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小萌被“开盒”了——她个人信息泄露，频繁受到骚扰。她带着两百多页骚扰记录走进派出所当天，民警把骚扰她的张佩叫来了，告诉她，他们负责调解，要判对错得去法院起诉。
后来，张小萌提起诉讼，赢了官司，法院判张佩书面向她道歉，不得再在网络上向她发送信息。但她依旧担心。她拿着判决书问法官：如果对方继续骚扰她该怎么办？法官回复她，这需要去问执行庭。张小萌觉得麻烦，没有去问。
张小萌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派出所调解后，张佩还曾写保证书，称不会再在网上发关于张小萌的信息，但他后来违反了承诺。而上述判决生效后，张小萌称，骚扰仍在继续。
这个细节我写进稿子之后，又在文档里看了很多遍，同时反复思考：为什么判决书没能有效阻止骚扰行为？
近几年，我做了好几篇聚焦“开盒”等网暴行为的报道，直到做这一篇，我才真正意识到：“维权难”不是一句笼统的印象，它可以拆成一道道具体的“坎”。
杜云被“开盒”后，曾在自己所在地和对方所在地派出所报案，都未获立案。最后，她走了民事诉讼，赢了官司，但也丢了工作。
张安安被“开盒”后，身份证照片被发到网上，手机被陌生短信“轰炸到发烫”。她前后花了半年时间依法拿到“开盒”者信息，又花了两年时间走完司法程序。法院最终判决：“开盒”者在贴吧连续三日道歉，赔偿公证费五百元、精神损害赔偿两千元。
即便付出上万元的维权费用，张安安仍然觉得值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付出法律的代价”。
律师关鸿对我说，据他了解，“开盒”者花八十元就能买到个人信息，维权者走正规司法程序则可能至少需要五千元。从这个角度看，违法的代价和维权的成本之间，存在数十倍的落差。这还未算诉讼消耗的时间、精力，其成本更是巨大。
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指向的不只是对违法者“惩罚太轻”，更是受害者没有一条足够便宜、足够便捷、足够有效的维权通道。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敬力嘉对我说，目前法律规范设立的网暴判断标准操作性较弱，“具体的判断标准很多是平台自行确立”，这种情况下法律难以落到实处；律师关鸿也说，网络暴力与言论自由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这些也可能成为维权者要面对的“坎”。
写这篇稿子时，我回头去看了此前写的几篇关于“开盒”的报道，其中那些关于“互害”的故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刘沧打游戏时被人骂了一句，便省下伙食费，花八百元去学“开盒”技术，然后通过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对方父母，吓得对方直接退群。这让他体会到一种“胜利的快感”。后来，他被称为“开盒皇帝”，还出售个人信息，一个月赚几百到一千多元。再后来，刘沧因“开盒”他人、售卖个人信息等被判缓刑，他的“继任者”没有放过他——刘沧的家人也成了被“开盒”的受害人。
占奕的故事是另一个方向的循环。2020年，占奕被刘沧“开盒”，他后来换身份重新入圈，一路把自己变成圈内开盒最疯狂的人。圈内人叫他“占皇”，追随他的大多是未成年人。暴力有时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2024年4月，四名青少年在占奕老家门口蹲了三天，把暗红色的门板敲得“锵锵作响”，没有人应声。
在“开盒”的江湖里，加害者、受害者、复仇者，这些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轮转。
以前写这些故事，我把它们放在“圈内文化”“青少年社会化”的解释框架里。但此次这篇题为《被“开盒”后，胜诉与止损的距离》的报道，揭示了网暴的另一面：当合法救济渠道消耗的成本高于“以暴制暴”的代价，“互害”循环就有了经济学逻辑。
法律的完善正在酝酿之中，《反网暴法》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敬力嘉说，截至2023年我国已出台网络领域立法一百四十余部，但网络空间瞬息万变，法治化进程任重道远。张安安希望加大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希望公安机关对关于“开盒”等网暴行为的报案给予更好的支持。
《反网暴法》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网络暴力报案或相关部门移送的案件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取证、立案侦查。
一部法律从征求意见到落地，尚有一个优化完善的过程。我们写杜云遭“开盒”后失业的遭遇、张安安历时两年多的维权路以及张小萌反复遭骚扰的经历，也是呈现法律法规和现实期待之间的距离。
（除敬力嘉外，文中其他人为化名）
《弦外》是澎湃人物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弦外”，是报道的弦外之音、弦外之意，也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沉思。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编辑 彭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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