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来省委大院探我 点名要见省委书记 书记拒见 他掏出保密电话拨号

大伯来省委大院探我，点名要见省委书记，书记拒见，他掏出保密电话拨号

我叫王小军，今年二十六，在省委保卫处当干事，其实就是个站岗巡逻的，穿一身制服往大院门口一站，查进出车辆和来访登记。这活儿不累，就是熬人，三班倒，夜班最难受，凌晨两三点那会儿困得眼皮拿火柴棍都撑不住。我是前年考进来的，大专学历，能进省委大院上班，在我们村算放了个卫星。我妈逢人就说我家小军出息了，在省里当干部。我说妈你可别吹了，我就是个看大门的。我妈不听，照样吹。

我大伯叫王德厚，今年六十七，是我爸的亲哥哥，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大伯这人命苦，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回来娶了我大娘，生了个儿子，我堂哥，结果堂哥八岁那年掉河里淹死了，大娘受不了刺激，第二年也走了，大伯就一个人过到现在。他没再娶，也没再要孩子，就守着那几亩地，农闲了去镇上打打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爹每年过年都给他送钱送粮，大伯收了，可从来不多要，给多少算多少，绝不多伸一次手。

前阵子大伯给我打电话，说小军啊，我寻思去省城看看你，顺便办点事。我说行啊大伯你来，我带你逛逛。我没当回事，寻思他就是想出来转转，老年人嘛，在家闷得慌。我还专门跟同事换了班，腾出一天时间陪他。

那天早上大伯坐大巴来的，我到长途站接的他。他穿了件新的灰夹克，头发理得整整齐齐，脚上换了双新布鞋，还提了个黑提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啥。我说大伯你提的啥，我帮你拿。他手一缩，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提。我看他那架势，跟护着啥宝贝似的。

我先带他去吃了碗牛肉面，他吃完了抹抹嘴，说小军啊，你们那个省委大院，能不能领我进去看看？我说能啊，我跟门卫说一声就行，你是我亲属，登记一下就能进。他点点头，说那行，吃饱了咱就去。

进了大院，我领着他从大门口往办公楼走，一路给他指，这栋是组织部，那栋是宣传部，中间那栋最高的就是省委主楼，书记省长都在里头办公。大伯一边看一边点头，走到主楼跟前，他站住了，仰头看了半天，忽然说：“小军，我想见见你们省委书记。”

我当时就乐了，说大伯你别开玩笑了，省委书记哪能说见就见，我都来两年了，连书记的专车从我跟前过的时候都没几次，人家那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开会就是调研，见个客人都得提前半个月约。大伯说那你帮我问问，就说老家来人了，想跟他反映点事。我说大伯你要反映啥事你跟我说，我帮你写个材料递上去不就完了？大伯摇摇头，说这事得当面说，材料说不清。

我劝了半天劝不住，他那人犟，认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没办法，我领着他去了信访接待室，想着让接待的人跟他说说规矩，他兴许就死心了。信访接待室在西门那边，屋里坐了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姓刘，态度倒挺好，问大伯有啥事。大伯说我要见省委书记。刘大姐也乐了，说大爷，书记不是随便见的，您有啥事先跟我说，我给您登记，该转哪个部门转哪个部门。大伯说不行，这事只能跟书记说。刘大姐劝了半天，大伯就一句话，见不着书记我就在这儿等着。

我在旁边急得直搓手，说大伯咱走吧，你这样我回去咋跟领导交代？大伯看看我，说小军你别怕，不连累你，你该上班上班去，我自己在这儿坐着。说完他真就一屁股坐信访室的长椅子上了，从黑提包里掏出个搪瓷缸子，又摸出包茶叶，找刘大姐要了壶开水，泡上茶，跟没事人似的喝上了。

刘大姐没辙了，打电话往上汇报。过了半个钟头，省委办公厅那边来了个人，姓孙，是个副处长，三十多岁，戴个眼镜，说话客客气气的。他蹲大伯跟前说大爷，书记正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实在抽不出时间，您有啥事跟我说，我一定给您转达到。大伯喝了口茶，说小伙子，你跟书记说一声，就说王德厚来了，他见不见？

孙副处长愣了一下，说我一定转达，您先回去等消息行不行？大伯说不等，我就在这儿坐着，他啥时候开完会我啥时候见。孙副处长脸有点挂不住了，站起来跟刘大姐嘀咕了几句，又出去打了个电话。过了十几分钟回来，脸色不太好看，说大爷，书记说了，今天实在安排不开，让您先回去，改天再约。

大伯把搪瓷缸子往椅子上一搁，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了句：“行，那他不见我，我找别人。”

说完他从黑提包里摸出个东西，我一看，是个手机。那手机我认识，老式的，黑壳子，厚得跟块砖头似的，天线还支棱着。我寻思大伯还挺时髦，用这么个古董。可孙副处长脸色“唰”就变了，他盯着那个手机看了好几秒，嘴唇哆嗦了一下，说大爷，您这电话……哪儿来的？

大伯没搭理他，拿拇指按了一串号，把天线拔出来，凑耳朵边上，等了两声，对着话筒说了句：“老排长，我德厚。嗯，在省委大院呢。你那个兵，叫周什么来的，周明远，现在当省委书记那个，我找他反映点事，他不见我。嗯，对，就现在。行，你跟他说。”

说完他把手机递给孙副处长：“你接一下。”

孙副处长接过手机的时候手是抖的。他凑耳朵边听了一小会儿，腰一下就弯下去了，连说了好几个“是是是，明白明白”，然后把手机双手捧着还给大伯，扭头就往主楼跑，跑得皮鞋后跟都快甩飞了。

我站旁边都看傻了。我说大伯，你那手机咋回事？大伯把手机装回提包，拉上拉链，说没啥，当年在部队，我当班长，老排长对我挺好，教我认字，教我打枪。后来他调走了，临走把这部保密电话留给我，说以后有啥急事找他。我这几十年没找过他一回，今儿算是破例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主楼那边电梯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快步走出来，后面跟着孙副处长和好几个穿衬衫的。那人走到大伯跟前，老远就伸出手，说王叔！您来了咋不提前说一声！大伯跟他握了手，说周书记，你忙，我就说两句话，说完就走。

这个周书记就是我天天在大门口远远看着的那位省委书记周明远。他拉着大伯的手，说王叔您这话打我脸呢，走，上我办公室坐。大伯说不坐了，就一件事，村里那条路，修了一半停了，说是没钱，可隔壁村去年刚修了条新的，比咱那条宽一倍。我就问一句，这钱到底有没有，有就接着修，没有我就回去发动乡亲们自己凑。

周书记听完，扭头跟旁边一个秘书模样的说，查一下，哪个村，什么项目，资金卡在哪儿了，明天给我报告。秘书拿本子记了。周书记又跟大伯说，王叔您放心，这事我盯到底。大伯点点头，说那行，你忙吧，我走了。

出了省委大院，大伯提着他那个黑提包，慢悠悠地往公交站走。我跟在后头，腿肚子还有点转筋。我说大伯，你那个老排长到底是谁啊？大伯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孩子，问那么多干啥。回去好好上班，别瞎打听。

后来我打电话问我爹，我爹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才说，你大伯当年在部队，救过一个人的命。那人后来官当大了，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你大伯从来不提。我问那保密电话呢？我爹说，好像是有这么个东西，你大伯拿回来就锁柜子里了，几十年没见他拿出来过。

那之后大概过了俩月，我回老家看我妈，路过我们村那条路，发现真修上了，压路机轰隆隆响着，新铺的柏油黑得发亮。村里人蹲在路边看热闹，说这回修得结实，底下铺了三层石子。我大伯蹲在自家门口剥玉米，见我回来了，扔过来一根生玉米，说煮煮吃，甜得很。

我问他，大伯，路修了，你高兴不？大伯把玉米粒搓得哗哗响，说高兴啥，早该修了。顿了顿，他又说，小军，你在省里上班，记着一句话——能自己办的事，别麻烦人。实在办不了了，再说。我应了一声，把玉米揣兜里走了。

上个月，大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部保密电话他交上去了，老排长的儿子来收的，说他爹前阵子走了，走之前嘱咐把这部电话收回去，别搁外头。大伯说交就交了吧，搁我这儿也是浪费电池。

我拿着电话，半天不知道说啥。大伯在那头又说了句：“小军，路修好了，你下回回来别走省道了，直接走咱村那条，近。”

我说好。挂了电话，我站大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忽然觉得我大伯这个人，比我见过的所有当官的都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