷压价下，逆势保持高速增长，自然有财力、有意愿扩大投资，实现有最终需求的有效投资。

所以，扩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发力点不应该在投资本身，而是打通下游循环的堵点，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消费权益保护，让设施有人使用，让商品服务有人消费，投资才能可持续地走出低谷。而怎么做到这些，胖东来同样早就给出了示范。

规则是底线，不是高线

根据云监工们的分析总结，胖东来施工可谓是“亮点”满满，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防水工程细节，还有钢材捆扎整齐、渣土车三次喷淋除尘等等。笔者在工程方面是纯粹的外行，但被广泛援引的一句评价非常能够说明问题：标准规范白纸黑字的要求终于被落实，教科书中的施工标准终于在现实世界中见到。

财务方面，建筑业是拖欠账款最严重的行业，或许没有之一，从地方政府到国企到民企开发商，层层拖欠、自行垫资几乎已经从陋规升级为了行规，从潜规则变成了默认选项。根据网络信息，梦之城项目不要求垫资，进场即预付，每月支付进度款，因甲方拖欠而挣扎求生甚至被拖死的建筑企业见了，不知要流下多少伤心泪。

照章施工、保质保量、按期付款，这些都是写在法律法规和质量规范中的要求。但在过去20多年的投资大跃进下，规则向利益让步、质量向速度让步，底线被践踏得太多，遵守规则竟然变成了稀罕事、天花板。梦之城项目不仅展示了什么样的项目值得投资，也展示了投资项目应该什么样。

但是，胖东来只是近2亿经营主体中的1个，遵章守规要靠个体企业的良心，是政府市场监管决策的严重缺位。在以经济数据为基础的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守土有责”经常被异化为“守数有责”，为了保住企业产出的GDP、产值、税收、就业等，对企业违法行为网开一面甚至默许纵容。对不法企业的纵容，就是对守法企业的惩罚，市场长期处于逐底竞争状态，胖东来这样的良币没有被劣币驱逐，足见其不易与可贵。

在经济增速下降、投资下滑的时期，地方政府更有放松监管、拉高数据的倾向，实现合规底线的阻力更大。而企业利益鼓吹手进一步把水搅浑，所谓“企业不投资是因为营商环境不好”的叙事大行其道。然而这一论调的鼓吹手，既不懂营商环境，更不懂市场经济，不过一群收钱唱戏的金丝雀而已。

好的营商环境，是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企业、消费者、劳动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正当权益都得到充分尊重，并共同创造增量财富的环境。然而，现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语境下，监管要退缩，劳动者要懂事，消费者要包容，唯有企业和企业主享有单方面扩张利益的特权。鼓吹者，以及一部分被牵着鼻子走的决策者认为，这样就能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带动全社会增长增收。

事实恰恰相反。还是以前文的账款支付为例，在合理期限付款是企业信用的体现，是良好市场环境、信用环境的表现，是营商环境的基石之一。2025年出台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向中小企业付款期限不得超过60日，大型企业应在60日内付款，但允许另按合同约定付款。然而此后应收账款规模反而加速攀升。

账期拖长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对于机关事业单位，是早年过度投资的发展模式驱使地方在没有财力支撑的情况下盲目举债，现在左支右绌没钱还债，问题主要集中于工程领域。工信部主导的清欠工作艰难推进，但在不解决地方财力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情况下，清欠进程难以加速、问题难以根除。

同时还存在不少“有钱不还”的大型民营企业。拖欠账款的财务成本极低，几乎不需要支付利息，这些大民企不缺钱，能从银行拿到极为优惠的信贷资金，但他们仍然一边拖欠中小供应商账款，反手就把现金存到理财产品里大赚息差，相当于中小企业为大企业的降价内卷买单。

大企业拖欠小企业账款，是国际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有牙齿的法规，比如超过60天的拖欠账款自动开始计算罚息，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对簿公堂时罚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虽然拖欠账款的实质是垄断权力在财务融资方面的延伸，弱势中小企业永远难免吃哑巴亏，但这些条款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抬高违法成本，发挥震慑处罚作用。

可在国内，中小企业维权的途径是投诉，处罚有钱不还企业的办法是约谈，力度连罚酒三杯都不如。内卷严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去年做出“60天账期”承诺后，今年账期整体不减返增，且没有付出任何实质代价。

垄断性企业的营商环境优化，中小企业成为环境红利。没有中小企业的承接实施，龙头企业的投资就不能落地，同时中小企业的投资也是总量和活力的重要来源。不是加强监管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是过去数十年的监管宽松软，产生了激励违规者、垄断者的市场环境，最终导致增速下行。

优化营商环境确实能提振投资意愿，但不是跟企业主吃早饭、开大会、加微信的优化，更不是放松监管的优化。与其把行政资源扑在调度保障几百几千个重点项目上，不如放到对几百几千个违法违规典型的惩治处罚上。既然不能指望每个企业都在理念、管理和良心上向胖东来看齐，但加强监管能够倒逼企业重新站到红线之上，把劣币驱逐良币还原为良性竞争，激发投资回暖的内生动力。

劳动者需要的是激励，不是鸡汤

“奴工理论”是继斩杀线理论后，网友创造的又一个经典理论，形象、简洁却又一针见血。梦之城项目在建设标准、财务支付等方面有再多先进的理念，也要最终靠每一个建设者落实。胖东来再次展示了奴工理论的反面，把所谓的“低端产业”干成了“标杆产业”。

梦之城项目延续了胖东来对员工的经济激励和人文关怀。工人劳保到位，工时规范，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保障工人权益；宿舍打破对建筑工地脏乱差的刻板印象，干净整洁、设施齐全、配套完整；工资支付有保障，与太多企业项目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一文中，笔者指出房产建筑是权力逻辑最赤裸裸的行业之一，从卖地到总包到层层分包，无不肆意彰显手头的权力。真正建设高楼大厦的工人背负这么多级权力金字塔，出力极多却所得最少。物质条件和人格尊严的剥夺让他们难以自我发展，又反而因此被扣上了“低素质”的刻板印象，形成恶性循环。

而胖东来却把人文关怀送到了所谓“最低端”的岗位上。网上流传图片显示，胖东来给工人准备了放水瓶、背包的置物架，不花几个成本，却体现了细致的关怀和尊重。也只有在这一系列的物质和人文保障下，梦之城工地的工人才会把工程当成自己的事业，产生把工作做好的内驱力，落实管理者定下的高标准高目标。

讽刺的是，胖东来给一线工人花了这么多钱，项目总支出却很可能小于同等体量的投资项目。原因无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传统工程里从前期咨询论证专家，到中间的各级供应商分包商，再到最下面的包工头，都在造成资金的跑冒滴漏。胖东来的严格供应商管理和工人工资直达，反而是最好的降本增效方式。

得所应得的物质回报和平等关怀，是提高工作成果质量的必要条件；与科学高效的管理相结合，形成充分条件。很多企业主及其喉舌的诡辩逻辑是，物质回报和平等关怀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也不具备必要性，以此为失败的管理、无底线的压榨开脱。而他们之所以讨厌胖东来，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一起当差生、甩锅给老师”的默契，用巨大商业成功揭穿了皇帝的新衣。

奴工理论是很多促转型政策的盲点，也因此成为其落地的卡点。从传统产业看，现在提倡培养新型农民、新生代建筑工人和产业工人队伍，可不解决最基本的工资待遇和过长工时问题，又怎么吸引高素质高学历人才进入相关岗位，怎么保证从业者的职业发展和自我提升，怎么可能造就梦之城工地上的新工人群体精神面貌？

从服务业看，服务是人与人的互动，服务的质量决定于服务人员素质，而服务人员素质决定于其薪酬。无论客户花了多少钱，服务人员得到的物质激励不够充分，又怎么可能保持耐心、周到、主动、负责的服务态度？

举个例子，早年的幼儿园幼师虐童事件中，北京中产花5000块钱每月把孩子送到高大上的国际幼儿园，园方反手用不到3000的月薪招聘幼师，怎么可能招到有爱心、高学历的从业者？即使有人为爱发电入行，也会被物质压力折磨到丧失耐心和共情。

同样的，国内有相当多设施先进、环境优雅、宣传卖力的“高端服务业”，一顿营销猛如虎，员工工资两千五，其服务质量可想而知。所以说，扩大服务业优质供给的根本，必须提高服务业劳动者薪酬，高薪不代表高服务质量，但低薪绝不可能创造优质供给。

最近几年，高层文件开始强调“投资于人”。对这个概念，理论界实务界莫衷一是，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认识，甚至有些说法把投资于人等同于盖学校、盖医院，闹出顶着出生人口锐减的逆风扩建幼儿园的笑话。笔者认为，抛开纷繁复杂的外延，投资于人的底层逻辑和投资于物没有不同，在人工人力人的发展上花更多的钱，人才会给你更多的未来产出。

投资资金中，理应有更多部分花在其中工作的“人”身上。现在公共投资中，只有以工代赈项目有劳务报酬发放比例要求（如投资中至少有30%用于发放工资），这个标准应当推广到所有使用公共资金的投资项目中，除了直接发放的劳务报酬，改善员工居住条件工作条件的支出也可以列入。相关部门总发愁除了最低工资，没有提高工资收入的抓手，实际手中的投资工具完全可以发挥引领工资上涨的示范作用。

在社会上，近来出现了“抵制奴工产品”的声音，即拒绝消费不尊重劳动权益、压榨员工公司的产品。但信息核实很难，现代产业链又太复杂，美国都做不到完全制裁某公司，这种自发的倡议也很难起到时效。但它代表了一种主动性，消费者的钞票不仅是对商品的选票，也可以是对工作环境、劳动权益等价值取向的选票。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内省整改，忠实履行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监管义务，同时必须重视并巧用这股力量，撬动整个商业环境。到时候，投资规模下滑、效益不佳、活力不振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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