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投身公共事务六十年，我从未想过会写下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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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迄今举行的六次中期选举中，有四次，经济都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2026年几乎可以肯定会让这个数字变成七次中的五次。除了生活成本、伊朗战争和关税，美国还面临一系列艰巨的长期经济挑战，从不断攀升的联邦债务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不一而足。

然而，许多美国人仍然低估了一项可能威胁我们经济未来的风险：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达了干预中期选举、甚至窃取选举结果的意图。11月3日可能成为检验美国法治的一次关键考验，我们的民主与繁荣都面临风险。

中期选举有可能顺利、公正地举行，当选者也能顺利就任。有些人会说，这种可能性还相当大。但选举也可能像过去两年的许多事情一样，轻则混乱不堪，重则无法无天。从大肆传播有关选举舞弊的不实说法，大幅削弱防范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能力，到试图胁迫各州使用一个容易出错的数据库清理选民登记，特朗普政府已经为公平、自由的中期选举设置了障碍。人们普遍担心，特朗普及其盟友可能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向投票地点派遣武装联邦执法人员、扣押投票箱，以及利用涉及众议院书记官的一处程序漏洞，使他们有可能在新一届国会于1月3日召开时，拒绝让依法当选的民主党议员就任。

如果特朗普政府着手操纵中期选举结果，经济影响可能立即显现，而且可能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持续很久。

除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行业外，企业投资已经疲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衡量小企业不确定性的指数，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32%。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实在不宜再大幅增添不稳定因素。

如果考虑到围绕选举结果的争斗未必会止于法庭，干预选举带来的短期风险就更令人担忧。特朗普已经明确拒绝排除在2026年选举相关事宜上援引《反叛乱法》的可能性。自2025年末起，大批移民执法人员进驻明尼阿波利斯，给市政府、当地企业和居民造成的损失估计达7亿美元。选举后的混乱若持续不息，再加上联邦政府的强势干预，就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类似冲击。

任何破坏选举的行动，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告一段落，无论是通过政治妥协、法院作出充满争议的裁决、动用武力，还是三者兼有。但经济影响会在眼前的政治危机过去后继续存在。自由选举与和平交接权力的传统支撑着法治，而法治为企业决策提供保障，吸引外国企业前来投资。它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之所依托，也增强了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偿债信用的信心，降低了美国债务的利率。换言之，选举的公正性一直是美国繁荣的关键之一。

美国尚未经历过因人们对其法律体系缺乏信心而导致经济受损的情况。其他国家却有过。去年，一位土耳其企业高管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我们可以承受高通胀，但最让我们不愿投资的，是法治的缺失。”美国国务院2024年的一份报告也将法治问题列为◽️◽️营商环境的主要障碍，包括不尊重产权、压制批评，以及任意调查和逮捕。

美国不必变成土耳其或◽️◽️，就可能感受到法治削弱带来的经济影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用“动物精神”这一著名概念，描述促使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动力。长期以来，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适合创业或投资企业的地方，这种信念一直提振着他们的“动物精神”。一场结果受到争议或被推翻的选举，可能动摇这一信念。

我与商界和政界领袖交谈时发现，即使在那些承认选举面临威胁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往往不把特朗普对投票的攻击当回事。换句话说，市场并未将一种在我看来不容忽视的风险计入价格。

如果特朗普在2026年实现了他在2020年选举中未能实现的目标，甚至即便他只是更接近这一目标、由此造成大范围混乱，也可能给债券和股票市场带来严重冲击。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达到5.36%，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水平，部分原因是市场担忧美国的政策走向。选举混乱可能加剧投资者的担忧，使他们更加怀疑美国政治体制能否解决财政问题，从而推动收益率进一步上升。这将提高政府的偿债成本，推高消费者的房贷利率和信用卡账单金额，使我们本已相当严峻的挑战雪上加霜。

我一生都是一个保障公民权利、提供法律保护的宪政共和国的公民，我希望今后仍能如此。我想，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都有同样的感受。

未来几周，商界及社会各界领袖应当与州和地方的民选官员合作，帮助保护处于我国宪政制度核心的政治进程。他们可以发表立场明确、不偏袒任何党派的声明，支持选举公正；可以支持保护选举的非党派组织；也可以运用私下的影响力，劝阻那些可能正在考虑采取行动干扰中期选举或推翻选举结果的人。

参与经济政策制定及相关工作的六十多年来，我从未想过自己竟需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如果现在行动，我们仍能保护我们的政府、人民和经济，也能保住自由、公平的美国选举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福祉，无论我们把票投给谁。

罗伯特·E.鲁宾（Robert E. Rubin），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Centerview Partners资深顾问。他曾在高盛工作约26年，担任联席董事长，1993年出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首任主任，1995年至1999年任美国财政部长，参与处理财政、债务及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离任后曾任花旗集团董事和资深顾问。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汉密尔顿项目创办者之一，著有 In an Uncertain World 和 The Yellow Pad。其政策主张重视财政纪律、公共投资与市场信心；其金融监管立场及花旗任职经历，也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受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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