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盯着屏幕,心里犯嘀咕:这玩意儿也太丑了。
扁塌塌的一个铁盘子扣在脑袋上,边缘一圈宽檐耷拉着,远看像顶了一口倒扣的锅,近看更像某部科幻片里飞出来的迷你飞碟。《伟大的长征》里,国民党中央军扣着它,红军干部团也扣着它,两拨你死我活的人在同一个屏幕上戴着同一款“丑东西”往死里打。弹幕里肯定有人忍不住敲字:剧组是不是穷疯了,从哪个废品站淘来的同款道具?红军怎么也戴国军的盔,导演懂不懂历史?
你先别急着骂。恰恰是这顶丑得让人过目不忘的头盔,藏着《伟大的长征》剧组最不愿意走的那条路——一条别人嫌麻烦、嫌不好看、嫌不“燃”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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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得从头说。这顶形似飞碟的铁帽子,大名叫布洛迪钢盔,英文写作Brodie helmet,老家不在中国,也不在德国,在英国。设计它的人叫约翰·利奥波德·布洛迪,一个英国人,1915年拿出来的方案。你只要看一眼它出生的年代,就明白它为什么长成这副模样。
1915年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年份。西线战场从运动战一头扎进堑壕战,双方几十万人蹲在烂泥沟里,头顶上一天到晚往下掉的不是雨,是榴霰弹的弹片、炸飞的碎石、被掀起来的土块,还有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流弹。士兵脑袋上那顶布帽子,挡风可以,挡铁疙瘩等于光着脑袋等死。
布洛迪盔就是冲着这个场景去的。它不是让你戴着冲锋陷阵耍帅用的,它是让你蹲在壕沟里把脑袋缩下去的时候,头顶能有一块铁板替你接住那些从天而降的碎铁片。宽大的帽檐向四周伸出,蹲着的时候弹片滑开,站起来的时候跳弹弹开,土块石头落下来顺着边沿滚下去,伤不着脖子。它是一把可以戴在头上的伞,只不过伞面是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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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1915年列装了它,型号叫MK I。法国人几乎同时拿出了自己的亚德里安头盔,思路大同小异。这两款家伙开启了现代军用钢盔的时代,但它们的基因里都刻着堑壕战三个字:便宜,能冲压,能大规模生产,能护住蹲在沟里的人的脑袋。布洛迪盔尤其便宜,一块钢板冲压成型,做工简单到令人发指,成本压到最低,英国人就靠这个把上百万顶钢盔塞到了前线士兵头上。到了二战,英国人又改出了MK II,盔型几乎没动,主要改的是内衬和下巴带,让它戴起来不那么硌脑袋。
你可能会问,英国人自己用的东西,怎么就跑到了中国长征的路上,还同时扣在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红军干部团的脑袋上?
这中间隔着一条漫长的军火河流。
现代钢盔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到1920年代。吴佩孚的部队据考证就配过钢盔,开的中国军队戴钢盔的先河。但真正让这种铁帽子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是1930年前后各路军队疯狂引进军备的那股风潮。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之后开始成批采购英国托尼盔,也就是布洛迪盔的另一个俗称,装备给了中央军校。你别以为“中央军”三个字就意味着从头到脚德式精良,那是1935年以后的事。在M35钢盔定型量产之前,中央军各部手里攒着的飞碟盔数量相当可观。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中央军校支援前线的部队照片里,托尼盔和德国盔已经混着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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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阀更不用说。桂军、粤军、西北军,甚至部分川军,都从各种渠道成批弄来了英式飞碟盔。西北军二十九军七七事变时守着卢沟桥的士兵,头上那顶像圆礼帽又像飞碟的钢盔,就是布洛迪。这些盔的来路五花八门,有从英国人手里买的二手现货,有从美国仿制品转口的,有国内铁工厂照着样子敲出来的“土造”,圆的扁的长的窄的都有,正经英伦原厂的反而不多。但不管来路怎么杂,它们在1930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战场上构成了一个基本事实:飞碟盔是那个时间段里中国军队最可能见到、也最可能捡到的钢盔。
这个事实,对一支军队来说,是灾难;对另一支军队来说,是机会。
灾难的那一方,是国民党中央军自己。英式老钢盔看着唬人,戴起来要命。那里面是一层毡底皮垫,夏天太阳一晒,铁壳子把热量直接传到头皮上,捂得人发昏。臭虫还特别喜欢藏在皮垫里头,一顶盔传着戴,虱子臭虫跟着换防。更要命的是它在战场上不好使:卧倒射击的时候,宽大的帽檐往前一压,挡着瞄准视线,三点一线成了三点不见;往后一翘,抵着后脖颈,头都抬不利索。一顶为了堑壕蹲姿设计的头盔,被硬塞给需要在山地和田野间奔跑、匍匐、瞄准的士兵,水土不服到了骨子里。所以后来中央军一旦有了德式M35,立刻把飞碟盔踢到一边,不是没有道理的。
机会的那一方,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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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里面对的是什么部队。国民党北路军、东路军、西路军,里头有中央军,也有大批地方军阀。这些部队里戴飞碟盔的不在少数,战场上被打死打伤一个,盔就丢一顶;阵地被突破一次,仓库就搬空一片。红军没有兵工厂给你冲压钢盔,没有外汇给你去欧洲下单,但战场本身就是补给线。干部团的那些飞碟盔,一顶一顶,全是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
广东乐昌市博物馆里就躺着这样一顶钢盔。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的队伍经过乐昌白石镇三界墟村,在老乡家里借宿歇脚。临走的时候,红军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答谢,留下了一顶缴获的英式钢盔。老乡把它收下来,一放就是几十年,1986年征集入馆,后来定为国家三级文物。你去想想那个画面:一支饿着肚子赶路的队伍,一个普通的赣粤边小村,一顶从某个不知名的国民党士兵头上摘下来的铁帽子,被当作“值钱的东西”留了下来。这顶盔没有刻着哪场大战的名字,但它比任何战报都更具体地说明了一件事——红军的钢盔,是一顶一顶从敌人手里捡过来的,不是发下来的。
干部团是红军里唯一成建制集中配发钢盔的部队,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全团出发时一千四百多人,到遵义剩一千三百,到陕北大约只剩六百。老战士的回忆录里写得清清楚楚,上级给每个班发了三顶钢盔,指导员告诉战士,这是从白军手里缴的好家伙,戴上它保护脑袋,要记住这是革命的本钱。一个班三顶,意味着十来个兵里头只有两三个人能扣上铁帽子,其他人还是布帽。你在镜头里看到干部团冲锋的时候钢盔稀稀拉拉、磕痕锈迹参差不齐,那不是美术组偷懒,那是历史本来的样子。它不好看,但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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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伟大的长征》里国民党中央军头上那顶飞碟盔,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长征发生在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德国M35钢盔1935年7月才在德国定型量产,等它大批量运到中国装备部队,长征已经走到尾声了。在长征的时间窗口里,中央军里当然有德械装备的部队,但更多的部队、更普遍的情况,是飞碟盔还在一线撑着。剧组让中央军戴飞碟盔,不是在“丑化”谁,而是在时间线上老老实实地站住了脚。反过来,如果让长征途中的红军或者中央军人人顶着一排锃光瓦亮的德式M35冲锋,那才叫穿帮。过去几十年里,德式钢盔在中国战争剧里早就不是一个道具了,它是一个情绪按钮:一戴上,音乐自动变雄壮,画面自动变史诗,观众自动觉得“对味儿了”。《伟大的长征》把这个按钮拔掉了,换上了一堆看着寒酸、戴着难受、却经得起查证的铁盘子。这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点对历史本身的尊重。
这顶飞碟盔最让人感慨的地方,还不在于它有多丑,或者它从哪儿来。在于同一顶铁帽子,扣在两种不同的人头上,讲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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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士兵头上的飞碟盔,是一个关于“买”的故事。从英国买,从美国转口买,从国际军火市场的二手货里挑,买来撑军容,买来给中央军校的学生充门面,买来在地方军阀面前显摆“中央”的派头。但它买得来头盔,买不来一条能够把物资送到每一个士兵头上的补给线。德式钢盔来了就换德式,美式装备来了就换美式,飞碟盔被丢在仓库里、丢在战场上、丢在溃退的路边。
红军干部团头上的飞碟盔,是一个关于“夺”的故事。没有订单,没有外汇,没有兵工厂,每一顶都带着上一次战斗的痕迹。全班三顶,轮着戴,戴着的人知道自己脑袋上扣着的是战友用命换来的东西。干部团从一千四百多人走到六百多人,那些钢盔有的跟着主人走到了陕北,有的留在了湘江边、赤水河畔、雪山草地的某个无名之地。乐昌老乡家里那顶被当作谢礼留下的钢盔,主人后来走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也许走到了,也许没有。
同样一块铁,被买来的,最后被扔掉了;被夺来的,最后被记住了。
你在屏幕上看到的那顶形似飞碟的丑头盔,说到底只是一块冲压成型的钢板。它没有M35那种工业美学的锋利线条,没有后来美式M1那种饱满圆润的现代感,它就是一个一战堑壕里爬出来的老古董,被时代的风吹到了中国,落在了两支军队的头上。一支军队把它当过渡,另一支军队把它当宝贝。一支军队戴着它想的是“什么时候换更好的”,另一支军队戴着它想的是“这是革命的本钱”。
《伟大的长征》把它重新翻出来,扣在于和伟身边的干部团战士头上,扣在对面国民党军的头上,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好看。它是为了让你在某一帧画面里忽然意识到:那些人当年就是顶着这么个又丑又沉的东西,走了两万五千里。铁片不会说话,但铁片上的锈迹和磕痕,比任何台词都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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