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恋人认定为“家庭成员”，最高法披露“北大包丽案”细节

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陪审员参审典型案例，沉寂许久的北大包丽案（牟某虐待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这次公布的重点，不是再复述悲剧本身，而是披露了合议庭里人民陪审员的完整参审过程，也再次明确一个很关键的法律结论：稳定同居、有共同生活事实的恋人，在虐待罪的刑事认定里面，可以被认定为“家庭成员”，持续的精神凌辱，同样属于虐待。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同居恋人算家庭成员”，容易理解成“同居等于结婚、有夫妻一样的财产权、继承权”，这是典型的误读。这个认定，只服务于家暴、虐待这类刑事案件，目的是补上之前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而陪审员在这个案子里的作用，就是把普通人朴素的是非观带进法庭，帮法官厘清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没有结婚证的同居情侣，一方长期精神摧残另一方，到底能不能按虐待罪定罪。

今天用大白话把陪审员参审细节、法律边界、现实意义一次性讲清楚，同时告诉大家，这条规则会怎么保护正在同居、恋爱的普通人。

一、案件回顾：一场没有肢体殴打，却压垮一个年轻人的精神虐待

很多人还记得当年的事件。包丽和牟林翰在2018年8月确立恋爱关系，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两人多次一起居住，在学生公寓、双方家中共同生活，还一起见过两边家长，有走向婚姻的打算，属于稳定的婚前同居状态。

矛盾的根源，是男方纠结女方过往的感情经历。从2019年1月开始，牟林翰反复追问细节、长时间高频辱骂、贬低人格，不断抛出极端要求，持续对包丽进行精神打压。包丽先后割腕、吞药两次自残，被抢救回来，最后在2019年10月服药自杀，之后在2020年4月离世。

这个案子最难办的地方，也是庭审最大的卡点：没有持续的殴打、捆绑这类传统家暴里的身体暴力，主要是语言羞辱、精神控制。而且两人只是同居恋人，不是夫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虐待罪的“家庭成员”很容易被理解成有结婚证、血缘关系的人。如果认定不属于家庭成员，虐待罪这条罪名就用不上，精神伤害很难追责到这么重。

2023年6月，一审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附带赔偿73万余元；上诉之后，二审维持原判。这起判决，本身就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认知边界，而这次最高法公布陪审员参审细节，是把裁判背后的思考过程公开了出来。

二、陪审员到底做了什么？最高法披露的参审全过程

本案合议庭由两名法官、一名人民陪审员李文云组成。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陪审员只是坐在旁边听一听，走个流程，但在这个案子里，陪审员深度参与了事实核对、焦点评议，对最终的定罪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最高法评价她的意见带来了朴素的民意支撑。

开庭之前，按照法官指引，李文云完整阅卷，没有跳过任何证据。她重点核对三样东西：两个人一起居住的地点、在一起生活的时长和频次，还有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她要确认，这是不是短期偶尔住在一起的恋爱约会，还是形成了稳定、持续、互相交织的共同生活关系——这是能不能认定为“家庭成员”的基础前提。

开庭的时候，她不是沉默旁听，而是针对性提问，去还原两个人日常相处模式：争吵一般怎么发生、男方的语言和要求到了什么程度、被害人的情绪变化、男方知不知道这些言语会把对方推向崩溃。

到了最关键的评议环节，也就是法官和陪审员一起讨论怎么判的时候，争议集中在三个点：同居恋人算不算虐待罪里的家庭成员？只有辱骂、精神折磨，算不算法律上的“虐待”？长期精神打压和被害人自杀的结果，有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李文云从普通人的角度给出自己的意见：两个人长期稳定同居，互相融入对方家庭，生活深度绑定，已经形成事实性的共同生活共同体；长时间的侮辱、人格贬低，不是情侣吵架拌嘴，是持续的摧残折磨，已经属于虐待；这种日复一日的精神压迫，和被害人一次次走向自残、最终离世，存在直接关联。

简单来说，法官负责法律条文的适用，陪审员站在普通人的视角，回答一个问题：这种恋爱里的精神控制，是不是大家理解里的虐待，该不该受到刑法的严惩。最高法专门提到，她的意见，帮助合议庭把法律条文和普通人的正义感受结合在了一起，让这个突破性判决更容易被社会理解和认同。

三、重中之重：划清边界！同居被认定“家庭成员”，仅限虐待罪

这条热搜最容易产生误解，这里一定要说透，避免大家理解跑偏。

第一，它不是说同居=事实婚姻。

民法典、婚姻相关的民事规则完全没变。没有领证的同居情侣，不会自动拥有夫妻共同财产、相互继承权、扶养义务。分手之后财产怎么分、债务谁承担，依然按照同居关系的民事规则处理，不是夫妻那一套。

第二，这个“家庭成员”，只在刑法虐待罪、反家暴保护这个场景里面生效。

按照最高法、最高检的统一口径：判断标准是有没有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短期约会、偶尔留宿、断断续续见面的情侣，不算；必须长期一起居住、生活交织，有的还见过双方家长、有结婚预期，形成类似家庭一样紧密的共同体，才有可能纳入这个范围。

第三，区分普通吵架和虐待。

情侣之间争吵、拌嘴、一时气话，不算虐待。法律要打击的，是持续性、反复性的贬损、恐吓、精神操控，长期摧残对方，情节恶劣的行为。偶尔吵架，和有计划、日复一日的精神PUA，有本质区别。

《反家庭暴力法》本来就有条款：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的暴力，参照家暴的规定执行。包丽案的判决，是把这条规则落地到刑事虐待罪里。以前遇到同居伴侣的精神家暴，很多时候只能走治安处罚；现在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用虐待罪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力度提升一大截。

四、为什么这个案子，陪审员的角色格外重要？

人民陪审员，也叫“无袍法官”，来自普通群众，不需要专业法学背景，优势就是带着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大众的是非观参与审判。

这个案子本身就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过去虐待罪，大家默认是夫妻、父母子女这类有血缘或者婚姻绑定的人。可现在社会变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婚前同居，一起租房过日子、分担开支，生活紧密程度和家庭几乎没有差别。在这种关系里发生的精神控制、长期虐待，危害性一点不比婚内家暴小，但之前卡在身份认定上，很难定罪。

法律条文是死板的，但现实的伤害是鲜活的。法官精通法条，但需要听到普通人的判断：这种持续摧毁一个人自尊、逼迫对方自我否定的精神打压，到底是不是虐待。陪审员的意见，就是在法律框架之内，把大众对亲密关系的底线、对精神伤害的痛感带进合议庭，避免判决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感受。

这也是最高法把它选为陪审员典型案例的原因：面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类型的伤害，司法不是僵硬地死守旧定义，而是在法律框架内，跟上社会现实，补上保护漏洞。

五、落到普通人身上，这条规则有什么实际用处？

对正在同居、打算婚前一起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层新的保护网。

如果你正在同居，长期被伴侣辱骂、贬低、恐吓、精神操控，哪怕没有动手打人，你不是只能默默忍受。你可以保留聊天记录、录音、就医记录、报警回执这些证据，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恶劣、持续摧残的，对方有被追究虐待罪的可能。

但同时也要理性看待：认定门槛并不低。不是只要同居情侣吵架，就直接按虐待罪处理。法院一定会核查：是不是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加害行为是不是持续性的、有没有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后果，综合全部证据判断。

另外，也给同居的年轻人提个醒：亲密关系里的尊重是底线。不要觉得“只是谈恋爱、没领证，语言上怎么打压对方都没事”。一旦形成稳定同居共同体，持续的精神虐待，同样会触碰刑法红线，承担刑事责任。

还有一点，这个案例也给所有被精神控制的人一个提醒：家暴从来不止是动手打人。反复羞辱、拿捏你的自尊、制造愧疚感、持续精神折磨，同样是伤害，是法律正在重点打击的行为。很多人被PUA之后会自我怀疑，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个判决明确告诉大家：长期的精神摧残，施暴者要承担沉重的法律代价。

六、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思考：亲密关系的底线，不能靠结婚证划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默认“家暴、虐待是家里的事”，而“家”的门槛就是结婚证。包丽案的裁判逻辑，推翻了这个简单划分：判断要不要给人家庭式的法律保护，看的不是一张证，而是两个人是不是形成了紧密、封闭、互相依附的共同生活关系。

恰恰是这种同居的亲密关系，更容易出现精神控制。两个人朝夕相处，知道彼此的软肋，施暴者可以利用情感羁绊，一点点摧毁对方的自信，外人很难察觉。身体上的伤痕看得见，精神上的伤害看不见，取证更难，也更容易被一句“情侣吵架”轻轻带过。

当然，法律的保护永远是底线，不是万能药。人身安全保护令、刑事追责，是伤害发生之后的救济；更重要的，是在一开始就识别精神控制的苗头，及时抽身。一旦发现对方持续贬低你、控制你的社交、不断制造愧疚感，不要自我说服、不要等待对方改变，优先保护自己。

最高法这次披露陪审员的细节，不只是复盘一桩旧案，也是在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亲密关系里的精神暴力，不会因为没有结婚证就被放过；普通人朴素的正义感受，也会在重大案件里，被纳入司法的考量之中。

最后想说

包丽案是一个让人沉重的悲剧，但它推动了法律保护边界的拓展。稳定同居恋人可以在虐待罪下被认定为“家庭成员”，精神虐待可以入刑，而人民陪审员制度，让普通人的视角参与到这种有突破性的判决里面，让法律既严谨，又贴近现实。

它不是鼓励大家随便认定同居就是家庭，而是告诉所有人：只要形成深度绑定的共同生活关系，任何人都不可以长期折磨、摧毁另一个人。亲密关系的底色是尊重，而不是控制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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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文基于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信息客观解读，不代表所有同居情侣都会被认定为家庭成员，具体案件认定以法院结合证据裁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