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一独生女车祸身亡，父母获赔5年生活费；10年后钱用完再起诉

浙江一独生女车祸身亡，父母获赔5年生活费；10年后钱用完再起诉

我叫陈志远，在龙游县城开了一家小律师事务所，门面不大，就在法院斜对面那条巷子里，平时接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案子，离婚的、讨薪的、邻里打架的。大案子轮不着我，我也乐得清闲。日子嘛，过得去就行。

项叔和项婶是我二零一六年冬天找上门的。那天特别冷，龙游这地方虽然算浙江，可冬天湿冷起来比北方还难受。老两口早上八点就坐在我办公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我开门的时候，项叔正拿袖子给项婶擦鼻涕，两个人穿得倒是厚实，可脸冻得发青。

我把他们让进来，倒了热水。项叔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一沓纸，事故认定书、判决书、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票据。他说陈律师，我们想再告一回。

我说项叔，判决书都下来了，钱也赔了，还告啥？

项叔没说话。项婶在旁边低着头，两只手绞着衣角，绞了半天，说了一句：“钱花完了。”

我翻开那沓纸看了看。二零一六年一月，他们的独生女项丽开车经过龙游大桥，被周某驾驶的货车撞了，当场人就没了。项丽那年四十六岁，没结过婚，没孩子，在杭州一家公司做会计，每个月给老两口打生活费。项叔项婶那时候都八十了，项叔有肺气肿，项婶腿脚不好，两个人在村里住着，就靠闺女每月打回来的钱过日子。闺女一走，天就塌了。

当年那个案子也是我经手的。法院判了周某和保险公司赔医疗费、丧葬费，还有五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七万多块钱。判决书写得清楚，项叔项婶年满七十五周岁，按五年计算。我那时候跟他们说，这钱省着花，能用一阵子。老两口千恩万谢地走了。

可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活着。

项叔说，那七万多块钱，头几年给项婶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小两万。后来项叔自己住了两回院，肺气肿，喘不上气来，又花了一万多。剩下的钱，两个人掰着指头花，一个月不敢超过五百块。村里给办了低保，每个月有几百块钱补助，可吃药就不够，更别说吃肉。项叔说这十年他没买过一件新衣裳，身上这件棉袄还是闺女活着的时候给他买的，袖口磨破了，项婶拿布补了又补。

我说项叔，你咋不早来找我？

项叔说，不好意思来。闺女没了，他们拿命换来的钱，花一分少一分。花完了就花完了，再去找人家要，他张不开这个嘴。后来是村里一个后生看了电视上讲的啥法律节目，说这种情况还能再告，老两口才壮着胆子来的。

我收了他们的材料，去法院立了案。状子递上去没几天，保险公司的电话就打到我手机上来了。那头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说话倒是客气，意思很明白：钱都赔过了，你们又来告，这不是耍无赖吗？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七十五岁以上只赔五年，五年过了就拉倒。你们再告也是白告，不如撤了算了，省得大家麻烦。

我说撤不撤的，法院说了算。

小伙子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陈律师，你也是干这行的，这种案子你接了能挣几个钱？费那个劲干啥。

我没跟他多啰嗦，把电话挂了。

开庭那天项叔项婶都来了。项婶穿了件干净的灰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项叔还是那件破棉袄。被告席上坐着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和肇事司机周某。周某这十年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半，听说这些年跑运输也没挣着啥钱，家里日子过得紧巴。他坐在那儿一直低着头，没往项叔项婶这边看。

保险公司律师果然拿“一事不再理”说事，还翻出当年的判决书，指着上面“按五年计算”那几个字念了一遍，说白纸黑字，法院判过的，还能改？又说项叔项婶这十年花了七万多，平均一个月才五百多块，说明他们本来就有其他生活来源，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

项婶坐在原告席上，手抖得厉害，忽然开口说了一句：“我一个月就花五百多，是因为我只敢花这么多。我闺女没了，我多花一分都觉得是糟蹋她的命。”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钟。法官没打断她。项婶接着说，她跟项叔这十年没添过一件家具，没换过一床新被子，电灯坏了都是项叔自己搬凳子上去换，舍不得请人。项叔的肺气肿药，能拖就拖，实在喘不上气了才去卫生院挂一瓶水。她说她不怪周某，周某也不容易，可保险公司凭啥说她不符合条件？她跟项叔没有劳动能力，没有退休金，闺女没了，地也早就不种了，除了低保什么都没有。那五年七万块，是他们唯一能指望的钱。

保险公司律师又站起来，说要提交项叔项婶有“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法官问什么证据。律师拿出一张纸，说村里给项叔项婶办了低保，每年还有一点土地流转金，加起来一年有几千块钱，说明他们有收入。

项婶急了，说那几千块钱够干啥？一年吃药就得大几千，低保的钱连药钱都不够，要不是村里乡亲有时候送点菜送点米，她跟项叔早就饿死了。

法官没当庭判。休庭之后，我去村里跑了一趟，找村委会开了证明，又去卫生院调了项叔项婶这十年的病历和买药记录。记录打出来厚厚一沓，项叔光是肺气肿住院就有七次，项婶股骨头换了之后又摔过两回，每次看病花的钱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把这些材料整理好交到法院，附了一份说明：项叔项婶这十年所有支出加起来，七万三千多块，其中医疗支出占了将近四万。也就是说，那七万多块钱，一大半都送进了医院和药店，真正用在吃喝上的，少得可怜。

判决下来那天是十月。法官判了保险公司和周某再付五年生活费，七万六。判词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定型化赔偿，超过定型化赔偿确定的年限，被扶养人仍然生存且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起诉请求增加相关费用，不构成重复起诉。法官还专门在判后答疑里说了，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填补受害人死亡给亲属带来的生活来源损失，但并不意味着“一次性了断”，只要老人还健在、还符合条件，基本生存权益就应当得到持续保障。

保险公司没上诉。

判决生效后，周某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陈律师，那钱我认，但我手头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分几回给。我说你直接跟项叔项婶商量去。过了两天，项叔给我打电话，说周某来家里了，拎了一箱牛奶，坐了半个钟头。周某说他对不住项叔项婶，当年那场事故，他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他这些年跑车，每回经过龙游大桥都踩一脚刹车，心里默念一句对不住。项叔说算了，都过去了。周某走的时候把第一笔钱留下了，说剩下的他每个月打过来，打够为止。

项叔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声音有点抖。他说陈律师，其实周某这人也不坏，当年就是赶时间，多踩了一脚油门。我说项叔，你能这么想，心里就好受些。

上个月我去村里看他们。项婶腿好多了，能拄着拐棍在院子里走两圈。项叔在门口劈柴，说现在敢买肉了，一个礼拜吃一回。项婶在旁边补了一句，说项叔上回赶集还买了条鱼，红烧的，烧得不好吃，太咸。项叔嘿嘿笑，说咸了下饭。

我坐了一会儿，项婶忽然进屋翻了半天，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双棉鞋。她说陈律师，这鞋是我给你做的，你别嫌弃。我说项婶你费这心干啥。她说费不了啥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针脚有点歪，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拎着那双鞋往回走，路过龙游大桥的时候把车停在桥头，下来站了一会儿。桥下的衢江水不急不慢地流着，跟十年前一样。项丽当年就是在这条路上没的。她要是还在，今年该五十六了，说不定也当了奶奶。

回到所里，我把那双棉鞋搁在办公桌底下。有时候加班到天黑，脚冷了，就换上。鞋有点大，可暖和。

干律师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人为了钱打得头破血流，也见过不少人为了口气把日子过得稀碎。项叔项婶这事儿让我想明白一个道理：钱这东西，有时候是钱，有时候不是。那七万六，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一笔该不该付的账，对周某来说是一份该不该认的债，可对项叔项婶来说，就是一个月的药钱，一礼拜的一顿肉，是闺女没了之后，这日子还能勉强过下去的那么一点点底气。

法律这东西，条文是冷的，可判下去的时候，总得给人留口气。项叔项婶没想靠闺女发财，他们只是想活着。就这么简单。

昨天项叔给我打电话，说家里腌了咸菜，让我去拿两棵。我说项叔，咸菜就别留了，你跟我婶多吃点好的。他说好的也吃，咸菜也吃，日子嘛，总得往下过。

挂了电话我想，这案子到我这儿算是结了。可项叔项婶的日子还长着呢。过几年他们要是还在，钱又花完了，我估计还得再给他们写一回状子。

到时候保险公司那小伙子要是再打电话来，我就跟他说：别费劲了，人家还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