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性侵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

人民法院报：性侵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轮奸情节、猥亵儿童加重处罚情节、“一对一”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性侵案件的适法统一探讨

——第六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综述

2026年8月24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期“至正·理论实务同行”刑事审判研讨会在上海二中院举行。本次研讨会聚焦“性侵案件的适法统一”主题，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研讨，现将研讨内容整理如下：

议题一：轮奸情节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二人以上轮奸属于法定加重处罚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关于轮奸的认定既涉及理论自洽，更涉及罪责刑相适应。实践中，二人以上共谋轮奸，有的全部奸淫得逞，有的部分得逞、部分未得逞，还有的着手实施奸淫行为但均未得逞。对于部分奸淫得逞如一人得逞或者二人以上（含二人）得逞，以及均未得逞的情形，是否成立轮奸，若成立轮奸是否存在未遂，以及对各行为人如何妥当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分歧较大。经过研讨，增进了共识，但也存在分歧。

共识方面体现在：第一，依法严惩轮奸犯罪行为。轮奸是一种严重的性侵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妇女的性自主权，而且对妇女的身体和心理造成极大伤害，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第二，认定轮奸需把握共同犯罪行为的整体性。轮奸属于特殊的共同犯罪，根据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则，轮奸的认定应当以共同犯罪整体行为为评价对象。故二人以上共谋轮奸，其中任何一人着手实施奸淫行为，无论是否得逞，轮奸情节的主客观构成要素即已齐备，成立轮奸，各行为人均应对轮奸承担刑事责任。如此，着手实施奸淫行为后奸淫是否得逞，与轮奸是否成立，属于不同层面的法律评价问题。申言之，二人以上共谋轮奸，仅部分人员奸淫得逞或者着手实施奸淫行为后无人得逞的，并不影响轮奸的成立。第三，在成立轮奸的基础上再认定既未遂形态。轮奸不同于一般强奸，也不是单纯的量刑规则，而是加重的犯罪构成，故应存在未遂形态。至于轮奸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存在分歧，详见后文论述。第四，根据轮奸的既未遂形态以及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量刑。如对轮奸未遂，可适用未遂情节，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奸淫未得逞，且在共同犯罪中地位较低、作用较小的行为人，可认定为从犯，从宽处罚。当然，对具有未遂、从犯等情节的行为人是否从宽、如何从宽，需要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考量轮奸行为的危害程度、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也有观点认为，二人以上共谋轮奸，至少一人奸淫得逞的方成立轮奸。如无人得逞，则被害人未遭受奸淫得逞所对应的实害结果，此时量刑起点为十年有期徒刑，即使适用未遂情节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难免失之过重。对此，多数观点认为，二人以上共谋轮奸，着手实施奸淫行为后即使无人得逞的，因行为人往往会对被害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在实施奸淫过程中又高度伴随猥亵行为，这样量刑可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量刑确实失衡的，可通过区分主从犯再予调节。

分歧方面，主要是关于轮奸既未遂的标准。第一种观点认为，轮奸既遂应以二人以上已实际完成轮流奸淫行为为标准。全部奸淫得逞的，全案当然为轮奸既遂。对于部分奸淫得逞或者着手实施奸淫行为但均未得逞的，既未遂形态可分为：一是二人以上奸淫得逞的，因已实际完成轮流奸淫行为，全案为轮奸既遂，未得逞的需对轮奸既遂负责，即对各行为人均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考虑存在奸淫未得逞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差异，可通过主从犯调节量刑。二是仅有一人奸淫得逞的，因未实际完成轮流奸淫行为，全案为轮奸未遂，系轮奸未遂与共同强奸既遂（基本犯）的想象竞合，择一重处，即按照轮奸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再通过未遂、从犯等情节调节量刑。一般而言，对奸淫得逞的认定为主犯；对未得逞的是否认定为从犯，需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轮奸中仅一人奸淫得逞，与普通共同强奸一样，如一男一女（帮助犯）试图强奸一人，被害人只遭受一人奸淫得逞所对应的实害结果，如认定为轮奸既遂，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难免量刑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三是着手实施奸淫行为但均未得逞的，全案为轮奸未遂，系轮奸未遂与共同强奸未遂（基本犯）的想象竞合，择一重处，即按照轮奸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再适用未遂、从犯等情节调节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轮奸具有亲手犯属性，各行为人的犯罪形态应根据其奸淫是否得逞予以分别评价，即奸淫得逞的为轮奸既遂，未得逞的为轮奸未遂。具体而言：一是全部奸淫得逞的，成立轮奸且为既遂，对各行为人均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二是部分奸淫得逞的，成立轮奸，其中奸淫得逞的为轮奸既遂，未得逞的为轮奸未遂。对奸淫得逞的，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对奸淫未得逞的，需承担轮奸的刑事责任，但可适用未遂情节酌情从宽处罚。三是着手实施奸淫行为但均未得逞的，成立轮奸但为未遂，考虑被害人未遭受奸淫得逞所对应的实害结果，一般适用未遂情节减轻处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仍失衡的，可通过区分主从犯再予调节。

第三种观点认为，奸淫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轮奸既未遂应以各行为人的奸淫目的是否得逞为标准，其中任何一人未完成，则共同计划未得逞，全案为轮奸未遂。反之，全部奸淫得逞的，全案为轮奸既遂。轮奸既遂的，对各行为人均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轮奸未遂的，对其中的奸淫得逞者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维持惩治力度；对奸淫未得逞者可适用未遂情节酌情从宽处罚，实现罪责评价的个别化。

　　关于轮奸既未遂标准的上述分歧，主要在于一人奸淫得逞时，对奸淫得逞者是在加重法定刑幅度内量刑，还是认定为轮奸未遂（全案轮奸未遂），选择加重法定刑幅度，再通过未遂情节调节量刑，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对此，需进一步探讨，以形成共识。

议题二：猥亵儿童犯罪加重处罚情节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2）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3）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4）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实践中，关于猥亵儿童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猥亵儿童多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适用，存在分歧。经过研讨，形成以下倾向性意见：

　　第一，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强奸、猥亵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性侵犯罪，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从严惩处，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第二，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猥亵儿童，情节轻微的，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加重处罚情形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故需要根据猥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界分罪与非罪，为治安处罚预留必要空间。对构成犯罪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以及与强奸罪的罪刑协调，合理界分罪轻与罪重，严格审慎认定加重处罚情节，防止不当适用导致量刑畸重。具体需要综合猥亵部位，猥亵人数、次数，猥亵行为持续时间，是否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被害人受伤害程度，是否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行为人有无前科劣迹及其他反映主观恶性的情节等因素，整体把握衡量。

　　对“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把握，因不同情形的猥亵方式和危害程度差异较大，不能简单以人数或者场所要件的形式满足即加重处罚。如“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并非当然加重处罚，立法为此设定了“情节恶劣”的限定条件。故此，需要坚持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相结合。如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猥亵多名儿童的隐私部位，猥亵多名儿童持续较长时间的，应当加重处罚。但若猥亵多名儿童的行为程度较轻、时间较短，情节一般的，则不能加重处罚。再如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如隔着衣服短时间抚摸，短时间触摸非私密部位，情节并非恶劣的，也不宜加重处罚。

　　第三，坚持同类解释规则。司法解释对“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列举了三种情形，如采用“肛交”“口交”等方式实施猥亵，在猥亵过程中有严重摧残、凌辱行为，以及制作传播被害人隐私视频，以此胁迫实施猥亵等，上述情形均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故加重处罚。遵从同类解释规则，对兜底性条款“其他恶劣情节”的具体认定，应当与法条及司法解释列举的加重情形在罪质罪量上具有相当性。

议题三：性侵案件中“一对一”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实践中，强奸等性侵案件的客观证据少，被告人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发生性关系，特别是熟人之间发生的案件，双方各执一词，出现“一对一”证据僵局，此时如何把握强奸等性侵案件的证据标准？如何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和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如何综合全案证据作出罪与非罪的判断？经过研讨，形成以下倾向性意见：

　　第一，坚持证据标准的统一性。性侵案件的证据有其自身特点，不能因为客观证据少或者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出现“一对一”冲突，就轻易得出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结论，而应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被告人辩解的合理性、言词证据与其他证据是否相互印证、全案能否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等，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综合判断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第二，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应注重细节真实性和整体一致性。被害人陈述是判断被害人“是否自愿”的重要证据，重点审查以下方面：一是被害人陈述是否自然、有细节，是否符合常识常情常理，因为“细节不会说谎”。对于迷奸案件，因被害人往往很难陈述被奸淫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此时需要基于前因后果事实及其他在案证据，审查认定奸淫行为是否发生。二是被害人陈述是否前后稳定，如有变化能否作出合理解释。如系因创伤后应激、记忆模糊等客观原因所致，并非就核心事实作虚假陈述，一般不能以此否定真实性。三是被害人陈述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如事前明确拒绝性行为的聊天记录，事后及时报警，可以印证被害人非自愿发生性关系。再如暴力痕迹、衣物被撕烂，可以印证被害人实施了反抗行为。四是被害人陈述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态等相适应，也是审查判断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重要方面。

　　实践中，被害人“是否自愿”这一主观事实，通常采用事实推定方法，若推定成立即非自愿，可以进一步确信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即以前因后果事实作为基础事实，运用常识常情常理推定被害人主观上是否自愿。前因后果事实，如双方的关系、地位，包括认识时间长短、是否有感情基础，是否有特定关系或者特殊身份等；案发当时双方的身体姿态、衣物状态、暴力痕迹、时空环境，如被害人是否醉酒、是否被下药、衣物是否被撕扯、是否有伤痕、是否处于深夜偏僻场所等；被害人前后的行为表现，如事前是否明确拒绝性行为，事后有无指责及情绪、精神变化等；告发的时间、经过是否正常合理，如是否及时报案，是否存在索财未果、情感纠纷引发、家属施压后报案等情形。

　　第三，审查判断被告人辩解应注重合理性和一致性。为防止片面依赖被害人陈述，以及弥补主观事实推定方面的不足，需给予被告人充分反驳的机会。对被告人辩解，重点审查以下方面：一是辩解是否符合逻辑和生活经验；二是辩解是否前后一致，有无重大出入；三是辩解能否得到其他证据印证，能否对缺失的客观证据进行合理解释；四是辩解能否构成合理怀疑，从而推翻证据链条。

　　实践中，被告人往往以双方关系暧昧、系男女朋友，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被害人没有明显反抗、呼救，被害人事后反悔、诬告陷害等为由，辩称系自愿发生性关系。上述辩解是否合理，需要综合审查判断。当然，双方关系暧昧或者属于男女朋友，不意味着被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被害人没有明显反抗、呼救，个案差异较大，与双方力量悬殊、系特定关系或者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等有关，不等于被害人自愿发生性关系；被害人是否事后反悔、诬告陷害，关键在于发生性行为时被害人是否自愿。

　　总之，对于“一对一”证据，如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有细节，能够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而被告人辩解明显不合常理、前后矛盾或者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则足以形成确信，排除合理怀疑。当然，需要防止片面依赖被害人陈述定案的倾向，也要防止以客观证据少或者被害人否定意愿不够明显、反抗程度不够强烈等为由，否定被害人陈述的证明价值。

　　（作者单位：罗开卷：法学博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袁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同济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纪明岑：法学博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