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安徽老乡用两种活法，改写了自己的结局

中国古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位，所谓无奸不商，正经人家都不愿让孩子去学做买卖。能在史书上留名的商人少得可怜，能被后人反复念叨的就更少了。可晚清是个例外，西方人挤开了国门，也顺带抬高了商人的身价，江南富庶之地一口气走出两位大商人，一个叫胡雪岩，一个叫盛宣怀。俩人出身天差地别，走的路径完全不同，结局更是冰火两重天。常有人问，这两个人到底谁更胜一筹？答案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胡雪岩，字光墉，安徽绩溪人，幼年家里穷得叮当响，12岁丧父，13岁就孤身出门讨生活，从钱庄跑街的杂役干起。19岁那年他遇到第一个贵人，阜康钱庄的于掌柜。于掌柜膝下无子，看这小子机灵厚道，临终把钱庄托付给了他，这是胡雪岩人生第一桶金。26岁那年，他结识了第二个贵人，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当时王有龄穷得连进京补缺的路费都没有，胡雪岩一咬牙，挪了钱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这笔钱后来成了他这辈子最划算的投资——王有龄补上实缺一路高升，做到浙江巡抚，胡雪岩的钱庄、当铺也跟着开遍了浙江。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城破自缢，胡雪岩的靠山塌了，可他紧接着遇到人生最大的贵人，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左宗棠把杭州善后和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都交给他办，胡雪岩从此走上了官商之路。

真正把胡雪岩推到财富巅峰的，是左宗棠的西征。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出兵收复新疆，前线要粮、要饷、要药，朝廷拿不出钱，胡雪岩便以江苏、浙江、广东的海关收入作担保，前后六次向洋商借外债，总计1870万两白银，硬是把西征军的经费给续上了。与此同时，他还兼营钱庄、当铺、药材、丝茶，垄断江浙商业，巅峰时手上资金超过2000万两，而大清全年的财政收入也就8000万两上下，说他是当时中国首富并不夸张。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杭州吴山脚下建起胡庆余堂，与北京的同仁堂南北相映，号称"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光绪七年（1881年），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胡雪岩被赏布政使衔，正三品，穿黄马褂、戴二品红顶子，还总办四省公库，"红顶商人"四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盛极必衰。光绪八年（1882年），西方工业革命把国内的纺织业冲得七零八落，胡雪岩不服气，出资2000万两在上海囤积生丝，想垄断市场跟英国人打一场贸易战。一开始他确实占上风，洋商们买不到丝，急得团团转。可消息传来：意大利生丝大丰收，市价一夜崩盘，胡雪岩手里几百万斤生丝成了烫手山芋。又赶上中法战争开打，市场雪上加霜。更要命的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政见不合闹了一辈子，胡雪岩是左宗棠的钱袋子，自然成了李鸿章一系要除掉的目标。就在胡雪岩跟洋商死磕的时候，盛宣怀也在悄悄收购生丝，等胡雪岩资金绷到极限，盛宣怀适时站出来，转头跟洋商合作一起抵制他的生意。四面合围之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遭遇挤兑，资金链彻底断裂，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贫病交加死在杭州，身后产业几乎清零，只有胡庆余堂留存至今。

回头拆解胡雪岩的钱庄，就能明白他为什么死得这么快。阜康钱庄有两路特殊资金来源：一是数额庞大的委托理财，专门替官场人物经手利益输送；二是巨额公款，包括西征借款的还款和各种官方存款。他利用时间差把这笔巨款腾挪挪用，等于给自己建了一个近乎零成本的资金库。这套玩法顺风时滚雪球一样快，可一旦风向变了，资金库说塌就塌。胡雪岩有钱之后，一半做慈善，一半拼命挥霍，活脱脱一副暴发户做派，他觉得只要挑贵的买就准没错，捧起戏子来一掷就是千两白银，搁今天差不多三十多万人民币。这样的性格守不住财，也守不住人心。

盛宣怀是另一个物种。他1844年生于常州官宦之家，比胡雪岩小23岁，父亲盛康官至湖北布政使，还跟李鸿章家族交情极深。按名门望族的规矩，子弟应当走科举正途，可惜盛宣怀屡试不中，他父亲看出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索性把他托付给正在大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让他去官场和商场历练。这步棋走得妙，盛宣怀入幕之后第二年就升到知府一级，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后来一路做到邮传部大臣，从一品。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官位，而在官督商办这四个字——这套经商模式是他一手创立的，朝廷给政策、给名分，商人出钱、出经营，赚了大家分。用这套玩法，他手里攒下一长串中国第一：同治十一年（1872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光绪六年（1880年）在天津办起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外滩办起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把萍乡煤矿、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他还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这条从芦沟桥通到汉口的大动脉，是清末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

盛宣怀还干了一件当时没人想过的事：办大学。洋务运动最缺的不是钱，是懂技术、懂新学的人才，科举考场里出不来会造铁路、会开银行的年轻人。在他的主张下，北洋大学落成，就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在上海创立，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还开了中国第一个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后来又设了船政科，演变成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一个人手里同时握着电报、铁路、银行、大学，称他是晚清第一实业家，并不为过。

两个结局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胡雪岩死后一贫如洗，抄家的队伍踏破了杭州元宝街的故居。盛宣怀却把钱守住了：武昌起义爆发，他因铁路国有政策被骂成罪魁祸首，罢官逃亡日本；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把他请回上海，他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1916年病逝于上海，留下遗产约1300万两白银，折合下来将近40亿人民币，其中120万两留给妻子养老，580万两分给五个儿子，另外580万两里四成捐作慈善，六成留给盛氏家族后人。

为什么同样依附权贵，一个输得精光，一个全身而退？我的看法是：胡雪岩赌的是一个人，盛宣怀赌的是一个制度。胡雪岩的全部财富都建立在左宗棠的信任之上，西征借款靠的是海关担保，阜康钱庄靠的是公款腾挪，人一倒，信任归零，资金链跟着断。盛宣怀不一样，他把好处都做进了"官督商办"的规矩里，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银行、铁路，每一样都是独立的产业实体，靠的是制度红利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恩宠，所以李鸿章倒了他还能活，清朝亡了他还能活。说到底，两个人都站在同一个时代的裂缝里：朝廷的财政养不起西征大军，只好让商人去借外债；朝廷的产业办不起近代工厂，只好让商人来官督商办。他们的富贵，本质都是晚清财政危机长出来的利息，只是胡雪岩把宝押在了一个人身上，盛宣怀把宝押在了一套规则上。

今天你再走进杭州大井巷，胡庆余堂的门楣上还挂着胡雪岩亲题的"戒欺"二字匾额，药香穿过一百四十年还散不尽。匾额底下，进进出出的游客很少会去想，写这两个字的人，一生都在用最精巧的算盘跟时局对赌，最后一局，他把全部筹码押上去，输了。而那位赢了的盛宣怀，晚年常常把自己关在愚斋里整理文稿，大概也在反复掂量同一件事：算盘打得再响，也挡不住时代的车轮碾过来，只是有人碾在轮前，有人刚好坐在了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