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借宿在同事家，半夜她敲开我的房门，小声说：我爸妈睡了

那趟末班车是五点四十的，我赶到车站的时候，表针指在五点四十六。

司机正拿搪瓷缸子喝水，从车窗里瞟了我一眼，挂挡，松离合，车屁股冒了一股黑烟走了。

我站在站台上骂了一声，骂谁也不知道。

骂完了才想起来，兜里还剩四毛钱，连碗面条都买不起。

傅秀兰是跟我一个车间的挡车工，她推着自行车从厂门口过，看见我杵在站台上，捏了刹车。

“章铁生，你没赶上？”

“差了一步。”

“那你咋办？你家在东沟，走回去得仨钟头。”

“走就走呗。又不是没走过。”

她拿脚尖蹭了蹭地，棉鞋底在水泥地上蹭出两道灰印子。

“要不……你上我家凑合一宿？明儿早上再回。”

我看了她一眼。

傅秀兰在车间里出了名的话少，挡车的时候眼睛只盯着纱线，午饭一个人蹲在墙根吃，下了班推着车就走。

跟人说话从来不超过三句。

“方便吗？”

“有啥不方便的。我爸是门卫，晚上不在家。我妈好说话。”

她跨上车，歪了歪头。

“上来。我驮你。”

我坐在她自行车后座上，她蹬得挺稳。

路过镇口的包子铺，她捏了刹车。

“你吃了吗？”

“中午吃了。”

“问你晚上。”

我没吭声。

她从兜里摸出两毛钱，买了俩肉包子递给我。

“先垫垫。我妈做饭晚。”

那包子是拿草纸托着的，油透了纸，热乎乎的烫手。我一口咬了半个，肥肉丁在嘴里化开，烫得直吸气。

傅秀兰家住在镇西头的平房区，两间半屋子，外墙抹着黄泥，墙根底下码了一溜蜂窝煤。

她妈蒋月琴正蹲在门口糊纸盒，糨糊拿面粉打的，抹在小刷子上，一下一下刷在纸板边沿。

“妈，这是我同事，章铁生。没赶上车，咱家凑合一宿。”

蒋月琴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快进屋快进屋。外头冷。”

屋里就一张八仙桌，桌面上坑坑洼洼的，铺了一块塑料布。

靠墙一张双人床，是傅秀兰爸妈睡的。靠窗一张单人床，是她弟傅秀林的。

傅秀兰从柜子里翻出一张折叠床，撑在八仙桌边上。

“你睡这儿。林林上晚自习去了，回来让他跟我妈挤一宿。”

“那你呢？”

“我睡椅子上。拿两把椅子拼一拼，铺床被子就行。”

“那不行。我睡椅子。”

“你是客人。别争了。”

蒋月琴端了碗面条进来，搁在桌上。

“先吃饭。铁生是吧？头回来家里，没啥好的，将就吃。”

面条是挂面，卧了个荷包蛋，汤里搁了酱油和猪油，香喷喷的。

我端起碗，稀里呼噜吃了个干净。

蒋月琴坐在旁边糊纸盒，一边糊一边跟我唠。

“你家东沟的？你爸是谁？”

“章广福。”

“章广福……是不是在东沟砖厂干过？”

“干过。后来砖厂倒了，回家种地。”

“认识。早些年赶集见过。你爸人实在。”

傅秀兰在旁边给她妈递纸板。

“妈，人家吃完饭了，你让人歇会儿。”

“唠两句咋了？你这孩子。”

我帮着把碗收了，搁在灶台上洗了。

傅秀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上八点多，傅秀林回来了。瘦高个，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的眼镜，拿胶布缠着，进门看见我愣了一下。

“姐，谁呀？”

“同事。没赶上车，住一宿。”

“哦。”

傅秀林端着碗去灶台上盛饭，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没再问。

九点半，蒋月琴张罗着睡觉。

她跟傅秀林睡里间的双人床，傅秀兰把两把椅子拼在堂屋里，搁了一床旧褥子。

我睡折叠床，贴着八仙桌，翻个身椅子就吱呀响。

躺下以后，谁也没说话。隔着布帘子，能听见里间蒋月琴轻轻打呼噜，傅秀林翻身把床板压得嘎吱一声。

我瞪着房梁，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两辫蒜，月光从窗纸缝里漏进来，照在辣椒皮上，红亮亮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听见有人轻轻敲了敲折叠床的边沿。

“章铁生。”

是傅秀兰。她蹲在椅子拼的铺上，脸凑过来，压着嗓子。

“我爸妈睡了。”

我一下子清醒了，脑子嗡了一声。

她把声音压得更低。

“你跟我出来一趟。”

我坐起来，披上棉袄，摸黑蹬上鞋。

傅秀兰已经轻轻抽开了门闩，推开门缝闪了出去。

我跟出去，把门轻轻带上。

外头月亮很亮，照得满院子白花花的。她站在墙根底下，蜂窝煤垛子旁边，冲我招手。

“过来。”

我走过去，看见她脚边搁着一个篮子，篮子里码着十几只鸡蛋。

“你肚子还饿不饿？”

“不饿了。”

“那你帮我个忙。”

她把篮子往我手里一塞。

“我妈养的鸡下蛋，攒了半个月了。她让我拿去镇上卖，我不敢去。”

“为啥不敢？”

“我嘴笨。不会吆喝。上回去粮站卖鸡蛋，站了俩钟头，一斤没卖出去，最后全拎回来了。”

她拿脚尖踢了踢地上的小石子。

“你是外头的，脸生，你帮我去车站卖。那边过路的旅客多，卖得快。”

我拎着篮子跟她走到车站。

车站旁边有个馄饨摊，摊主老周正收摊，看见我拎着篮子过来，乐了。

“卖鸡蛋？搁我这摊旁边。我不收你地摊费，你替我看着点摊子就行，我回家睡一觉，早上来收。”

我蹲在馄饨摊旁边，把篮子搁在脚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嗓子。

“卖鸡蛋嘞——新鲜土鸡蛋——”

傅秀兰躲在我身后，拿手捂着脸。

“你小点声。”

“小点声谁买？”

头一位买主是个赶夜车的妇女，拎着个帆布包，蹲下来扒拉鸡蛋。

“多少钱一斤？”

“一块二。”

“一块一卖不？”

“婶儿，一块二已经是最低的了。你看看这蛋，红皮，个顶个的圆，我妈——我同事她妈拿麸子喂的，蛋黄是红心的。”

妇女扒拉了半天，捡了十个。

“称称。”

我借了老周的秤，拿盘一称，一斤二两。

“收你一块四。零头抹了，您给一块四毛四就行。”

妇女掏钱的时候傅秀兰在旁边拿胳膊肘捅我。

“你算错了。一块二一斤，一斤二两是一块四毛四，你抹了零头就是一块四，不是一块四毛四。”

“你懂啥。我说抹零头是给她听的，显得咱大方。实际上一块四毛四就是一块四毛四。”

妇女递了钱走了。傅秀兰瞪了我一眼。

“你这人，买卖做得精。”

“不精能行？你一斤鸡蛋卖一块二，饲料钱都不够。”

第二拨客人是个下夜班的男工，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架上绑着安全帽，一口气买了二十个。

第三拨一下子来了仨人，围着篮子挑挑拣拣，我一边称一边收钱一边跟人唠嗑，把一篮子鸡蛋卖了个干净。

最后算账，十六斤鸡蛋，卖了十九块二。

傅秀兰蹲在旁边，看我数钱，眼睛瞪得溜圆。

“比我自己卖多卖了四块多。”

“你下回别在粮站卖，上车站来。车站人流量大，能多卖两成。”

她把钱接过去，搁在手心里攥了攥，忽然从里头抽出五块，递给我。

“干啥？”

“你帮我卖的。分你。”

“拉倒吧。我吃了你家一碗面俩包子，算顶账了。”

“一码归一码。你拿着。”

“不要。”

“拿着。”

她把钱往我兜里塞。我把她的手推开。

“傅秀兰，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

“你才犟呢。”

推来推去，最后她松了手。

“那行。明儿早上我拿这钱给你买火车票，算我送你的。”

第二天早上，傅秀兰真去车站给我买了一张回东沟的车票，一块五。

车票塞到我手里的时候，蒋月琴从灶屋里探出头。

“铁生，吃了饭再走。秀兰，给你同事煮俩鸡蛋。”

傅秀林坐在八仙桌前喝稀饭，拿筷子头戳了戳傅秀兰。

“姐，你昨晚是不是出去卖鸡蛋了？”

傅秀兰端碗的手顿了一下。

“你咋知道？”

“你俩出门的时候我听见了。妈睡得死，我没叫她。”

傅秀林把筷子搁下来。

“姐，下回这种事你叫我去。你一个姑娘家，半夜三更跟男的出去，让邻居看见了咋说？”

傅秀兰拿筷子敲了一下他的碗沿。

“你懂个屁。你姐是去卖鸡蛋，又不是去偷鸡。”

傅秀林嘟囔了一句，低头扒稀饭。

蒋月琴从灶屋里端了一碗鸡蛋出来，搁在我面前。

“铁生，吃。煮了四个，你吃俩，秀兰吃俩。”

我坐下来剥鸡蛋。傅秀兰坐我旁边，拿手背蹭了蹭鼻子。

“妈，昨晚我跟铁生去车站卖鸡蛋了。卖了十九块二。”

“多少？”

“十九块二。比我自己去粮站多卖了四块。”

蒋月琴愣了一会儿，拿围裙擦了擦手。

“四块……够买三斤多面了。”

她看了我一眼。

“铁生，你那脑子灵光。秀兰就是嘴笨，随她爸。往后再有鸡蛋，能不能还麻烦你帮着卖？”

“妈！”傅秀兰把鸡蛋往桌上一搁，“你咋使唤人呢？”

“我不是使唤。我是说——”

“行了行了。以后我自己去。多去两回就会吆喝了。”

我咬着鸡蛋，看她娘俩你一句我一句。

走的时候，傅秀兰送我到车站。

班车还没来，我俩站在站牌底下。

她把围巾解下来，递给我。

“车上冷。到站了回头我上厂里找你要。”

我接过围巾，闻见一股子皂角味儿。

“傅秀兰。”

“嗯？”

“你昨晚为啥不自己去卖？”

她把脸别过去，看着站牌上的路线图。

“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吆喝。”

“那你怎么不叫你弟去？”

她拿脚尖踢地上的石子，踢了老远。

“我弟今年考大学，晚上得看书。我爹看了一辈子大门，嘴比我还笨。我妈腿不好，走不到车站。”

她转回头来，看着我。

“我合计来合计去，就你合适。”

班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座。

傅秀兰在站台下头仰着头喊了一句。

“章铁生！”

“咋了？”

“你那卖鸡蛋的吆喝——下回教教我！”

车开了。我趴在车窗上往后看，她还站在站台上，拿手拢着嘴喊。

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后来我回厂里上班。

傅秀兰的鸡蛋攒够一篮子的时候，就来找我。

“章铁生，晚上下班别走。”

“又卖鸡蛋？”

“嗯。这回攒了十七斤。”

我教她吆喝。

“你跟着我喊——卖鸡蛋嘞——新鲜土鸡蛋——”

她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喊出一句。

“卖……卖鸡蛋……”

声音比蚊子哼哼大不了多少。

馄饨摊的老周笑得直拍大腿。

“姑娘，你这不是卖鸡蛋，你这是地下党接头。”

傅秀兰把脸埋进围巾里，拿眼睛剜我。

“都怪你。”

“怪我啥？”

“你教我教的不好。”

老周笑完了，给傅秀兰出主意。

“你喊不出来，就拍巴掌。拍三下手喊一声，有个动静就行。”

傅秀兰试了试。拍、拍、拍，喊一声“鸡蛋”。

连着拍了一个礼拜，她的声音从蚊子哼哼变成了正经吆喝。

“卖鸡蛋——土鸡蛋——红皮鸡蛋——”

虽然还比不上我嗓门大，但好歹能让人听见了。

过了两个月，傅秀兰来找我。

“章铁生，我弟考上大学了。省城的工学院。”

“好事啊。”

“学费还差二百。”

“多少？”

“二百。”

我把兜里刚发的工资掏出来数了数，四十三块五。

“我这儿不够。”

“不用你的。我妈把鸡卖了，又跟亲戚借了点。够了。”

她顿了顿。

“我弟走之前跟我说，让我谢谢你。”

“谢我啥？”

“谢你教我姐吆喝。我弟原话是——‘我姐现在能跟人说话了，以前跟个哑巴似的。’”

我笑了一声。

“你弟这话，跟你一样不会说话。”

傅秀兰也笑了。

那是我头一回见她笑得那么痛快，露着上排牙，眼睛眯成一条缝。

后来傅秀兰调到了质检科，不用再挡车了，活儿轻省了不少。

又过了一年，厂里分房子，她家分了两间。

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搬完了在新屋里吃饭。

蒋月琴炖了一只鸡，炒了四个菜，傅广才从门卫室拎回来一瓶二锅头。

喝到一半，蒋月琴拿筷子敲了敲碗沿。

“铁生。”

“哎。”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

“有对象没有？”

傅秀兰在旁边拿胳膊肘撞她妈。

“妈，你问这干啥？”

“我问问咋了？铁生帮咱家卖了半年鸡蛋，我关心关心他个人问题，不行？”

傅广才端着酒杯，闷声闷气地插了一句。

“我看行。”

“你看啥行？”傅秀兰急了。

“我看铁生这小伙子行。”傅广才把酒盅往桌上一墩，“就是不知道人家看得上咱家不。”

傅秀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俩有完没完？”

我端起酒盅跟傅广才碰了一下。

“叔，鸡蛋还得接着卖不？”

傅广才愣了一下，哈哈大笑。

“卖！咋不卖！往后你帮着卖，卖的钱对半分。”

傅秀兰把脸别到一边，耳朵尖红透了。

蒋月琴在旁边补了一句。

“啥对半分。铁生要是乐意，往后鸡蛋归他卖，钱也归他管。”

“妈！”

傅秀兰站起来，端着碗去灶台上盛饭，半天没回来。

傅秀林寒假回来，听说了这事，专门找我聊了一回。

“铁生哥。”

“嗯。”

“你跟我姐，真的？”

“真的啥？”

“少装。我妈都跟我说了。”

他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搁在我面前。

是一副眼镜，镜片擦得锃亮，镜腿换成了新的，铁的。

“你跟我姐的事，我没意见。但我跟你说清楚——我姐这人嘴笨，心里有啥从来不说。你得主动。”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这副眼镜是我用奖学金配的，旧的给你。你那个破眼镜戴了三年了，镜片都磨花了，我姐每回见着都说心疼。”

我接过眼镜，戴上试了试。

度数刚好，比我自己那副清楚多了。

傅秀林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

“往后我姐交给你了。”

“你呢？”

“我念书。等我毕业挣了钱，给你们补嫁妆。”

傅秀兰从屋里冲出来，手里攥着一只拖鞋。

“傅秀林！你胡说什么呢！”

傅秀林撒腿就跑，边跑边笑。

“姐，你别不承认了！妈都跟我说了，你半夜偷着给铁生哥送鸡蛋吃！”

傅秀兰把拖鞋扔出去，砸在院墙上。

后来我跟傅秀兰结了婚。

酒席摆在院子里的枣树底下，摆了四桌，厂里的同事来了大半，馄饨摊的老周也来了，随了五毛钱的礼。

老周端着酒杯跟我碰了一下。

“铁生，你那吆喝，再给咱来一嗓子？”

我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卖鸡蛋嘞——新鲜土鸡蛋——”

满院子的人笑成一片。

傅秀兰在旁边拿手捂着脸。

蒋月琴笑呵呵地往我碗里夹了一只鸡腿。

“吃。往后这吆喝用不着了。咱家鸡蛋不卖了，留着给你俩吃。”

傅广才端着酒盅，拿筷子头点了点我。

“铁生，我跟你说。当年你头一回来家里住，半夜跟秀兰出去，我不是没听见。”

桌上安静了。

傅秀兰的脸白了。

“爸——”

“我没吱声。我寻思着，一个大小伙子，大晚上不睡觉帮着卖鸡蛋，差不到哪儿去。”

他把酒盅里的酒一口闷了。

“往后你俩好好过。鸡蛋归你们，鸡归你妈，我啥也不要。”

蒋月琴拿筷子敲他。

“你倒会安排。”

满院子的人又笑。

我端起酒杯，跟傅广才碰了一下。

“爸，喝。”

他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

“喝！”

那天晚上收拾完了，我跟傅秀兰坐在枣树底下。

月亮又大又圆，照着院子里的蜂窝煤垛子。

“章铁生。”

“嗯。”

“你说咱俩这算咋回事？头一回上我家，你就帮我卖鸡蛋。第二回，我弟就把我许给你了。”

“你弟说，你嘴笨，让我主动。”

“你主动啥了？”

“我主动帮着卖了半年鸡蛋。”

她拿手捶了我一拳。

“你就这点出息？”

“那你说啥叫出息？”

她想了一会儿。

“明儿早上，你起来喂鸡。”

“行。喂几只？”

“二十三只。”

“二十三只？你妈啥时候养这么多了？”

“你卖鸡蛋卖得好，我妈拿卖蛋的钱又买了十只小鸡崽。”

我笑出了声。

“傅秀兰，你妈比咱俩都会做生意。”

她也笑了。

枣树上掉下来一颗熟透的枣，啪嗒一声砸在她肩膀上。

她捡起来擦了擦，掰开两半，一半塞我嘴里。

“甜不甜？”

“甜。”

第二年开春，傅秀林从省城写信回来。

信里夹了一张照片，是他在学校门口照的，戴着我那副旧眼镜，笑得跟他姐一个样。

信的末尾写了一行字。

“姐，铁生哥，等我毕业了，头一个月工资给你们买台电视机。你们结婚我啥也没送，补上。”

傅秀兰把信贴在胸口，在院子里站了半天。

我蹲在墙根底下喂鸡，抬头看了她一眼。

“你弟说买电视机？”

“嗯。”

“那咱得先通电。咱家还没拉电呢。”

傅秀兰低头看了看我。

“那你明儿去找电工。”

“行。不过有个条件。”

“啥条件？”

“拉完电，你给我煮碗面，荷包蛋搁俩。”

“俩？你吃得完吗？”

“吃得完。吃完我教你用电视天线。”

她把信叠好，搁进围裙兜里。

“章铁生，你这人，从卖鸡蛋到现在，就没个正经样。”

我从鸡食盆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麸子。

“正经啥？正经人谁半夜帮人卖鸡蛋？”

她想了想，又笑了。

“那倒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