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口述史：我在玩具厂打工的那些年，亲眼见证年轻女孩命运的沉浮与起落

那年春天，我第一次踏进东莞，是个闷热的晚上，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混着潮和汽油味。摩托车尾灯在湿漉漉的公路上拖出一条红线，我坐在后座，一手抓着司机的雨衣，一手拎着破旅行袋，心里打鼓，却说不上来是紧张还是期待。

那时的东莞，刚好处在一个奇怪的时间点。大批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外地人一车一车往这边挤，谁都在说这里“机会多”“赚钱快”，可没人告诉你，这些机会到底要用什么东西去换。

我在黄江广场下车，花了二十块钱打了个摩的，去常平桥沥的一个玩具厂。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厂门口，司机手一伸，我才反应过来，这趟路，差不多是我一天的工资。

那时进厂加班一小时才一块五，二十块钱是十三个小时的命换来的。我蹲在宿舍楼下的台阶上算账，越算越憋屈，觉得被摩的司机宰得太狠。后来在厂里听说，有的摩的司机干脆连人都一起劫，专扎那些下夜班的女工，抢钱抢色，都不是新闻了。

从那一刻开始，我对摩的就有了条件反射般的厌恶。到现在，只要能不坐摩托车，我就宁愿走远一点。

进厂这事，其实早就安排好了。姨夫先我几年来东莞，在玩具厂车工部干得算老资格，提前帮我打了招呼。车间主管答应可以安排我进厂，但条件是——我头半个月的工资，全给他当“礼金”。

这就是我对东莞的最初印象：摩的司机随意乱宰客，车间主管明目张胆收介绍费，进个厂要先“买门票”。一个城市刚开始给人的感觉，往往很难改过来，哪怕后来再看到别的东西，都很难洗掉那层底色。

玩具厂在常平镇和黄江镇交界，四栋楼：两栋车间，一栋写字楼，还有一栋宿舍楼。规模在当时不算小，整个厂差不多一千五六百个工人，说吼一嗓子，食堂都能震出回声。

厂里还有一栋小别院，平时不对普通员工开放，门常年关着。后来混熟了才知道，那是老板偶尔过夜的地方。大家嘴上不说，私下都喊那地方“金屋藏娇”，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人，只知道凡是能进去的人都不一样。

我被分到包装部，做封箱。就是把装好玩具的纸箱封上胶带，没一点技术含量。一天下来，手指头磨得生疼，却很难让人觉得你有多大价值。

整个玩具厂，真正讲技术的也就几个工种：丝印调色、裁床算料、版房设计师。那几个岗位不光要时间，更要悟性。师傅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点傲气——冰冻三尺，绝不是一天冻出来的。这种带点门槛的手艺，在当时就是别人眼里的“金饭碗”。

包装部是制造车间里人数最少的部门，顶多五十来人。品管部穿红工衣的检验员都六七十个，整天在各条线之间走来走去，拿着笔记本一脸严肃，像厂里的“稽查队”。

我们这边主管姓吴，个子高，壮得像练过。他当主管有点来头——听说以前帮老板解决过一个技术难题，从此被老板“记住了”，部门就交给他管。厂里这号人物，别人多少都会给点面子。

吴主管工作上确实有一套，能砍掉多余工序，提高效率，包装部人少却能运转顺畅，很大程度是他的功劳。只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他就不那么“正派”。

包装部男工不到十个，都是搬箱子、推货车这种重活，剩下的全是女工。女工们大多十八十九岁，刚离开田地没几年，人还带着股乡土气，却又有那么点对城市的憧憬。

其中有两个河南姑娘，很扎眼。个子比我高半个头，喜欢穿裙子上班，风一吹，白净的小腿就露出来，在那个年代的车间里，很容易就成了众人的焦点。

按理说，这样的女孩应该被一堆男工追，但厂里的男同事只是偷偷看几眼，没人真往前走一步。后来我和舍友阿汪熟了，他才跟我说了原因——她们背后有“靠山”。

那时候，在外打工，“老乡”两个字几乎能抵半边天。同一个地方来的，哪怕没怎么说过话，只要听到熟悉的口音，心里就会松一点。工厂里，不同地区的人悄悄抱成几股帮派，广东人一团，广西人一团，湖南人另一团，有时候为了请假、调岗、升职，都会暗暗较劲。

玩具厂河南人不多，那两个女孩有点“孤立无援”的意思。偏偏长得又好看，既显眼又缺队友，很容易成别人眼里的猎物。最终，其中一个在一个月光特别亮的晚上，被吴主管以“看录相”为理由，叫去了那栋小别院。

再过不到一个月，另一个河南姑娘也主动跟了上去，说是“抱团取暖”。这种话，在当时工厂里挺常见。有些人说它现实，有些人说它心酸。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女孩的选择，让整个厂传了很久。

裁床部那边也有一个风云人物——顾主管。裁床是玩具厂里男工最多的部门，开啤机、搬布料，全是体力活，女工很少。顾主管鼓励底下的男孩多去别的部门“发展感情”，理由也简单粗暴：裁床部工资高，加班少，这些男孩更有精力去追女工。

顾主管自己也是爱喝酒、爱宵夜的人，经常和吴主管一起出去吃宵夜、喝啤酒，两个人嘴上互相称兄道弟，心里却明争暗斗。但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顾主管有个自定的原则：身边同乡、自己部门的人坚决不碰。吴主管就没那么讲究，能下手的都不放过。

这些人事纠缠，说起来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却在无形中塑造了玩具厂的氛围——权力、男女关系、乡情，缠在一起，谁都不能说自己完全干净。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阿汪。我们同在包装部，又同住一间宿舍，年纪差不多，很快就聊得来。

他是广西人，家境不好，却读书读得不错。本来可以念完高中，说不定考个大学，但高二下学期突然退学，直接南下打工。他长得清秀，写得一手好字，在满是初中学历甚至小学水平的车间里，显得有点“不一样”。

刚进厂时，他被分到手工部装吊牌，那部门几乎全部是女生，五条流水线，五拉是他所在的位置，所有人看他都像看新鲜事物。一边是工作，一边是青春期未消的男女好奇，很容易就有些别扭故事发生。

坐他旁边的，是个比他大五岁的大龄女工，未婚。按年代算，那时候她也就二十三四，但在九十年代的东莞工厂，已经被默认为“大龄青年”。厂里比她年轻又好看的女生很多，有的早有人追，有的早就谈了几段恋爱，她在这个环境里，难免着急，也难免敏感。

工厂的女孩，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容易往“主动型”发展。每天面对的就是有限几个男工，不少人早就被人盯上带走了，你不主动，就只能一边加班一边听别人讲恋爱的故事。久而久之，有些女生就开始自己创造机会，甚至拿一些玩笑当成试探。

阿汪进厂当天，女生们就私下议论他，有一个已经暗暗动心，只是她岗位离他远，又自认传统，不好意思主动。这个“犹犹豫豫”，就给了旁边那个大龄女子机会。

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女子就开始每天和阿汪说笑话，时不时带点暧昧。阿汪一开始完全没反应，脸红、躲闪，弄得旁边一群人越看越起劲。到了第三天午休，那大龄女子像是和其他女工打了什么赌，突然侧过头，在阿汪脸上亲了一口。

整个五拉女工轰的一下笑成一片。有人起哄，有人敲桌子，那个午休瞬间被搅成戏剧现场。

但阿汪愣在那里，脸红得像喝醉。他那时还没经历过男女之事，心里把爱情看得很高很纯，觉得这种当众“开玩笑”的行为，是对感情的亵渎，有点受不了。

下午他就跑去找手工部主管，说要调岗。主管听完原因，只能答应先给他换到一拉的线。可阿汪已经铁了心要离开手工部，这就超出了主管权力范围。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写了一封长信，足足有三千字，写完塞进写字楼门口名为“总经理信箱”的铁箱子里。这玩意平时没人当回事，很多人连看都不看，估计里面除了投诉就是抱怨。

一个月过去，没动静，阿汪几乎断了念。突然有一天车间文员来喊他去写字楼，人事部找他谈话，说总经理看了他的信，让人事部协调一下，最后给他调到了包装部。理由是：字写得好，包装部经常需要在外箱上写字，人尽其才。

听他讲完这段经历，我心里一下子复杂起来。一方面觉得有点荒诞——一个被女生当众亲了一口，就能写三千字信给总经理的人，好像有点“戏剧化”。但另一方面，我又隐隐有点佩服：起码他敢说出自己的不舒服，敢拒绝那些被当成“玩笑”的冒犯。

包装部工作轻快一些，对他来说却没什么意义。他心里有抱负，却无处施展。白天封箱、写字，晚上去桥沥夜市，他最爱去的地方不是烧烤摊，而是书摊。

那时东莞的夜市，几乎都有书摊。书摊上的书大多是盗版，也有过期杂志。新刊四五块一本，过期一个月就成了“过刊”，被甩到书摊上卖，两块，甚至一块一本。对拿着几百块月薪的打工人来说，这是最容易伸手够到的精神食粮。

我跟他去了一次，就也迷上了书摊。后来他又带我去黄江书城，上面是图书馆。他每个月至少去一次书城，在里面待足一小时，像给自己补一针精神维生素。

几年后他去电器厂做了人事主管助理，很多知识和谈吐，都是从那些书里磨出来的。说句实话，我们那一批人里，很少有人能扛得住一天十几个小时流水线体力活之后，还愿意挤出一点力气去看书。阿汪算是一个例外。

也正因为此，我们俩在厂里聊得越来越多，从工作聊到人生，从车间聊到外面的世界。他也给我带来了一些看似不起眼却很关键的机会，这些是后话，这里就先按下不表。

我在玩具厂第三个月，认识了阿洁。

她是写字楼办公室的后勤职员，负责宿舍分配和一些日常杂务。阿洁比我大一岁，是老乡，这在外地打工的语境里，相当于天生就能多说两句。

我们一起吃过几次宵夜，有两次是她主动买单，说我刚进厂，开销多，让我省着点。她不算特别漂亮，却很开朗，说话干脆，跟我讲厂里哪间宿舍通风好，哪间晚上吵，说起来一条条细细的，像在给我规划一个新生活的地图。

那时候，我对她的感觉更多是亲切，有一点点好感，但没往“喜欢”那边刻意去想。只是有一次在宿舍楼天台上吹风聊心事，我提到了她。

那段时间太热了，宿舍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睡上铺还勉强，睡下铺完全像被闷在蒸笼里。阿汪带我搬着凉席往天台跑，铺在水泥地上，当星空是吊灯，当晚风是空调。我们躺在那里，看月亮、看星星，一人抱着一肚子话，有时候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就在一个这样的晚上，我随口说了句：“阿洁请我吃过两次宵夜。”一说完就感觉到旁边阿汪整个人沉默了一下。

他随即给我讲了那个大龄女工后续的故事。原来我之前问过，他一直不愿多提。

阿汪调离手工部后，大龄女工又看中了一个四川来的新男孩。那男孩刚进厂时身上没几个钱，对女工的主动示好和宵夜资助感激得不得了，懂得其中的情意，很快就和她谈起了恋爱。女工对他极好，买宵夜、洗衣服，几乎把所有能给的关心都给了。

有好几次，她故意走到包装部，在阿汪面前和新男友挽着手说笑，像是一种“报复式秀恩爱”。按一般人的理解，这段感情看着也算真，但不到三个月，女工就提出分手，说自己有了新欢。男孩子一时想不开，开始借酒浇愁，日子烂下去很久。

在阿汪眼里，这男孩彻底成了那女工的“玩物”。他对这种工厂恋爱，从此全不看好：要么被父母以“太远”为理由强行拆散，要么就是各取所需，谁都拿不出真心。他因此对我跟阿洁的来往，格外警惕。

听完他这一大串，坦白讲，我当时觉得他有点危言耸听。阿洁热情一点，主动买两顿宵夜而已，未必就有那么深的目的。而且我对她隐约有点心动，半夜躺在床上会想起她笑着讲宿舍事的样子，心里那点暖意很难压下去。

所以，阿汪再三提醒，我表面上点点头，实际上偷偷继续和阿洁见面，只是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年底厂里放假，我和阿洁都回老家过年。回来之后，她却再没出现。有人说她可能嫁人了，也有人猜她去了别的厂做更稳定的工作。那个年代，微信还不存在，小灵通都不是人人买得起。人一旦走散，有时候就是彻底失联，只剩心里不时冒出来的几句旧台词。

失落归失落，生活还是照常进行。白天封箱、干活，晚上去夜市翻几本过期杂志，慢慢就把那段朦胧心思压下去。

五月底，阿汪突然对我说，他要离职了。樟木头那边有家电器厂，愿意给他一个人事文员的职位。厂不大，但这是往“办公室”线路走的机会，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诱惑很大。

他走后，我有整整一阵非常不适应。每天上班，下班，进食堂，回宿舍，像按流程走程序，以前可以一起讨论“以后怎么办”的那个兄弟不在了，只剩自己一个人在心里打转。

姨夫在车工部，干了好多年，整个人的观念已经很稳定：有班上就好，工资准时发就好，升职加薪是后面的事，慢慢熬就过来了。他经历过四处找工被拒的日子，所以对“稳定”这个词很看重。我能理解，但我骨子里还是有点不甘心，觉得自己不该就在封箱这件事上耗掉十几年。

在这种纠结里，我开始希望从爱情里找一点光。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开始和品管部几个女孩子走得近一点，大家一起吃宵夜、聊车间事，偶尔讲讲家乡的菜有多好吃。时间久了，我对其中一个大眼睛、说话少的女生，有点心动。

她不怎么笑，安静，做事利索，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一直觉得她多少对我也有点意思，但迟迟没敢明说。有一天夜班下班，我写了一张小纸条塞给她，简单说了心意，也约她晚上十点半后在厂外士多店见面。

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一直等到十二点，灯光从热闹变成冷清，人从结伴变成零散，小卖部老板打着哈欠开始关冰箱，她都没有出现。

我坐在那里，把手里的啤酒一瓶一瓶喝掉，觉得工作没盼头，感情也没回音。那一刻，真有种掉进黑洞的感觉，四面都是墙，抬头看不到一点亮。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开始故意把自己往孤立里推。和同事少说话，下班就直接回宿舍，别人叫宵夜也不去。久而久之，在工友眼里，我成了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呆子”。

初秋某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阿洁。

信不长，讲了她现在在广州增城一家公司上班，做招聘，待遇不错，也简单问了我近况。一来一回，我们又重新联系上了。她后来提到，说他们厂有个仓管职位空出来，工资比玩具厂高，前景也好，她觉得我合适，可以帮忙安排一下。

那时候，我已经在玩具厂待了不少时间，对流水线生活有点疲倦，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递了辞工书。当时想得很简单——去广州，去做仓管，离开封箱，离开这一成不变的机器声。

到了增城才发现，所谓“仓管”，其实是传销组织里包装出来的一个职位。住的是统一租来的民房，大家整天被领导拉着开会画饼，要交几千块钱买产品，承诺你以后会坐办公室、拿高薪、升主管。那些话我在夜市摊上的小报里早就见过几次，心里知道不对劲。

家里根本拿不出那几千块钱，我自己身上也没多少积蓄，在那地方多待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阿洁倒是真的有点“深陷其中”，她一边劝我留下，一边讲那些“成功案例”，眼睛里闪的是一种让我看着很陌生的热情。

我扛了几天，选了一个白天他们都去上课的时间，从租住的房子里悄悄溜出来，连行李都没拿，只背着一个小包，坐车逃回东莞。

这次回东莞，已经没脸再找阿洁，只能又去投奔姨夫。那段时间找工作不顺利，跑了好几家厂都没结果，最后还是托姨夫关系，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玩具厂，这次被分到丝印部。

这一回，我彻底收心了。不再想东想西，认认真真干活。

第二年，厂里要再培养一个调色师。丝印部调色，是整个玩具生产里很关键的一环——玩具颜色是孩子们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调得好，产品看起来鲜亮舒服；调不好，整个批次都可能被退货。那时候的订单很多来自香港和欧美，对颜色要求很严。

我硬着头皮报了名。师傅一开始看我封箱出身，有点不信任，我就拼命用时间去换信任。

调色这东西，真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够了。你要知道各种油墨、颜料的特性，懂得不同塑料材质吸色的程度，要留意天气、温度对颜色的影响，晚上调的颜色，第二天晒完可能就偏了。每次试色，都要做很多次小样，颜色一点点调，眼睛盯得发酸。

我心里清楚自己悟性不算顶尖，所以只能笨鸟先飞。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在调色室里对着色卡研究；别人去宵夜，我还在看工单上不同客户对颜色的备注。两年下来，我总算能稳稳把各种颜色调到师傅满意、客户通过。

那时候，第一次有一种感觉是：我也有点东西可以被别人依靠了。流水线上其他工友开始叫我“师傅”，找我帮忙调个特殊色，我心里踏实了很多。这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职位”，而是一种看得见的手艺——在很多年后，这种手艺变成了我说故事时最喜欢拿出来的那条线。

成为调色师后一年，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她是玩具厂的会计，比我稳重，做事一板一眼，却又不古板。我们是同乡，她听说我也是九江人之后，特意问了问我家在哪个街道，哪条河边。谈恋爱之前，我们已经一起吃过几次饭，聊起家乡的米粉、江边的风，很自然就熟了起来。

慢慢地，我们就从普通同乡变成了互相在意的人。好的感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激烈的表白，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只是在每天琐碎的事里一点点堆积信任。从车间到食堂，从写字楼到宿舍楼下，我们聊了三年，才牵手走进婚姻。

结婚那天，我特意把消息发给阿汪。那时候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被女工亲得脸红的小伙，而是电器厂里的经理。头衔听起来很响亮，工作也繁忙。我们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却在那一天重新站到同一个宴席上。

他到场的时候，笑得很敞亮，看着我穿着新郎礼服，拍着我肩膀说一句：“挺好。”我们一起喝酒、唱歌，不免聊起玩具厂的旧事——吴主管那两个河南姑娘，顾主管的宵夜和他的原则，手工部那个大龄女工、四川男孩，桥沥书摊，黄江书城。

这些故事串起来，其实就是一条很长的线——从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踏进东莞工厂，到各自走向不同位置，再到最后一起回头看那些年轻时的抉择和迷茫。

如今，我们已经在东莞安了家。城市变了很多，工厂不再像以前那样密集，夜市书摊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卖小哥和手机里的短视频。偶尔我们几个月聚一次，坐在一家不太吵的店里，喝点啤酒，点几个菜，很自然就会滑向那些旧话题。

我们都会提到一个词——“玩物”。

在玩具厂那几年，我们看到太多人被当作别人的玩物：被权力玩，被欲望玩，被所谓的爱情玩。有些人为了涨工资，为了调岗位，为了能住好一点的宿舍，选择用自己的身体、感情去换。这些选择放在当时的生活背景里，也许不能简单拿“对错”来衡量，但后面负出的代价，很多都是他们一个人默默扛。

也有一些人，把别人当成自己的玩物——感情只是打发寂寞，承诺只是顺嘴说说，需要的时候热情，不需要的时候一脚踢开。大龄女工、四川男孩只是其中一个故事，实际发生在工厂里的类似情形多得数不清。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孩，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扔掉底线。说难听一点，站在那个时间点，只要我们愿意蹭一点权力的光，愿意对某些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早几年就能享受到别人眼里的“好处”。

可最后，我们没有往那个方向走。既没有成为别人的玩物，也没有拿别人当玩具。我们搞清楚了一件事：能不能保住一点自己的尊严，远比眼前那几百块加班费、更好一点的岗位重要。

这不是说我们有多高尚，只是说，当你在流水线上一天一天重复动作，在宿舍楼下看着别人牵手又分手，在夜市书摊前翻着发黄的杂志页时，你总会慢慢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想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现在，我已经不再封箱，不再每天听着机器的嗡嗡声睡觉。我有自己的手艺，有自己的家庭，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去工厂附近走一圈。可每次想到那段日子，那些看似很琐碎的决定，仍然像一个个小小的调色罐——里面的每一点色彩，都是我们一点点调出来的。

调色师做颜色的事，其实和做人挺像。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调出最完美的色，只能不断试，不断微调。有时候偏了，就要承认自己调错了，重新来；有时候明明已经很接近理想效果，却还要对着色卡仔细确认，慎重再慎重。

我们的那段工厂生活，就是这么试过来的。有人把自己往黑色角落里推，有人拼命加亮，有人安静地找一个平衡色。最后能调出什么样的色彩，其实由不得别人替你决定，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在那一层层试色里，慢慢选出来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会美化那段经历，不会说工厂打工多么光辉，也不会说所有故事都有完美结局。很多人离开东莞时带着眼泪，很多人在这里的爱情不堪回首，也有不少人至今还在一条条线边上站着，继续为订单、多几块钱去熬夜。

但我至少可以很坦然地说一句：在那样一个充满诱惑也充满迷路可能的年代，我们没把自己交给那些让人只剩空壳的选择。

我们没成为别人随手丢掉的玩物，也没拿别人当可以随时替换的玩具。这一点，值得我们自己一辈子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