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主席批评知识分子：幻想延安很美好，到了以后就发牢骚

1942年，随着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和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展开，人们对陕甘宁边区文艺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妥善地加以解决，听任种种不正确的认识继续存在下去，必将影响革命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

毛泽东在召开文艺座谈会前，以集体谈话的方式，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进行当面交流，其中包括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陈荒煤、姚时晓等人，他们得到通知后，兴致勃勃中怀揣几分忐忑紧张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座谈。

待大家坐下来后，毛泽东挑起了话题，他问大家：“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在座的人听后面面相觑，都没敢轻易开口作答。毛泽东又说：“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在座的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严肃地说：“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为了缓和一下谈话的气氛，毛泽东又以和蔼的口气问大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姚时晓说：“我是江苏吴兴人。”

毛泽东又问：“你从前做什么？”

姚时晓说：“在上海做工人。”

毛泽东又问：“做过多少年工？”

姚时晓说：“做过10多年工。”

毛泽东又问：“那你是老工人了，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当毛泽东将目光移到曹葆华的脸上时，曹葆华回答说：“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他又把话题引到了成都，曹葆华接过话说：“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毛泽东举起右手来，伸开手指，问曹葆华：“哪‘五老’？哪‘七贤’？”

曹葆华说一个名字，毛泽东就弯下一个手指头，但他弯了两三个指头后就停在那儿不动了，因为曹葆华说不出更多的名字了。随后毛泽东话归正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起牢骚来。”

毛泽东继续严肃地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此时严文井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蒲松龄，他举出一篇题目叫做《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屠夫傍晚走在路上，被狼紧紧地追赶着，他发现路旁有个农民留下的田间休息处，就跑进去躲藏在里面。狼从苫房的草帘中伸进两只爪子，屠夫急忙捉住狼爪，不让它离开，但是没有办法可以杀死它。屠夫只有一把不满一寸长的小刀，他用刀割破爪子下面的狼皮，用吹猪的方法往里吹气，直到他觉得狼不怎么动了，才用绳子把狼腿捆起来，此时的狼浑身膨胀，就像一头牛，四条腿直挺挺地不能弯曲，张着的嘴也无法闭上。屠夫就把狼背回去了。

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此时又有人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听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的《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就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摸透和吃准了延安的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他对文艺座谈会的主要讲话内容已是胸有成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