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来自天堂的灵魂

她是一颗流星，在划过夜空的一瞬发出极其璀璨耀眼的光芒。

整整两年前的2024年10月24日，上海女孩沙白，与世长辞。

沙白，上海人，托福教师，一个普通却又出色的女孩。如果不是她生命最后十天发布的那几条视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孩存在。

20岁那年，她被诊断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不会致人迅速死亡，但发作时的疼痛常常让人生不如死。

到2024年，她的病情已经复发7次，最后这次尤为严重，并进展为慢性肾脏病、肾衰竭，每周需要透析3次，每次透析5—6个小时，这等于将她牢牢捆在了医院里。加之狼疮合并肾衰带来的持续性疼痛，她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

如果余生只能在一次次透析中煎熬，这绝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而她偏偏是一个看重自由、美感与生命体验的女孩子，她喜欢潜水、跳伞、旅行、健身，而这一切都将无从继续。还有，她一贯在意自己的容貌、状态、外形，也有可能被疾病摧残得面目全非。

一边是残酷的现实，一边是生命的向往，二者之间形成巨大落差，犹如天渊。一次次挣扎之后，她不得不直面一个摆在面前的两难选择：就这样痛苦地活着？还是有尊严地死去？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她决定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体面且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不是等到身体被彻底垮掉之后被动走向死亡。

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孩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因为命运没有给她更多的选项。

但是国内没有安乐死。而瑞士Dignitas机构（瑞士法律框架下面向非本国居民的协助死亡机构），是少数可以接纳外籍人士、合法实施协助死亡的渠道。她于是认真地研究相关规则，提前很久提交申请，并接受机构的评估审核；在确认其心智清醒、决定出于自主、病情符合条件之后，她定下行程，并由父亲陪同前往。 显然，这不是一个冲动之下的决定。

在踏上前往瑞士路途的那天，她开通了记录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号“沙白白的频道”，第一条视频发布于2024年10月16日，之后是倒数第9天、第7天……直至最后一天。

10月16日：公开赴瑞士接受协助死亡的计划赴瑞士途中/抵达瑞士：发布旅途见闻及在当地的生活记录。

10月23日：明确告知公众，瑞士当地时间10月24日16:00为计划执行时间。在这期视频里，她交代了随身物品、留给父亲的告别话语，并留下遗言。

10月24日北京时间约17:30：发布最后一条视频，拍摄地点在Dignitas机构外，她和父亲同框。在视频里，她说出生命里最后一句话“我过了极好的一生”，并与父亲道别。

以倒计时的方式把自己与世界的告别公之于众，显然，她不准备给自己留下反悔的机会。

这就是上海女孩沙白与生命告别、与世界告别的方式。

过去两年，这个上海女孩多次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次对我心灵的猛烈撞击，“很快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了”“我过了极好的一生”，以及她带走的三样物品：一条项链、一本书、一条爸爸送的围巾，连同那张妆容精致的脸，已成为我关于沙白的记忆符号。

我震撼于这个女孩亲手为自己设计生命的终点，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一丝不苟的优雅。

我想象当她亲手为自己关上生命大门的那一刻，她的心依旧平静如古井水，犹如开启又一场远行。

当然，外界无从知晓她最后的模样，不过，我能从79年前琳・弗朗西斯・麦克海尔从纽约帝国大厦第86层一跃而下那个定格的画面，想象出她告别这个世界的样子。

中国人对于死亡，总有一种复杂的感受，而恐惧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情绪。因为死亡意味着从此与亲人天人两隔，再漫长的出游终有归期，而死亡没有；死亡意味着你再怎么精致的手指、肌肤、妆容、发型…… 都将化为乌有；而且死亡意味着无论你经历什么都只能独自承受，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与无助，犹如你拼命想抓住一根绳子，却什么也抓不住……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语境里，死亡总是被描摹得如此可怖，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即便修行境界高如弘一法师者，当死亡真正来临，留下的也是“悲欣交集”，而非“心向往之”。

或许正因为死亡太过可怖，命运才给每个人安排了模糊的终点：你永远不知道末日和明天哪一个先到，这大大弱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不必日日倒数剩余的光阴，生活才得以继续。

其实，死亡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如同谢幕是演出的一部分那样，所以，谢幕亦绝不可以敷衍。

沙白震撼到我的，首先是她对待生的态度：活着的每一天都必须光彩照人，绝不苟且。其次是她对待死的态度：决绝、超然而优雅，即便和她最亲爱的父亲道别之后，她甚至也没有回头一下。

印象中，上一次被直面死亡的超然深深震撼到，是1999年观看《泰坦尼克号》，在巨轮即将倾覆之际，哈特利与乐队成员依旧在甲板上全情投入地演奏，他们以自己的从容为濒临崩溃的人群守护最后的体面。

我曾经以为这是艺术加工，但根据幸存者回忆，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两小时真实发生的一幕。基督教文化之下人们对死亡的理解，和中国传统社会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们，面对死亡通常是恐惧、万念俱灰、心灰意冷。

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

2018年5月，我趁回郑州的机会特意去看望了生病在家的好友窦钟灵，当年3月，他在一次和我通话时说三个月暴瘦了50斤，“现在连提笔写字都觉得累”，他的肝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阶段，我虽有心理准备，见到他那一刻还是大吃一惊。他整个人已经脱了相，原本方正的脸变得又长又晦暗，头发长而蓬乱，胡子看起来也许久未刮了，我不禁脱口而出：“如果在大街上，我绝对不敢认你！” 他只是微笑了一下，就低下头不再说话，往日那个滔滔不绝的人已不复存在，显然，精神已经被彻底摧垮，当年10月初，便离世了。于是，我关于窦钟灵的记忆，永远地定格在了那张黯淡无光的脸上。

我多次设想过自己走到生命尽头时会是什么样子，我笃定不会躺在床上等死，但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能做到像哈特利和他的乐队那样从容吗？能做到像沙白那样优雅吗？实话讲，我给不出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