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 戴老板的“盖饭回收”
1946年初的南京，冬雨裹着长江的湿气往骨头缝里钻。军统局本部大楼里，戴笠正对着一封实名举报信发愣。信是上海区一个老牌特务写的，字里行间透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劲头，核心意思就一句：咱们内部有共谍，建议先抓再审。
以戴老板“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觉悟，对共产党人向来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可他的目光扫到被举报人的名字时，手指头在桌面上叩了三下，停住了。
李时雨。
他叫来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问话。这督察长姓甚名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是我党潜伏的同志。督察长进来先敬礼，然后不紧不慢地汇报：“戴先生，李时雨这个人，抗战前就在汪伪那边做事，给咱们递过不少情报。陈公博身边的红人，能是共党？我看是有人眼红他少将的衔。”
戴笠又找了两个人问，话里话外都是“李时雨是国防部打入汪伪组织的地下工作者，过去为党国做了不少贡献”。领导一发话，底下人瞬间老实了。那封举报信被戴老板表演了一出“盖饭回收”——当面夸举报人“忠于职守”，转头就把信锁进了保险柜。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戴笠的专机撞上了南京岱山。军统上海区那帮老特务没了顾忌，直接把李时雨扔进了号子。
戴老板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保下来的这个“党国忠臣”，不但是内鬼，还是一位潜伏了十二年的资深共谍。更不知道，替他保人的那个督察长，也是共谍。
这叫什么？这叫共谍保共谍，一保一个准。
二 东北小伙的“省略版”简历
李时雨是东北人，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论专业，他在日本控制的天津高等法院当检察官，那是相当对口。只不过他的入职简历上省略了亿点点项目经历。
比如他带着北平学生堵国民政府大门，diss老蒋不抗日——这事干得挺大，但简历上不能写。比如他率领义勇军打游击，炸毁了鬼子的军列——这事干得更大，简历上更不能写。再比如他打入西安剿总当办事员，对东北军搞统战——后来东北军被蒋咔咔裁员整编，李时雨也被“油化”了，这段经历自然也就“毕业即失业”。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想混进敌人内部当好汉奸，那就更不能提了。好在民国的大学生不像现在通货膨胀，李时雨拿着法学本科文凭去应聘天津伪法院检察官，面试官一看：学历正经，谈吐斯文，当场就给发了offer。
众所周知，天津这个地方情况非常复杂。李时雨跟《潜伏》里的余则成一样，日常以打探情报为主，偶尔搞点极限操作。比如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营救被捕同志。
伪法院各种案子里涉共犯人往往判得最重，甭管是真是假，沾上基本就是死刑。这种情况下花钱救人容易暴露，物理救人李时雨又没那身手。所以他整了套丝滑小连招。
第一步，趁着办案书记官外出，屋里没人，他把卷宗烧成灰。下属回来找不到卷宗就傻眼了。这时候李时雨先是板起脸一顿批评：“你怎么搞的？东西呢？”接着又微微一笑，好心提点：“当初皇军入城时，法院不是挨过炸吗？东西肯定是那时候烧没的！”书记官恍然明白——卷宗我压根就没见过，那玩意儿谁问我都没见过啊。
第二步，李时雨借着视察监狱找被捕同志私聊：“卷宗已经烧毁了，你就咬定是跟人打架被诬陷进来的，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压根不认识。记住了，你是个打架斗殴的混混，不是革命者。”
第三步，他利用职务之便跟庭长主审陪审挨个递话：“有个旧案涉及我朋友的亲戚，年轻人手欠得罪了人——可不手欠，还叫年轻人吗？大伙看我面高抬贵手，回头咱下馆子好好搓一顿。”
一套连招下来，被捕同志当庭喊冤，法院表示查无实据，直接判了个无罪释放。那同志走出法院大门时腿都是软的，李时雨从后面追上来，塞给他一张火车票：“别回头，往西走。”
李时雨就这么兢兢业业工作了两年。不出意外的话，他能潜伏到天津解放。然而1939年8月，一个特别的offer从天而降。
三 天上掉下来的“汪伪六大”
李时雨要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汉奸汪精卫主办的“国民党六大”。
我党特工冒充国民党员参加汪伪大会，这么离谱的事儿，抗日神剧都编不出来，但事情还真就这么离谱。汪精卫为了建立汪伪政权，打算在“76号”特工总部召开大会，彰显自个才是国民党政统。可问题是他都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了，名声臭大街了，上哪找几百个代表站台啊？所以底下人为了参会KPI好看，各种弄虚作假，就地取材。
负责江苏大区的特务丁默邨拿一帮中统叛徒凑人数。负责平津大区的特派员朱晶华找老乡李时雨出门面。
李时雨满脑子问号：“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参会呢？”
朱晶华大手一挥，压低声音：“实话跟你说，我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的。姓汪的跟我都是国民党改组派，这姓汪的老信我了。再说了，他们急着拉人，不会搞政审。你就放心搁这儿跟我混，指定吃不了亏，咱背后还有委员长撑腰的！”
李时雨都听傻了。不是哥们，你这也太实诚了吧？军统的人跟共产党交底，这叫什么？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事关重大，他得赶紧跟上级汇报。组织一查——这既不是杀猪盘，也不是钓鱼执法，属于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嘴边了。上级回话就一个字：去。两个字：快去。三个字：赶紧去。
就这样，李时雨顶着“国民党北方代表”的头衔前往上海参加大会。出门在外，谁还没一两个马甲呢。参加完“汪伪六大”，李时雨可以说是赢麻了。除了给我党送去大量情报，他因为参会有功，在汪伪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这职位虽然没实权，但地位很高，接触面可上可下，还不用上下班打卡，很适合搞情报。
于是1940年4月，李时雨辞了天津的工作前往南京上班。临走前他把法院办公室抽屉里最后一份没烧完的卷宗也点了，看着火苗蹿起来，他拍了拍手，对送行的同事说：“天津这地方，我算是干明白了。”
四 汉奸堆里的“业务骨干”
入职汪伪政府三个月，李时雨就从一个无名小卒混成了人人巴结的对象。要说他怎么做到的——一半是个人努力，另一半靠同行衬托。
立法院那帮委员都是奔着升官发财当汉奸的，别说专家学者了，连知法懂法的都不多。大伙道德水平浑浊不堪，业务能力却清澈见底。开会时只知道“我反对你的反对”，毕竟表态又不花钱，出主意日后可是要担责任的。
这时候法学专业的李时雨随便唠两句都显得格外靠谱。别人说“这个提案我看行”，他说“这个提案第三款与现行民法相抵触，建议修正后交付表决”。别人说“陈院长高见”，他说“陈院长在法学上的造诣，学生佩服，不过此处若引德日立法例，似乎更妥帖”。陈公博在台上听得直点头——这小伙，懂行。
汪伪政府二号大汉奸、立法院长陈公博很快就注意到他，把他列入考察名单。如何在汉奸领导手下进步，绝对是门技术活。面对陈公博，别的下属要么猛吹彩虹屁，要么大包小包送礼。但李时雨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这个大汉奸虽然爱舔鬼子，但自诩清高，看不上别人舔自个。
所以他针对领导痛点，又来了套丝滑小连招。首先，为领导解答各种专业问题，打造业务骨干的人设。陈公博半夜写演讲稿卡壳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李时雨二十分钟赶到，拿着钢笔在稿纸边上刷刷批注，第二天陈公博照着念，台下掌声雷动。然后，再真诚地夸领导有学问——“院长这篇讲话，引的是王宠惠先生早年的观点吧？学生当年在北平读书时就拜读过，院长运用得比原文还透彻。”政法学要出身的陈公博听得浑身舒坦。最后，李时雨又刷了刷秘书的好感度。怎么刷的？陈公博的秘书姓莫，好两口小酒，李时雨隔三差五拎瓶绍兴黄上门，也不多坐，聊半小时就走。莫秘书后来逢人就说：“李处长这人，实在。”
一套连招下来，陈公博认为这小伙既真才实学，又忠厚诚实，将他看作亲信。一时间李时雨成了汪伪红人，大小汉奸、各路官员都来加他的好友，搞得他自个都心虚。他悄悄问组织：“我这么进步，会不会太高调？”
我党组织告诉他：“大胆往上爬，官越大越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越红，敌人越不会怀疑你。”
1941年，随着陈公博调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保安司令，李时雨进步成了司令部秘书处长。这职位对他来说简直是耗子掉米缸里了。他不仅能光明正大接触机密文件，还可以趁机和华中局大佬潘汉年取得联系，把不少同志安插进保安司令部。怎么安插的？保安司令部招文书，李时雨亲自面试，看简历先看字写得怎么样——字写得好的，多半是念过书的；念过书的，多半是有点良心的；有点良心的，多半可以发展。他就这么“多半多半”地往里头塞了七八个人，个个都安排在机要室、收发室、档案室这些关键位置。
当然了，做好地下工作的前提是得糊弄好汉奸领导。因为陈公博日常太忙，司令部很多事儿全靠李时雨负责，每项工作他都让人挑不出错。凡是秘书处重要文件，他亲自送到市政府找陈公博品阅。陈公博有时候在开会，他就站在走廊里等，一等两小时，手里文件整整齐齐，连个折角都没有。这么贴心能干的下属，哪个领导不喜欢？
很快，李时雨又又又兼任军法处长。他一个人横跨法政军三界，可谓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当敌人搞事情都能及时做出反应。
五 清乡计划与“一个师的兵力”
1942年，汪伪政府为了清剿新四军，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李时雨作为上海清乡会第四处处长，一拿到具体的清乡计划，就迅速派人送到了新四军军部。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呢？按陈毅军长的话说，起码帮我们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清乡计划里写得明明白白：日军三个联队、伪军两个师，分三路合围茅山地区，时间定在农历八月初三，口号是“梳篦式清剿”。李时雨把这份文件往怀里一揣，当天晚上就送到了联络站。三天后，新四军主力跳出合围圈，在敌人后方打了七个伏击。日伪军首次行动以失败告终。
有了李时雨不断报信，敌人大举出动，新四军提前转移。敌人小队行动结果就成了——“报告太君，我的手下一个不少，全让新四军给收拾了。”
时间一长，鬼子就开始拿陈公博撒气。有一次日本联络官在司令部拍桌子，把陈公博骂得狗血喷头。整个伪司令部鸦雀无声，只有李时雨除外。因为他身上职务太多了，这项工作差点，还能用别的业绩找补。
之前陈公博为了把上海打造成“王道乐土”，天天高喊廉洁政治，让手下奉公守法。结果别的汉奸都把这话当耳旁风——你不拿我怎么拿？我不拿，陈先生都不拿，陈先生不拿，我们怎么进步？只有李时雨不拿领导说话当放屁。他对地痞流氓重拳出击，严惩了包庇赌场烟馆的伪军官，以及一个给他送金条想走后门的商人。那商人把金条塞他抽屉里，他第二天就把金条交到了市政府财务处，还附了张纸条：“职李时雨，不敢私受。”
这事很快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保安司令部的日本联络官夸李时雨“执法如山，廉洁奉公”。陈公博一看鬼子满意，自己更开心了，立马号召机关干部“多向李时雨同志学习，共建大上海治安”。
这下子豪绅流氓、大小汉奸纷纷找李时雨攀交情拜码头，就怕他哪天查案查到自己头上。李时雨落了个廉洁奉公的名声，却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毕竟大多数汪伪官员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你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不就跟郭汝瑰一样一眼共谍吗？
考虑到这一点，李时雨决定给自己整点花边新闻。他刻意结交了三个电影女明星——一个是新华影业的台柱子，一个是国华公司的花旦，还有一个是唱文明戏出身的。没事儿请她们吃饭聊天跳跳舞，保护她们不受流氓骚扰。那段时间上海小报上隔三差五就有“李处长夜宴群芳”的花边。那些心脏的人一看——哟，这李处长艳福不浅呐。李时雨自黑成功，在陈公博手下又干了两年。
六 两个大汉奸抢一个卧底
1944年，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升任一号汉奸，李时雨即将迎来新的进步机会。可接管上海的周佛海不干了——“你总得给我留个干活的人吧？我看李时雨就不错。”两个大汉奸为了争一个卧底差点没打起来。陈公博说李时雨是我立法院的人，周佛海说李时雨在清乡委员会干过，算我这边序列。最后折中：李时雨上午在陈公博那边，下午去周佛海公馆送文件。
对李时雨来说，换个领导区别不大，只是送文件的地点改成了周佛海的公馆。周佛海这人比陈公博难伺候，疑心重，爱试探人。有一次他突然问李时雨：“你说，日本人还能撑多久？”李时雨想了想，说：“职下不懂军事，但看上海粮价，日本侨民都在囤米了，恐怕撑不过明年。”周佛海盯着他看了五秒钟，笑了：“你倒是实在。”从那以后反而更信他。
当然了，他进出周公馆的时候，不知道那还潜伏着一位叫华克之的红色特工。两条线上的同志不约而同把周佛海暗中通蒋、积极反攻的情报通通汇报给了我党。有一次李时雨在周公馆走廊里跟华克之擦肩而过，俩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后来李时雨回忆，那一瞬间他直觉对方是“自己人”，但他没问，华克之也没问。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认的别认。
李时雨在周佛海手下不到一年，日本就宣告投降，汪伪政权彻底倒台。随着国民党即将接收上海、过来“肃奸”，摆在李时雨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提桶跑路，撤回解放区；要么继续潜伏，等着被清算。到时“国民党员”的身份还不知道好不好用。
就在他拿不定主意时，又一个特别offer从天而降——欢迎入职军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