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办学始末

前言

1926 年北伐军席卷两湖，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推向长江中游。湖南作为北伐主战场与南北枢纽，迅速成为各方军政力量角逐的焦点。1927年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通称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正式成立。这所学校仅存续十六个月，却历经国共合作、马日事变、宁汉易帜三次剧变，先后由唐生智、程潜两任湘系实力派接掌，完整映照出北伐时期地方军阀复制 “黄埔模式” 的尝试与失败，也见证了那一代青年军人在革命洪流中的选择与分化。

一、“唐僧”的黄埔野望

“唐僧”是唐生智绰号，渠正式法名“法智”。他这人略有军事才具外，有毛的智，其思想力羸弱，知识浅薄，不然就不会扯什么以佛治军，并让官兵受戒、佩戴“大慈大悲救世”胸章。民国信佛将军多的是，没人像他这么离谱的……先不说他，以后另文铺叙。

1926年北伐军入湘，法智将军率部归附国民政府，一年多时间内，从湘军师长迅速膨胀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麾下坐拥第8、17、18、35、36 军，势力覆盖湘鄂两省。长沙分校的诞生，本质上是法智将军在急速扩军背景下，对蒋先生利用黄埔弟子成功路径的一次东施效颦。

任何部队急剧扩张带来的最致命短板，就是基层军官严重匮乏。湘军军官多为行伍出身，战术陈旧、派系林立，忠诚度难测，部队无法形成战力整合，你明白张发奎夸口说第四军几万人，就能干垮唐部的信心来源吧？

而蒋先生以数千学生为骨干，短短两年便建设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嫡系部队，其 “建校育才——培植嫡系——扩充实力” 的路径，法智将军看在眼里，馋在心里。

他觉得自己不但需要一批会打仗的军官，更需要一支从出身、履历到情感都跟自己深度绑定的干部队伍。

1926年12月，经蒋电准，法智将军在长沙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委任石醉六为筹备主任，校址选定原湖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协操坪。学校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序列，实则人事、经费、指挥权完全由第四集团军掌控，是典型的 “挂中央招牌，办派系军校”。

长沙分校有两册同学录，左为带职生，学员为唐生智部基层军官，右为学生队同学录……有时候不看到同学录，我都不敢相信文献记载。

学校面向湘、鄂、赣、川、黔、皖、豫、粤、桂九省招生，分设长沙校本部与武昌招生处。消息传出，各地革命青年蜂拥而至，报名者逾万。经选拔，最终录取青年学生约1200 人，有资料记载招收了60位女生，同学录上没有，不予采信。说是九省统招，其实九成为湖北、湖南籍……江西籍有投军理想的青年，早被张治中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先手卷跑。

同时，从法智将军各部抽调800名连排级现役军官入校轮训，全校总计约2000余名学员生，分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四科，编为8个大队。青年学生队学制1年，带职干部队学制6个月，以 “养成军事、政治人才，完成国民革命工作” 为办学宗旨。

1927年3月10日，第三分校在协操坪举行开学典礼，法智将军、石醉六及国共两党代表出席。校长石醉六以 “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致辞，激进的革命语调响彻校场。

二、国共合作的军政教育典范

建校初期的长沙分校，是大革命时期左派色彩最浓厚的军校之一。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汪精卫、法智将军、石醉六任常务委员，刘兴、何键、李品仙、叶琪、周斓等湘军高级将领任校务委员，张国威、廖磊等师长任教务委员，构建起军方主导、国共参与的治理架构。

行政与教学体系分为军事、政治两个教育系统，军事教育由石醉六负责，教官多为湘军资深军官与保定毕业生；政治教育设政治部，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担任主任。

政治教官有恽代英、高语罕、李达、柳直荀、滕代远等一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学者，他们定期到校开展大型政治讲演，受众不仅限于本校学员，还吸引长沙各界进步青年旁听。

长沙分校之操场及校舍侧面。

长沙分校之校门……很简陋，像横街窄巷的入口。

分校教学坚持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并重。军事课程严格参照黄埔本校标准，开设典范令、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测绘、野外勤务与实兵演习，注重实战能力培养。政治课程权重极高，除三民主义外，还系统开设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民革命史等科目，不少学员在校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党团组织，成为后来湖南工农运动的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的长沙第三分校，既是培养基层军官的军事院校，也是华中地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遥相呼应，共同支撑着两湖地区的国民革命干部教育。

三、马日事变后长沙分校的褪色与转向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鲁莽发动 “马日事变”，第三分校作为共产党人与左派力量据点，成为重点打击目标。事变当日，许部包围学校，搜捕共产党员与进步师生，当场杀害进步学员20余人，逮捕50余人，逾百名左派学员生被迫离校逃亡。

夏曦书记与恽代英、高语罕等政治教官狼狈逃出长沙，学校原有的政治教学体系陷入瘫痪。（题外话，

夏书记挺惨的，背锅侠，他一个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人品端正的三好学生，毛润芝先生的同学兼亲密战友，其历史印象落了个非理性杀人狂魔，最后还要被淹死。说他在湘鄂西根据地搞肃反，杀得只剩下三个半共产党员。这他妈堪比国民党”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更狠辣阿……问题是，枪杆子在贺龙手上，就凭夏书记所能指挥的政治保卫局几杆枪，天天排队任他杀，他们能杀一万多人？你看被肃反整死的同志，籍贯是哪，你就明白了……还不明白，看富田事变）

马日事变后，法智将军从武汉返回长沙整顿校务。撤了校长石醉六与教育长余范传，由谢煜焘接任教育长并主持日常校务，湖南省代理省长周斓实际掌控学校大事。同时裁撤政治部，全面停止马列理论、工农运动等左派课程，仅保留三民主义教育，同时在师生中开展清党排查，大批进步学生或被捕、或转入地下、或投奔武汉。

经过此次事变，长沙分校从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转变为派系的军官训练机构。原有政治科改为步兵大队，全校统一以军事训练为主，办学规模大幅缩减，带职生队结业后，最终学生队仅余数百人。

四、程潜接掌分校，进行“掺沙子” 的权力逻辑

1927年下半年，宁汉战争爆发，法智将军被南京西征军迅速击败。11月11日，法智将军通电下野，东渡日本。11月14日，西征军总指挥颂公率嫡系第六军进驻长沙，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接管第三分校。

颂公并非第一次办军校。早在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出任军政部长时，他就开始“以校建军、以乡结党”的实践。

从1923年4月创办大本营陆军教导营起步，短短三年间逐级扩充为大本营陆军教导团、大本营陆军讲武堂、攻鄂军讲武堂，最终演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堂，可谓 “三年五校”……校随军走，军兴则校兴，学校始终跟着部队迁移，基本上就是专属基层军官生产线。

嗯，我对颂公评论，很克制阿。

谭鱼翅有次踏入军政部，发现“举目皆是湖南人”，一个本应面向全军的军事行政机关，几成湖南同乡会。颂公就这点毛病不好，喜欢培植私人班底，这习惯贯穿其整个军政生涯，也延续到长沙分校的接管工作中。

接管学校后，颂公将第六军学兵队强行并入分校，与原有学生混合编队共同训练，引发轩然大波，双方由互相谩骂到群殴，数次火拼。站在教育逻辑上看，学兵队入驻校舍，单独编队，另施教育显然没问题，但政治逻辑上，合并混编才是唯一选项。

插班这事在普通学校没问题，军校是真不好办，小规模十几二十人可以，数量一多，必生矛盾……1916年，袁皇帝挂了后，其自任团长的模范团解散，陆军部安排部分优秀士兵插班入保定六期，六期同学连袁皇帝都没面子给，搬出枪械武装阻止插班生入校，最后搞得萌昌上将亲自带队，才把这事压下来……同期广州，李济深将一百来个武训所毕业的优秀学员插班六期二总队，也是搞得一地鸡毛……

三起同类事件皆鸡飞狗跳，引起我注意，查阅了资料，大概揣摩明白颂公用心。

第一，借壳镀金，给自己嫡系学兵解决学籍问题。第六军学兵队没有中央认可的正式军校学籍。而长沙分校却拥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 正式番号，毕业生有官方文凭、全国军界认可。学兵并入，可以直接拿到中央军校毕业生身份，这是自办军校永远得不到的核心资源。

第二，打散建制，稀释唐派势力。原分校学员生都是唐在任时招录，派系属性极强。如果让他们单独编队毕业，这批人日后仍会投奔唐系旧部，等于接了个空壳。混合编队可以直接打乱原有建制，同时用学兵队员穿插监视，防止串联闹事。

或者还有第三、第四条原因，我暂时不能肯定……如教学与生活管理上进行混合编队，统一教学，是不是出于省钱省事考虑？毕竟教学资源与经费有限，分队教学即意味着行政开支增加、教官课时翻倍，薪资也要上涨的。

但学生混编肯定不是颂公一时冲动，对他而言，军校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是培养派系的工具，是军官身份的发放机关。作为家长，他得为嫡系谋划安排好前途。

五、学生的出走与军校终局

强行合并，引发了原分校学员生的激烈反抗。这场冲突表面上是新旧学员矛盾，实质上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

原分校学生多为知识青年，他们经过大革命思潮洗礼，投笔从戎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对国家民族负有相当责任，不是某个人、某个地方派系附属品。在他们看来，强行塞入部队学兵，不仅仅拉低文凭含金量，更等于把他们强行绑架进第六军的派系，断送了投身国民革命的前途。

更微妙的是，颂公“小算盘” 打得太明显，连学生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赤裸裸的地方派系操作，与青年心中理想格格不入。恰在此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于是原分校学生开始分批自行离开长沙投奔南京。最终约500人被南京本校收容，单独编队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三大队，在南京完成剩余军事训练后，于1928年3月30日毕业，成为黄埔六期中最早毕业的批次。俗称“前三大队”。

这批学生的出走，与四年前广州的一幕如出一辙。当年颂公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堂，苦心招来大批湖南子弟，结果蒋先生在黄埔一招手，陈赓、左权，陈明仁他们就翻围墙走了一半，连四十多个醴陵子弟都留不住。不是青年不念乡情，而是黄埔站在 “国民革命中心” 的正统制高点上，代表着更宏大的理想和更广阔的出路。颂公还在用传统的 “恩庇—— 依附” 逻辑招揽人才，而青年一代已经按照 “主义——理想” 的逻辑选择道路。

留在长沙的原分校学生最后只剩二百余人，与第六军学兵队合并编训。颂公委任李国良为教育长，全面撤换唐系教职员，彻底清除左派政治课程，仅讲授国民党党义；军事训练以步兵科目为主，原炮兵、工兵科少量学员全部并入步兵。学校完全沦为第六军的附属训练机构，不再对外招生，工作重心转向收尾结业。

1928年7月，留在长沙学生完成全部训练，正式结业，学员全部分发至第六军及湖南各保安部队任职。同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撤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番号，校舍交还地方政府，剩余器材与教职员分别并入其他军事训练单位。至此，创办仅一年零四个月的长沙第三分校正式终结。

六、地方实力派的军校迷思

短命的长沙分校，本质上是民国地方实力派试图复制 “黄埔模式” 的一次典型失败。

无论是法智将军，还是颂公，他们看明白了蒋先生事业成功的路径，以办学培养基层军官，依靠军官打造嫡系部队。但他们都没看清，或者说不具备蒋先生条件——拥有中央正统名义、全国性的政党体系支持、持续的财政资源，以及 “国民革命” 的主义旗帜。而唐、程只有湖南一省地盘，代表的是地方派系、个人小团体的利益与诉求。

他们都想用军校培植自己的势力，却最终都没留住青年。经过五四启蒙与大革命洗礼的新一代青年，要的不是一个乡党大佬庇护与栽培，而是一个能投身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平台。当现实距离目标太远，青年就会用脚投票，奔向他们认为更代表国家与未来的方向。

长沙分校的兴衰，照见了湘系实力派的局限，也照见了那个大时代的走向……地方割据正在落幕，以主义和中央名义整合全国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所办学一年多的军校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北伐变局中的权力博弈与思想碰撞。

七、长沙分校转南京本校知名毕业生

以下人物全部是1927年入读长沙第三分校，后转入南京六期第三大队。留长沙学生，除学员队认出有两人最后晋升至团长，学生队除军统湖南三李的李崇诗外，几无一人名字熟悉，升团长的那两位，都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于中央军校高教班或军训班再度受训，方始有此前途。如带职生学员王政直，邵阳人，193师579团团长，军训班三期毕业。

这便是我在《黄埔盛名下，被边缘化的分校史研究》一文所述，当军校创办者在与中央政治或军事竞争中失败，一定会影响学生未来在军中的前途与晋升。

曹仰山（1907—1935）湖南双峰（原湘乡）杏子铺镇人。1927年以笔试第三名、口试第一名考入长沙第三分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入南京六期第三大队步兵科。毕业后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53师317团任政治训练员，1930年在江西 “围剿” 苏区期间策动数连官兵投诚红军。身份暴露后辗转进入闽浙赣苏区，历任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教育长、红十军参谋处处长、红十军团参谋长。1935年1月被俘，同年8月被枪决。

蔡杞材（1909—1995）湖南益阳人，字可庵。抗战前历任第8军排长、第一集团军独立第5旅总务科长、训练总监部苏豫两省新兵训练视察主任；抗战期间回湘，任湖南省军管区编练处少将处长，参与四次长沙会战，获“忠勤”奖章；1947年任湖南省军管区参谋长，1949年任湖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949年8月在益阳率部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53军副军长、湖南省政协副秘书长。

黄克虎（1911—？）湖南宁乡人，南京六期第三大队毕业后赴日留学，193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二期工科，1937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参谋本部国防工程处副处长、工程兵总指挥部参谋长，1949年任第1兵团少将参谋长。1949年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湖南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参谋长、高级工程兵学校训练部部长、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应祺（1911—1991）湖南常德人，回族，别号三晋。抗战时期任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第十二兵站上校处长、参加粤北会战与湘北会战；1948年任联勤总部第五补给区少将参谋长。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后被黄杰胁迫裹挾入滇，同年12月在昆明参加云南起义；1951年转业，任昆明松坡中学校长。

欧阳明（1906—？）河南光山人，别号正元。南京六期第三大队毕业后，再度考入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二期受训。历任步兵基层军官，抗战后期升任第84师少将师长，1949 年12月在四川成都战役投诚。

罗泽闿（1905—1987）湖南常德人，六期毕业后，再度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成绩优异获蒋介石赏识。抗战时期任军令部第一厅第四处处长、第42军191师师长、第34集团军参谋长、第八战区中将参谋长；1944年任青年军第 202 师师长，1947年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任第 37军军长，防守上海浦东。1949年赴台湾，1987年病逝。

李资深（1908—？）湖南新化人，别号向阳。六期毕业后，再经高教班第八期受训。抗战时期任第九战区干训团志愿兵团少校营长、第58军新编11师参谋处科长、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主任，战后任交通部第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少将总队长，浙江台州守备区军警督察处长。

尹钦明（1900—？）江西永新人，历任军职不详，1945年2月授陆军少将，曾任第28军少将参谋长、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陈维亚（1907—1975）湖南衡阳人，长期在西南军界任职，官至云南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主任监察官。

彭鸿文（1908—1987）湖南长沙人，抗战时期曾在第十战区任职，战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代理参谋长兼参谋处长；1949 年后移居加拿大。

廖 藩（1905—？）衡阳常宁人，长沙分校炮科，六期步科第三大队毕业。曾任沪杭甬铁路装甲车队大队长、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科讲师、第九战区干训团学员队上校大队长、湖南省军管区防空训练班副教育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