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景漂”还能漂多久？景德镇，请你回答！

爱一座城，便以批判为犁，翻松它板结的土壤；恨一座城，便以赞美为沙，掩埋它真实的根基。

请做它最严苛的镜鉴，照见每一道裂痕。

——写在前面的话

这几年，巧哥老喜欢跑去景德镇，总想在这个陶瓷艺术之都寻找到什么，可是每次从景德镇回来，感觉是一种失落感。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陶瓷艺术的人，看到的是这里艺术浮躁了，铜臭味多了，而真正耐得寂寞与孤独的陶瓷艺术家少了，尤其是从事陶瓷艺术的年轻人，更是耐不住寂寞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曾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景德镇，挤满暴富失败的年轻人》，开头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景德镇并不是狼狈的撤离，而是看清生活后的清醒选择。陶艺依旧在心里，但脚下的路，也要与现实保持平衡。人生的答案，本来就不必固定在某个地方。重要的也不是留与走，而是允许自己不断选择和成长。”

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巧哥于是想起了方李莉教授说过的话。2012年，她第一次把“景漂”这个词写进展览前言，在国际上使用。她认为“景漂”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老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景德镇正在走向“后农业文明”，是一种更可持续、更人文、更绿色生态的现代化道路。

方教授的学术判断，巧哥向来敬重。但学者的理想与现实的走向，往往南辕北辙。方教授描绘的那个“后农业文明”的景德镇，正在被另一种力量吞噬。

什么力量？旅游的逻辑，收租的逻辑，网红城市的逻辑。

该文说，从打工人的乌托邦，到人满为患的网红城市，景德镇只用了不到3年。

一

有报道说，2023年，景德镇景漂超过6万人。2025到2026年，仍然有6万余人。

一个“仍”字，乍看是稳定，细想是心惊。

稳定的另一面，是停滞。来了多少人，走了多少人，恰好持平？还是来了十万，走了四万？官方数据不会告诉你这些。

但每一个在景德镇待过的人，都能感受到那股暗流。

陶溪川的孵化数据很漂亮：累计集聚3.3万景漂创客，孵化成功率98%，孵化出4500余个独立陶瓷品牌。

数字是光鲜的，可是你去看陶溪川的那些年轻人有没有卖，卖出了多少？98%的成功率背后又是什么？

更关键的问题是：留下来的人，在做什么？

媒体讲过洪瑶的故事。这个24岁的姑娘，最喜欢的是传统青花瓷，拿大笔蘸水在坯上游走，画出天空和海洋的感觉。拿到朋友店里，一个月一个没卖出去。后来她开始画“可爱风”，三笔一个苹果，五笔一个吐舌头的表情，一天能画十几二十个，好卖了。

一个学陶瓷的研究生，最终靠画表情包糊口。这不是她的错，这是市场的选择。但当整个景德镇的市场都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当“可爱风”占领市集，当“十元三串”变成“十元八串”依然有人趋之若鹜，那些真正有艺术追求、想做点东西的年轻人，他们去哪了？

答案是：被挤走了。

二

三宝艺术村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那是国内最早的世界各国陶艺家聚集的地方。美院的、陶大的、国外的艺术家，在这里创作、交流、生活。他们和传统制瓷的工匠混居，工作室林立，空气里都是自由和艺术的味道。

有朋友跟巧哥说过，景德镇的美，就藏在一扇扇门的背后。

说的就是三宝。

这种形态的经济价值不直接，但文化价值不得了。如果继续发展艺术聚落，三宝会成为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精神地标，是景德镇的“梵蒂冈”。

可现在呢？三宝变成了拍照打卡的地方，节假日堵车堵到几个小时不动。

巧哥多次体验到堵车的情景，网约车缓缓蠕动，到处是人流。

一位在景德镇漂了九年的年轻艺人无奈地说，房东要收回物业要涨租，愿意出高价的是餐饮，是民宿。

工作室根本无力承担，大量的艺人被撵走。

老胡在景德镇烧陶瓷三十多年，他的工厂搬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远离城市中心，他告诉巧哥，搬是因为涨租，租金没办法承担，而离城市中心远，租金便宜。他说今年的生意更不好做，准备缩小二分之一的规模。

媒体说，12年前在三宝创立品牌“无边窑”的高柳绫绪和丈夫温敏雄，正在考虑搬离。客流确实多了，但买原创作品的人没多。那些定价两三百元起步的陶瓷，吸引的大多是进来拍照的游客。房租却翻着跟头涨。

不只是三宝，雕塑瓷厂周边，几年前几百元月租就能租下一栋民房当工作室。到了2025、2026年，同样的房子月租已经普遍涨到数千元，“一年一签、到期再议”成了房东的默认操作。创作者被迫从市中心搬到近郊，再从近郊搬到更远的村子。每一次搬家都意味着创作中断、作品损耗。

更麻烦的是，城郊民房普遍层高不够、电路带不动窑炉、没有排烟管道，根本不适合做陶瓷。你让一个拉坯的、烧窑的、画瓷的艺术家，搬到连窑都开不了的地方，他怎么活？

他曾是一位媒体记者，但十多前来到景德镇做“景漂”，那时他觉得景德镇是充满活力与艺术的地方，在这里追求艺术与生活，他认为人生很有价值，有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可侃大山，生活成本不高，生活节奏不快，城市很少堵车。

可如今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成本越来越高，挣钱却越来越少。这也是一些年轻艺人来了，又逃离的重要之因。

三

景德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底子：千年瓷都，世界级的文化IP。瓷器是中国文化最大的IP，景德镇就是这个IP的生活现场，欧洲人膜拜中国瓷器膜拜了好几个世纪，这是景德镇的根。

但这个根，正在被一种过时的旅游模式侵蚀。

有人说，旅游能带来人流，人流能带来消费，消费能养活艺术家。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是一厢情愿。

游客多，不等于买陶瓷艺术作品的人多。游客来景德镇干什么？吃小吃，拍照打卡，买十块钱八串的手串。他们的停留时长是一天半到两天，消费集中在餐饮住宿和廉价纪念品上。

一个游客花十块钱买八串手串，和一个藏家花几千块买一只手工茶盏，花几万元买个青花瓶，对景德镇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是在消费“景德镇”这个符号，后者是在支持一种手艺、一个创作者、一条生态链。

当整个城市都在迎合前者的时候，后者就活不下去了。

再说，当景德镇的民宿多了，美食店多了，打卡地多了，这与其他的旅游城市又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巧哥要说的，这座城市已与其他旅游城市一样，被同质化了。

而挤走的艺人工作室恰恰是这座城市最具个性，最具潜力的，甚至可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媒体说，陶溪川发行了一支不动产信托基金，把一期的物业打包，未来的收益分红给信托投资人。招募说明里写得清清楚楚：近90%的收入来自收租。商铺租金占37%，酒店租金占16%，市集摊位费占23%。摊位租金2023年是800万，后来涨到2200万。

这个资产包暴露了一切，它清清楚楚地告诉你：陶溪川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围绕文化做文章，带来人流；人流吸引摊主和商家入驻；然后收租子，再涨租，这是典型的房地产逻辑。

思维逻辑决定做事方式。原来的市集是年轻人的初创土壤，现在的市集是旅游产品。原来的摊主是做瓷器的创客，现在的摊主越来越多是职业商贩。

土壤没了，逻辑变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传承，不就成了空谈？

更不能“人味散了，钱味多了，创作氛围也在加速褪色。”

一位在景德镇深耕了十多年的青年艺术家，遗憾地回到了家乡，他告诉巧哥：“艺术需要寂寞，而景德镇如今太喧闹了。”

还有一位在景德镇漂了三十年艺人对巧哥说，他也回到了老家，每年会来二次景德镇住上一二个月，把画好的作品小样带到景德镇，在景德镇再创作，把作品烧好后快递回老家，老家比景德镇更有市场。

而另一种现实是，在景德镇年轻艺人评职称和荣誉难，僧多粥少。一位年轻的艺术家说，他离开景德镇几年后就评上了高级工艺师、省工艺美术大师，如果他还在景德镇，恐怕十年后也不一定评得上。

四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千年瓷都汇聚世界目光，景德镇理应借此东风，把陶瓷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但申遗后的现实是复杂的。

陶溪川的阶梯孵化体系确实在运转。创意市集摊位费每月300元，公共窑炉烧一窑50元。媒体报道说，来自黑龙江的王南浩夫妇，带着1万多元启动资金从市集起步，4年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年收入突破12万。景漂贷累计投放3.53亿元，惠及975名创客，这些是真实发生的支持。

但另一面同样真实。三宝村的房租在跳跃式上涨。申遗成功后，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17%，“酒店”搜索量同比上涨近5倍。游客涌入拉升了核心区商业地产的租金，陶艺家被挤出了原生的创作环境。

市城投集团推出了“唐英青年艺术公社”，100平方米的工作室月租800元，约为市场价的五分之一，租期最长五年，不设营业额考核，拒绝网红商铺。这是在托底，是政府在用国企物业对冲市场租金上涨。

但一个唐英公社能装多少人？18000平方米，满打满算容纳数百个工作室，而景德镇有6万景漂，有十万手工从业者，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托底只能救急，不能救生态。一个健康的陶瓷艺术生态，需要的是自由生长的土壤，是艺术家可以低成本试错、可以安心创作、可以慢慢生长的空间。这种空间，不是靠几个国企项目能造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是无数个三宝、无数个雕塑瓷厂周边、无数个老厂那样的地方，自然而然形成的。

现在，这些土壤在板结，在消失。

方李莉教授说，“景漂”是“后农业文明”的实践者。巧哥多年前去景德镇的时候，见过那些年轻人，他们从美院毕业，不去大城市打工，跑到景德镇租一间民房，拉坯、画瓷、烧窑。他们和本地工匠混在一起，学手艺，交朋友，过着一种在大城市不可能想象的生活，那种自由和生机，是真实的。

然而，今天的景德镇，游客来了，流量来了，钱来了。但钱流向了哪里？流向了民宿，流向了餐饮，流向了收租的房东和信托投资人。做陶瓷的年轻人，要么转型做“可爱风”，要么被涨租赶走……

媒体曾报道这样的数据：有初创创客月收入约3000元，月生活支出约900元，剩下的钱大部分投入创作，几乎没有积蓄空间。一个做陶瓷的年轻人，一个月挣三千块，刨去吃饭，剩两千，买泥买釉买工具，所剩无几。他拿什么生活？拿什么发展？拿什么体面？

五

景德镇现在的旅游，对十万手工从业者，有没有支撑？

景德镇原有的两大基础，艺术家村是文化逻辑，手工业版的“硅谷”是产业逻辑。东郊那片地方，有陶瓷大学、有研究所、有瓷厂、有作坊，拉坯的、釉水的、绘画的、烧窑的，极致细分，一个想法可以轻松实现。陶大的老师带着学生做东西，学生摆摊创业，形成了乐天市集。那是手工业版的硅谷啊，一整套完整的产业链，一个大型的创业园区。

现在呢？雕塑瓷厂改成了摆摊收租子的地方。陶艺街节假日堵车人很多，但没有什么消费，人都跑到旁边的陶阳新村买廉价纪念品去了。因此，大量的工作室作坊不得不离开。

景德镇啥都有，偏偏选了一条主题公园加商业综合体的路。通俗地讲，这是一条很土鳖的路。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家里给你买了一台劳斯莱斯，你开着它出去跑货拉拉。而且你还跑得挺高兴，觉得自己挺努力，每天拉货拉到半夜，沾沾自喜。

一到节假日到处堵车，本地居民的生活被严重侵扰，酒店价格暴涨，典型的潮汐状态。

媒体说，景德镇游客量的增长体量可观，去年接待游客3900万人次，规模和三亚相当，但创造的收入，三亚是一千多亿，景德镇不到三分之一。

差距在哪里？在于停留时间的长短和消费内容。吃小吃拍照打卡买纪念品，是游客在这里发生的主要行为，又怎么可能有深入的文化体验？

巧哥要说的是，景德镇不是要留住多少游客，游客就是游的，他们打完卡就走人。

景德镇要留住的是年轻的艺人，他们才是这个艺术之都最需要的人，艺术是需要传承的，他们住下来，就能给这座千年之都添活力，添砖加瓦。

他们住下来，才会吸引那些喜欢陶瓷艺术的收藏人。

六

回到开头的问题：景德镇6万景漂还能漂多久？

答案取决于景德镇的选择。

如果继续把旅游放在首位，继续让收租的逻辑主导城市发展，继续用民宿挤走工作室，用“可爱风”淘汰青花瓷，用十元八串的手串取代有灵魂的创作——那么景漂这个群体，会从“仍为6万余人”变成“降至5万”，再到4万……不是没有人来，是没有人留。

如果景德镇真正把陶瓷艺术放在首位，把陶瓷文化产业作为火车头，把旅游作为配套而不是主导，让手工业的生态重新生长起来，让艺术家可以低成本地创作和生活，让“景漂”这个词重新回到方李莉教授当年赋予它的那层含义，那么，6万人可以变成8万，10万，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陶瓷文化高地。

瓷器是中国文化最大的IP，也是景德镇的根。

一个城市的发展，短期看流量，中期看产业，长期看文化。

景德镇有全世界羡慕不来的文化资源，有天生的好内容。它应该是手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艺术家的融合体，然后依托于此，有一个高复购、高驻留时长的深度体验文化内容的旅游业。

这就要看景德镇决策者的远见和眼光。

前阵子国家提出了推动历史经典产业的发展，瓷器排在首位。这是国家要产业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抓的信号，是文化复兴落实到实体经济的国家级战略方向。景德镇是国家级的试验区，肩负的使命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关，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文化、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

那些没有太多资源禀赋的城市搞网红打卡旅游，是因为它们没有偶像包袱，没有别的选择。景德镇不一样，景德镇是全世界陶瓷文化的超级巨星，你的一举一动，全世界都在看。

江西不缺旅游胜地，三清山、龙虎山、庐山、武夷山(北)都世界自然遗产地，还有滕王阁、婺源、龟峰、望仙谷、鄱阳湖等，但缺的是文化高地，景德镇理应打造成世界陶瓷的艺术圣地，而不是拥堵的“旅游胜地”。

真正的圣地，要靠艺术家的作品、学术会议、驻留计划支撑，而非网红墙和文创雪糕。

‌“景漂”才是核心资产‌：让艺术家愿意留下生活、创作，比让游客多拍几张照片重要得多。

让陶瓷不仅是文化，更是能养活人的实业，艺术才有持续生长的土壤。‌

景德镇要关注景漂，还要关注刘远长、宁钢等这样闻名中外，扎根景德镇一辈子的老艺术家，是他们薪火相传，是他们把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带向了世界。

景漂能不能漂下去，最终不是景漂自己的事，是景德镇的选择，是这座千年瓷都的选择。

选对了，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选错了，潮水退去，一片狼藉。

这不是危言耸听。

那些年轻人，他们不欠景德镇什么，他们带着梦想来，带着手艺来，带着对陶瓷的爱来。他们可以饿着肚子搞创作，但不能一直饿着肚子搞创作；他们可以忍一时的涨租，但不能永远在搬家；他们可以画“可爱风”糊口，但不能一辈子只画“可爱风”，因为他们有艺术的追求，有青春的梦想。

当民宿挤走了年轻的艺人，当收租的逻辑碾碎了创作的土壤，这座艺术之都，还能有活力吗？

景德镇，请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