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百多年前，一群船商在上海做了一件“超前”的事：集资建造一座会馆，那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会馆建筑，也是这座城市“以港兴市”的起点之一。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上海“商船会馆”研究》，正是对这一历史脉络的系统追问：
在沙船与轮船的竞争中，一个传统行业组织靠什么活了下来，又凭什么转型？三百年前的商船会馆研究，能为读懂上海提供怎样的钥匙？
马学强著《上海“商船会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6年9月出版
极馆造之巨观
商船会馆，是由在上海的沙船业各帮船商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集资建造，为上海兴建较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会馆建筑，后屡经修葺，被誉为“极馆造之巨观”。
1959年商船会馆被列为上海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作为上海的一处重要人文遗产，商船会馆有上海城市发展的“活化石”之称，成为上海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连接点。
作为上海创建较早、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会馆公所，商船会馆具有一般会馆公所承担或涵盖的敬神灵、敦乡谊、联商情、兴本业等职能，见证了从海上政策演变、民间市场发展，到木船建造能力、航海技术、区域间货物流通、海外交流等发展，揭示了江南内河、沿江网络形成，沿海的北洋、南洋航线开辟，乃至上海与海外的海路联系。
修缮后的商船会馆戏台，摄于2019年12月22日
如果你以为会馆只是同乡聚一聚、吃顿饭的地方，商船会馆会打破这个印象。它更像上海海运往事里的“总后台”：既讲乡谊，也议商务、办善举、祀神祗；还管购置钞泥滩地、设置泥甲夫头、参与港口管理，甚至安置和救助海船从业者。
商船会馆码头及商船会馆在浦东置办的钞泥滩地的杨家渡位置（《上海城厢租界内外全图》，1888年，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该图由钟翀教授提供）
道光以后，商船会馆更在海运漕粮中担任特殊角色，带有某种“官督商办”色彩。
它连着一张海上网络，在它身上，你会看到国家海上政策的起落、民间市场的发展、木船建造能力、航海技术和海运经验的积累，也会看到区域货物流通与海外交流怎样汇到上海。江南内河、沿江的网络，沿海北洋、南洋航线的开辟，乃至更远的海路联系，都能在它身上找到影子。
它见证的，还有江南海运系统里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民俗，上海繁荣的海运贸易，带动了海洋文化、妈祖文化的发展。商船会馆常办活动祈求海船出行平安，作为上海天后的行宫，官方和民众都来祭拜，名声远扬。
“漕米起运”，选自《点石斋画报》
“内史”与“外史”的结合
《上海“商船会馆”研究》依循两条线索展开，其一是商船会馆本身的变迁，或可称之为“内史”研究。
传统时代的会馆公所，一般都带有浓郁的同乡同业色彩，所以要研究商船会馆，就是要从经济史角度切入，从行业、行会来考察，视其为经济组织，研究其资金来源、构成等，分析其运作方式与资金的渗透能力。商船会馆作为近代上海社会中自发创建的同业组织，带有明显的“自治性”。
其二就是与商船会馆演变有关的背景、环境、因素等，这是外在的、围绕“外部世界”的探讨。透过商船会馆，能够看到自18世纪以来时局的动荡，社会的变迁，以及那些依靠木帆船营生的船商们的奋争。
到了近代以后，传统航运业面临生存危机，但商船会馆却依然保持，并根据时代发展而适时调整，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功能。作为一个连续的行业组织，既有整体性的统一，也有阶段性的差异。
商船会馆具有一般会馆公所具有的普遍性（共性），包括祀神祗、联乡谊、议商情、办善举等，同时，与其他会馆公所相比，该会馆又有行业的独特性，如为船商海运配套的钞泥滩地购置、泥甲夫头设置乃至港口管理等，涉及与海船、海事的一些特殊安置、救助，凡此，均为商船行业组织的特殊职能体现。
清咸丰六年（1856）上海县号商郁森盛足纹银饼。上海博物馆提供
商船会馆研究远未穷尽，许多问题仍需结合公产权属、祀神活动、港口管理、海图与城市地图等具体线索深入辨析；只有把这些线索放到上海兴商兴市、以港兴市的长期进程中，才能更扎实地理解商船会馆，也才能与会馆公所史、航运史、贸易史形成更充分的对话。
修缮后的商船会馆，摄于2020年9月27日
原标题：《历经三百年时光，这座至今保存在上海市中心的商船会馆，你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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