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孙亚冰 刘 艺
3000多年前，洹水边，一片钻凿过的龟甲被放到火上。贞人屏息而视。火光一闪，甲面裂纹从钻凿处慢慢游走，裂纹里藏着吉凶。事后，有人把占问和相关记录刻进甲骨。
在这些刻辞里，有王畿、四土、边鄙、军旅。一个个字，像暗夜里的星火，把晚商山河一点点照亮。
其中有一条急报，3000年后读来，仍有金石之声：“土方犯于我东鄙，翦二邑。”“土方”来犯，攻陷东部边地两座城邑。“土方”是谁？在何处？为什么武丁卜辞中屡屡出现这个名字？商王为何为它占卜、出兵？妇好为何也参与征伐？一个“土方”，牵动的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张晚商政治地图。
近百年来，学者围绕“土方”提出过许多看法。有人认为它在晋南，有人认为在晋中，也有人认为位于石楼、河汾之间。诸说各有依据，也各有未尽之处。难就难在，甲骨文不会替我们标注答案。同一个名称，在这一条卜辞中可能指方国，在另一条中可能指居地，在第三条中又可能牵连族氏。读音相近，可以提供线索，却不能单独成为铁证。武丁卜辞没有明确纪年，事件先后只能借干支、同版、同文慢慢排列比对。
十余万版甲骨，散在各家著录中。若要追索“土方”，必须一条条翻，一条条比。更要紧的是，甲骨学家的许多判断，来自长期研读形成的“眼力”。资深研究者一看，就知道这里不能轻易当作地名，那里可能是方国称谓。可是，“一看就知道”的经验，后来者很难复核、学习和传承。
转机出现在最古老的文字与最新的技术相遇之时。在腾讯“探元计划NextGen”的支持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高等研究院人工智能技术团队，与殷墟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协同开展研究。文博机构提出真实问题，甲骨学者把握学术尺度，技术人员则把读辞、核辞的过程写成一套能照着检查的方法。
题目很具体：卜辞里的一个名称，何时指人，何时指地，何时指方国？
这并不是把材料丢给机器，让机器直接给答案。第一步，是把专家经验写下来。“于某”“在某”有什么提示？“伐某”“征某”说明什么语境？带“方”的称谓，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作方国判断？哪些辞例支持，哪些反例提示不能照搬？专家与技术人员反复核对，把长期研读中积累的经验，整理成4类14条判据。每条判据都注明适用条件，列出支持辞例，也保留不能套用的反例。原本藏在个人“眼力”里的学问，开始有了别人可以翻查、质疑、改写的凭据。
有了判据，人工智能才真正派上用场。技术团队设置了多个分工明确的智能体：有的看语法，有的辨称谓，有的查战争语境，有的专门回查证据。它们调用专家“技能包”，检索释文，核对条件，记录辞例和出处。另一组智能体再来复核：引文能否支撑判断？判据是否用对了地方？有没有漏掉反例？机器做反复翻检和比对的苦工，学者得以把精力放回证据之间的关系。
“土方”，成为检验这套方法的个案。团队在十余万版甲骨中逐条筛查，经合并、去重和事件归并，整理出62条与“土方”有关的事件记录，并附上片号和检索口径。过去散在各处的线索，被放到同一张工作台上。材料一聚拢，“土方”的轮廓便清楚了些。征伐语境显示，它与商王朝存在敌对关系；带“方”的称谓，又添一重方国的分量；“于土”“在土”等辞例，则提示可能存在居地线索。
到这里仍不能急着下结论。这些线索，并不等于一个现代地图上的坐标。技术的可贵，正在于把可知、待证和必须存疑之处摆出来。系统可以反复检索既定语料，却不能补出尚未发现的遗址、尚未释读出的文字；几个智能体得出相近判断，也不能代替新的历史证据。
“土方”个案的价值，不在于能否立刻解决百年悬案，更重要的是，分散的材料、判断依据、证据缺口和下一步问题，都被显现出来。身份辨析到哪一步，地望推定还缺什么，都可以让后来者继续检查。研究的视野，也因此不再停在某个地理方位点上。“土方”怎样与商王朝发生冲突？商王如何组织征伐？妇好承担怎样的军事任务？中心与四土之间怎样维系秩序？这些问题未必马上有答案，却可以在一条条卜辞的比对中显现出轮廓。
3000多年前，商人把拿不准的事刻在甲骨上，向神明求证。3000多年后，我们把说不清的经验写成判据，向材料和时间求证。
技术会更新，材料会增多，判断也会被后来者重新检验。真正留下来的，是一条可以追问的线索，一套愿意接受复核的办法，以及面对未知时不肯轻易落笔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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