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吃肉，百姓断子绝孙：解码韩国超低生育率的政治经济学死局

韩国人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或者说自地球诞生生物以来，出生率最低的种群。

在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0.72！啥概念？这个数值意味每名韩国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约为0.72个，而一个国家维持人口数量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

这个数值意味着韩国的人口将先腰斩一次，再腰斩一次。

而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基本都是这个数值的两倍，比如美国是1.62，英国是1.56，日本是1.20。

韩国人是不愿意生育的种族么？可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在美韩裔的生育率是1.4 左右，是在韩国本土的两倍。

g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imo Fleckenstein等发表的论文《劳动力市场二元化、长期不安全感与生育率：以韩国超低生育率为例》，大多数韩国人不愿意生孩子的根本原因是，该国的职场环境极端恶劣，大多数打工人看不到未来，拒绝生育。

用来形容其职场环境的专用名词叫“劳动力市场双重化”，该国约1/10的就业人口在“国之重器”类型的企业工作，他们收入极高，且随着年资快速增长；而大多数人在中小企业工作，平均收入仅为大企业的一半，提倡“狼性文化”，且多为临时工、派遣工，平均离职年限为两年；另外，韩国还有约1/3的灵活就业。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此之多，为何韩国的职场如此恶劣？

这背后的原因是，韩国的经济与政治高度绑定，与权力联系密切的企业可以享受政府在政策、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甚至有劳工纠纷也会被摆平，逐渐发展成“国之重器”，也即我们所熟知的财阀，如三星、SK、LG等。

在1975年，韩国前5大企业产值占GDP仅为5.1%。而到了2011年，前四大财阀集团资产总值达到GDP的65%。

财阀在众多领域都形成垄断地位，而吸纳大多数人口就业的中小企业则成为其附庸，没有议价权，利润微薄。于是，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员工大都在“狼性文化”中朝不保夕，保险都交不全。

于是，大多数韩国人都抗拒生孩子。

2023年之后，事情逐渐有了变化，韩国的生育率竟然开始提升。

2024年其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进一步达到约0.80。而到了2026年，韩国前7个月累计出生人口突破17万人，同比增加14.7%。这一揽子政策终于有效果了。

韩国的财阀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他们要发展财阀经济？

这两年事情又起了什么变化，韩国人为何又愿意生育了？

（韩国年轻人爱逛夜店，但不爱生育）

一、

发展财阀经济，是韩国这个本土市场狭小的国家为了争夺海外出口市场的无奈选择。

事情起源于1961年，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陆军少将朴正熙正处于内外交困中。

在外部，金日成在这一年相继访问苏联和中国，分别签署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确认了同盟关系。

在国内，朴正熙自知缺乏执政合法性，政变成功后立即宣布全国戒严，对遍布全国的反对者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洗。然而，民间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学生和市民们的抗议正在酝酿中。

苦思之下，朴正熙想以经济发展换取执政合法性，用富裕的生活换取民众对政治闭嘴。

翌年，朴正熙搞起了计划经济，推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韩国搞五年计划一直搞到1990s，前后七个五年计划），提出要确保能源供给、扩大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通过提升公共福利、促进工业和经济发展赢得合法性。

朴正熙很清楚，韩国国内市场太小，资源匮乏，如果走内循环路线肯定玩完，于是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他决定集中全国的资源，发展工业，再用赚来的外汇进口机器和原料，推动产业不断升级。

他挑选了一批有潜力的企业，包括三星、现代等，给它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土地和基础设施支持，并优先提供外汇配额，条件只有一个：拼命出口。

在此过程中，就形成了财阀。

朴正熙这个想法源于他的宿敌金日成。1960年代的朝鲜在经济上是压着韩国一头的，朴正熙十分羡慕朝鲜实行的苏联式经济模式的高效---领导的意志能通过其体制而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但韩国背后的美国不能容忍苏式体系在卫星国中萌芽，朴正熙于是就打造了“以财阀为骨，中小企业为肉，军政府为头脑”的有韩国特色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朴正熙推行了一种“压小扶大”的经济策略：通过压制中小企业来为财阀让路，让财阀将产业在各行各业发展，进而主导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而政府则手握暴力机器作为筹码，迫使财阀听话。

这种模式下，财阀成了政府间接进行全国经济动员的“骨”。由于财阀本质上是家族企业，内部管理呈现出绝对的垂直结构：位于顶端的通常是一两家核心子公司，由家族中最受宠的儿孙接班；其余的关联企业则处于从属地位，必须无条件服从核心层的指令，并随时准备牺牲自身利益为其“输血”。这意味着，朴正熙只需要控制一两个财阀的嫡系，就能提纲挈领掌控财阀。

又因为财阀的势力已经渗透进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全国的经济资源几乎都成了它们的“血包”，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制衡。因此，朴正熙只需直接对接这几大财阀巨头，开个会下达“产业指导”，再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推行，就能让政策畅通无阻。

简单来说，整个决策链条非常粗暴且高效：政府与智囊制定好产业政策，通知头部财阀的掌门人，政策便会借助财阀内部森严的等级体系，像军令一样垂直贯彻到全国。

因为在这个体系里，财阀必须向政府低头，而其他所有企业又必须向财阀低头，国家意志就这样变成了毫无阻力的全民经济动员。

在此过程中，彼此间的利益输送是必不可少的。

2016年导致朴槿惠总统下台的“崔顺实干政案”，牵扯到几乎所有的韩国大企业，前总统朴槿惠因为收受了韩国多家大型财团的贿赂被判 22 年监禁。其中，仅三星的李在镕就向其及亲信支付了 5280 万美元的贿赂款。

而在今年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前妻卢素英的离婚财产分割案中，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披露，卢泰愚政府曾向SK输送300亿韩元(约2300万美元)，并为其获取韩国第二张移动通信牌照提供便利。

有了政客的关照，韩国的财阀在造船、半导体、汽车、石化、金融、航空、大型建筑以及现代零售等领域形成垄断优势。

在这些财阀面前，吸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话语权，只能作为其附庸存在。

因此，大财阀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可以单方面压低采购价格。尤其当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市场需求波动时，财阀倾向于将成本压力和经营风险层层向下转嫁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和客户多元化渠道，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甚至面临“一旦失去大财阀订单就面临倒闭”的绝境。

被财阀压榨的中小企业，也只能压榨自己的员工了，动辄提倡“狼性文化”。

根据经合组织的调研数据，韩国员工的年平均工作时长在1,830小时以上，而以加班“过劳死”而出名的日本也不过1,691 小时。而在针对不同规模韩国企业的调查中，企业规模越小，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52 小时的雇员比例越高。虽然韩国也有《劳动法》，但对于员工人数少于 5 人的韩国公司来说，最高工作小时数几乎没有限制，也不存在关于休息时间和休假的规定。

中小企业员工的待遇相较财阀企业也是天差地别，其薪酬仅为大企业的 50%~60%，并且福利极差，甚至缺乏基本的加班费和法定保险。

二、

在韩国，在财阀的“国之重器”企业工作与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体验如此迥异，而前者只能吸纳仅1/10的就业人口，于是韩国的教育就卷上了天，人人都想进入财阀企业或体制。

韩国学生几乎人人都在课外补课，以求其能考入三所精英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或延世大学，从而进入财阀企业或考上公务员。根据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 2% 的家长不曾支付私人辅导费用。而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平均每个韩国学生月均补课费用折合人民币2100多元。

对于卷过九年制教育的我们，深知这种以淘汰而非提高水平为目的的考试，卷到后来也不过是屎上雕花，对科学的进步和个人水平的提高益处寥寥，纯粹是浪费整个社会的资源。

韩国的人均中位数月薪约合人民币 1.5 万 ～ 1.7 万元，补课费用对普通韩国家庭来说也是不算轻的负担。所以，每个韩国家庭在决定是否要孩子前，都要掂量自己的荷包，看是否能承担耗费如此大的教育费用。

韩国家庭要面临的第二个大开销则是住房费用。

韩国有超过 50% 的人口聚集在由首尔特别市、仁川广域市和京畿道组成的首尔首都圈。因为朴正熙在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采取了极端的资源集中政策。为了以极低成本迅速实现工业化，政府将全国绝大部分的财政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如京釜高速公路）以及外资优先砸向了首尔及其周边地区。

政府当时还要求三星、现代、LG、SK 等大型财阀的决策总部、金融机构以及研发中心必须设在首都，以便于政策审批和政治献金。这就导致了后来的高薪优质就业岗位从一开始就集中在首尔。

由于人口、教育、医疗、经济等都集中在首都，首尔的房价也极高，平均约 5.5 万 ~ 8.5 万元人民币/㎡，在江南区等繁华地区每平米达到12万人民币以上。

一套首尔的公寓随随便便就要七八百万人民币，而首尔的中位数月薪也就是1.7万人民币而已。

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想在很年轻的年纪就愿意背上沉重的房贷，用余生来偿还。

总之，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畸形的“教育热”和高昂的居住生活成本，导致韩国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生育。

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所说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韩国的问题在经济，而根子在政治，韩国糟糕的生育率是该国畸形的经济结构的体现，而这是该国政治与经济高度绑定造成的恶果。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五十多年前的朴正熙为了合法性，想让经济在短期之内迅速见成效，在重点领域培植了“国之重器”--财阀。

三、

1961年是朴正熙培植财阀之年，也是韩国出生率的转折点。

196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05，这意味着韩国的人口每20年就要翻一番。

同年，朴正熙开始实行计生政策。朴正熙将控制人口纳入“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由政府强力主导，在全国各乡镇派驻专业的“计生指导员”，全方位推广节育。

到了1970年代，韩国全面推行“两孩家庭”模式，将税收优惠、公共住房优先配给权与“绝育手术”挂钩。

而到了1981年，政府将政策目标进一步收紧至“一胎化”，对接受结扎和绝育手术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医疗补贴、住房贷款优惠等。

到了198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快速降至 2.06，首次跌破维持人口所需的2.1。

韩国政府的反应是如此迟钝，直到1996年，在生育率已降至 1.57 的情况下，才正式宣布废除控制人口的计生政策。

但已然无法挽回。

到了2018年，韩国的生育率跌破 1.0，成为全球唯一生育率低于 1 的国家。年轻人因为劳动力市场二元化、买房难和动辄失业而失去了自我繁殖的欲望。

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 0.72 的历史新低，地球上没有任何物种在某个阶段有如此低的生育率。

韩国政府终于感受到亡国亡种的危机，总统尹锡悦将低生育现状正式上升为“国家紧急状态”。

他们成立新部委，将副总理级官员任命为部长，统筹教育、劳动、住房等全方位的人口政策。

之后，韩国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将对企业施压、住房支持与长久的育儿激励结合起来。

首先是对企业施压。在韩国这种集权国家中，如果说劳动法、育儿法等在企业中实行不了，只有一个原因：各地方政府为了GDP任务，默许企业违法。

韩国在亡国之际，终于舍得对企业施压了。

他们先是修订了《劳动法》和《男女雇用平等与工作家庭兼顾支援法》，大幅加重了违反育儿条款处罚。根据修订后的法律，老板若打压或开除孕、产妇，最高将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

韩国劳动局还成立了“育儿休假侵权检举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实施定期的专项监察。一旦发现企业出现“员工刚怀孕即离职”等现象，将会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单，遭受强制劳动监察。

韩国政府还规定，在参与政府招标、公共工程采购等申请时，不保障员工育儿权益的企业会被直接扣分或取消投标资格

另外，韩国金融机构也将企业的“育儿支持率”纳入贷款审核流程。

除了“大棒”，韩国也对中小企业递上胡萝卜。

中小企业老板不愿意给员工休育儿假，主要是因为“小公司少一个人，业务就瘫痪”。为此，政府推出了“育儿假替代人力补贴”，如果中小企业员工休育儿假，政府直接给企业主发放每月数百万韩元的补贴用于聘用临时替代人员，并在税务上给予大幅减免。

而对于新生儿的父母，韩国政府也给予了全方位的补贴，而不再是发个消费券了事。

在住房上，新生儿的家庭可享受接近 0利率的长期住房贷款，而市场普通住房贷款利率普遍在 4%以上。

首尔等大城市推出了专门面向新婚和生育家庭的长租保障房，甚至允许居住满一定年限后以折扣价买下。

对于新生儿家庭（无门槛，取消以往的收入限制），政府将孩子刚出生时的一次性现金补贴大幅提升到2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万元。在孩子一岁前，每月再给5000元人民币，两岁前每月给2500元人民币。在8岁前，每个月的儿童津贴和家庭护理津贴又是1000元。

总之，每个韩国婴儿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通过各种项目都能获得约12万元人民币的中央政府资助。

各地市也有自己的补贴政策，比如仁川宣布对在该市出生的儿童从出生到 18 岁累积提供高达 1亿韩元（约合 50多万元人民币） 的各项支持与补助。

韩国各地还完善“全天候公立托育体系”和“夜间紧急照看服务”，由政府出资聘用育儿看护师，接管原本需要家庭高价雇佣保姆的支出。

另外，时来天地皆同力，韩国的股市此时也应声上涨，从2025年初2400点，年底4200点，2026年6月直接到了9000点。十八个月，涨了将近三倍。股市一涨，人们有钱了，也敢生了。

终于，各项因素叠加下的韩国的出生率开始缓慢提升，2024年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进一步达到约0.80。

而到了2026年，韩国前7个月累计出生人口突破17万人，同比增加14.7%。这一揽子政策终于有效果了。

然而，韩国如此低的生育率，根本原因还在政治上。

猫智深认为，如果该国政治和经济紧密绑定的现状不改变，如果财阀垄断举国经济的情况不改变，如果政治家为了在短期出政绩而集中资源给财阀的固有路径不改变，猫智深并不认为该国的生育率会有稳定而长期的提升。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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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别感谢知乎作者怠信者对财阀性质论断的文章，该作者思想犀利，系列文章也十分精彩。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侵删。其他参考文章如下：

《OECD Economic Surveys: Korea 2024》经合组织调查：2024 韩国

《Why South Korean women aren't having babies》BBC

《South Korea's policy push springs to life as world's lowest birthrate rises》路透社

《South Korea’s Chaebol Challeng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outh Korea: Sorrow in the Land of Chaebols》

《Two is already too many》Phoebe Arslanagic-Little

论文《Labour market dualization, permanent insecurity and fertility: The case of ultra-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