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学”还是“经济学”？——读刘群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区域内经济思想传播研究》

一个学科名称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单纯的语言选择。近来拜读刘群艺老师的新作，颇有共鸣。著作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学概念的翻译与知识建构”，梳理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东亚知识界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译名的确定过程。如今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经济学”三个字，在当年曾有过“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生计学”等多种待选方案的争议。严复译《原富》时选用“计学”，梁启超则一度偏爱“生计学”，于是人们在两个译名之间反复权衡。这些选择看似属于术语史的技术细节，但刘群艺老师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它们背后凝聚着一代东亚知识分子对“经济活动应当被理解为什么”的严肃追问。这追问，本质上也是一场关于商业伦理的辩论。

在拜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在江南大学秋季学期的“商业伦理”课程上探索如下问题：当企业社会责任（CSR）、ESG、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越来越像商学院的课程标配时，我们怎样让学生明白它们不是“道德装饰”。这本书里并没有给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答案，却把问题往前推了一百年，值得学习商科的学生们思考。

笔者从商业伦理的视角来拜读这本专著，从以下几个方面略有感想，试作以下讨论。

一、

命名的伦理自觉

在“生计学”中，“生计”这个词‌主要指‌维持生活的办法‌，也常用来表示‌生活状况‌。这个译名意味深长。它把经济从经世济民的宏大叙事中拉回到普通人的柴米油盐，让谋生、欲望、家庭开支这些日常经验获得了正当位置。严复、梁启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这个日译词在当时已经流行，但他们仍试图寻找一个更贴近中国文化语境的名称。这种犹豫本身，恰恰体现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他们不愿把西方概念或经过他国翻译过来的词语原封不动地搬进来，而希望新知识在进入汉语世界时，能够回应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义利之辨、民生之问与家国之思。

当然，从历史的确定性来看，争论的结果，是“经济学”胜出，“生计学”退场。刘群艺老师的研究提示我们，它的退场并不代表问题已获解决，反而留下了一个至今仍在回响的追问：经济学若脱离了人的生计与社会伦理道德，还能健康可持续发展吗？

如今我在课堂上讲CSR、ESG和SDGs，常遇到学生一种略带犹疑的目光：这些是不是又一套企业从外部搬来的合规话术？是不是商学院为了某个专门的国际认证而刻意为之？这种怀疑并非没有道理。若它们只被当作报告模板、评级指标，确实容易变成新的“富国策”式标签。当今世界的企业有CSR实践优秀者，但也有“漂绿”作伪蒙蔽公众者。回到“生计学”与“经济学”的命名之争，反而能让学生看见：一个经济概念进入一个文明，不只是翻译问题，更是价值选择问题。

二、

亚当·斯密的“两张面孔”

这也自然引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东亚接受史中的双重形象。亚当·斯密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国富论》，但他同样重要的《道德情操论》却长期被忽视。若以“两张面孔”来概括，一张是《国富论》中分析市场机制、强调自利与分工的经济学家；另一张则是《道德情操论》中关注同情心、合宜感与自我约束的道德哲学家。我在给本科生和硕士生讲“商业伦理”课程时，常常把《论语》与《道德情操论》并置，作为东西方伦理传统的代表推荐给学生。

严复当年译介亚当·斯密的作品时，展现的正是这位思想家更完整的面貌。他敏锐地意识到，市场社会要运转，仅凭“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还需要参与者的同情心、合宜感和自我约束。没有道德情操的支撑，纯粹逐利的市场逻辑很容易滑向短视和掠夺。

对今天的学子而言，重读《道德情操论》并非为了增添一点人文修养，而是为了理解市场社会何以不能只靠纯粹逐利维系自身。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只以逐利为目标，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商业伦理不是经济学的附庸，而是经济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然而，在现代经济学教育中，亚当·斯密常常被简化为自利假设的代言人，《道德情操论》则较少进入核心课程的推荐视野。这种片面接受，使经济学越来越像一套价值中立的分析工具，而忽略了它原本所嵌入的道德哲学传统。当企业把CSR做成公关，把SDGs做成报告里的徽章时，人们常常忘记了亚当·斯密的另一张面孔：他早已以《道德情操论》表明，经济发展必须受到道德约束。伦理若是被抽离，市场逻辑就会失去必要的约束，风险会增加，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三、

从亚当·斯密到涩泽荣一：一条被遮蔽的脉络

西方经济学教育后来日益强调模型、效率与自利假设，而东亚一些思想家与企业家早在20世纪初便尝试从自身道德传统中为商业活动寻找伦理资源。涩泽荣一提出“《论语》与算盘”，主张“义利合一”“士魂商才”，并不把儒家伦理当作商业之外的慈善装饰，而是试图证明：诚信、仁义、责任感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建立长期信任、实现持续经营的条件。

这种思想后来在日本企业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人所强调的“经营哲学”，都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的延伸。这条商业伦理脉络的根，是在东亚的中华文化之中。儒家传统长期强调义利之辨，也曾因过度道德化而压抑商业；但涩泽荣一的工作提示我们，儒家伦理并非天然排斥商业，关键在于如何完成现代转化。东亚近现代商业伦理的演进，某种意义上可概括为一种“回流”现象：中华文化中的道德资源，在日本近代实业实践中被重新组织并制度化，继而以企业经营哲学的形式回传，提醒我们传统并非现代化的障碍，反而可能成为商业文明的内在根基。如今，中国不少企业家以稻盛和夫为师，研习其经营理念，并将其视为治企制胜的重要法宝。东亚各国企业界相互学习、融会贯通，交流早已跨越国界。

今天所谈的CSR、ESG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样可以从这一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与价值共鸣。SDG 1“无贫穷”、SDG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10“减少不平等”、SDG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SDG 13“气候行动”、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看似是国际组织文件里的目标，实则仍在追问“经济为谁、代价谁担”。如果企业只把这些目标写进年报，却不改变供应链上的劳动条件、环境外部性和社区关系，那就是把商业伦理当装饰。反过来，若从“义利合一”和“生计”出发，CSR就不是附加题，SDGs也不是公关话术，而是企业重新理解自身与社会关系的尺度。在中国语境里，这又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双碳目标等议题相通。

四、

读史知今：经济思想史教育的现实紧迫性

读这本书时，我不断想到今天的经济学教育。如今商学院的学生们熟悉供需曲线、博弈模型和计量方法，却很少知道这些概念从何而来，更不清楚它们进入中文世界时经历过怎样的文化争论。在国内高校商科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经济思想史”常常处于边缘，不少高校甚至无人开设这门选修课。这也往往导致学生容易把经济学视为一套中性工具，而忽略工具背后的价值预设。刘群艺老师的这部著作恰好补上了这一课。它让读者看到，“经济学”一词的确立并非一次简单的知识搬运，而是一场跨越中、日、韩的思想传播与文化选择。

2018年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把“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列为核心课程之一。在“商业伦理”已成为显性学科的今天，这种回望尤其有意义。因为商业伦理倘若只是被当作一门新增课程，很容易沦为道德说教；但若我们回到命名的起点，就会发现它原本就内在于经济知识进入一个文明的方式之中。严复、梁启超那一代人之所以反复斟酌译名，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经济活动不能只问“是否有效”，还必须追问“是否正当”；商业知识不能只教人如何获利，还应引导人理解获利与社会、国家、民生之间的关系。

“生计学”虽然最终没有成为通行译名，但它所代表的问题意识并未过时。恰恰说明了一个学科名称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单纯的语言选择。开卷有益，掩卷长思。经济学不应只回答财富如何增长，更应回答人如何谋生、社会如何建立信任、文明如何理解自身。读史知今，读的不仅是百年前东亚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译名，更是我们今天如何在商业社会中重建义利关系、重建企业家的道德自觉、重建经济学的人文根基。

（本文作者胡付照，江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饮食味道、管理文化、消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