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3月5日，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温斯顿·丘吉尔站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礼堂，发表了后来震动世界的“铁幕演说”。此时的他已经不是英国首相，却仍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二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欧洲大片城市还在废墟中。反法西斯盟国刚刚取得胜利，美、英、苏三国之间的合作却迅速出现裂缝。丘吉尔选择这个时机讲话，显然不是普通的外交表态，而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苏联正在扩大影响，英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
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铁幕”已经降落在欧洲大陆。这个比喻很有穿透力。它没有使用复杂的外交术语，却把战后欧洲的政治分裂，压缩成了一幅人人都能听懂的图景。
需要说明的是，丘吉尔并非凭一场演说创造了冷战。美苏矛盾早已存在，战后德国如何处置、东欧政权如何安排、原子武器如何控制，都是摆在桌面上的冲突。富尔顿演说真正改变的，是把这种矛盾公开化、概念化，并推动美国舆论从战时合作转向长期防范。
斯大林很快作出回应。1946年3月14日，他在《真理报》答问中批评丘吉尔的言论，认为这会煽动新的战争。两种声音一经对撞，欧洲便不再只是战后重建的土地，也成了两套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争夺的前沿。
丘吉尔的动机并不单纯。英国虽然名义上是战胜国，国力却在战争中严重透支，殖民体系开始松动，财政和工业都难以恢复往日地位。美国拥有雄厚经济实力，苏联则凭借红军和战场胜利扩大了在东欧的影响。英国夹在两大强国之间，既担心苏联继续西进，也担心美国取代自己成为西方核心。
有意思的是，丘吉尔希望借助美国遏制苏联，却也担心美国过于强大。对英国而言，最理想的局面并不是某一方彻底胜出，而是美苏彼此牵制，使伦敦重新获得周旋空间。后来北约建立、欧洲分裂加深，英国确实保住了重要的外交位置，但它再也没有回到战前那个支配全球的高度。
铁幕落下之后，影响很快越过欧洲。德国被分区占领，柏林成为对峙象征；马歇尔计划与经济封锁相继展开，北约和华约后来形成军事对立。所谓冷战，表面上没有美苏直接全面交战，实际上却通过军备竞争、政治援助和地区战争，把冲突扩展到了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1946年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本质上是中国内部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较量，但美国的调停、援助与外交压力，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安排，都让这场战争带有明显的国际背景。美国曾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却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爆发。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海峡一侧，所谓“划江而治”并没有成为既定的国际安排。
毛泽东当时多次强调革命不能停在长江以北。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只有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整合，才可能结束长期分裂。外部力量设想的缓冲线，最终没有取代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后以联合国军名义介入，战事很快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中国政府曾通过外交渠道警告，若外军继续逼近鸭绿江，中国安全将受到直接威胁。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战争从朝鲜半岛的内部冲突，变成美中两国军队直接交锋的重大地区战争。
“被迫拉进战火”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判断，而是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面对了边境安全、东北工业基地和国家政权生存等多重压力。若美军抵近鸭绿江，中国很难把战争看成与己无关。周边战火一旦失控，东北地区首当其冲。
英国在朝鲜战争中支持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事行动，但对战争扩大同样有所顾忌。麦克阿瑟主张把战火推进到中国境内，甚至提出使用更激烈手段；英国则担心这样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1951年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战争重新围绕三八线展开，英国的谨慎态度也得到体现。
朝鲜停战并没有消除冷战，只是把最危险的碰撞暂时固定下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同盟体系，苏联加快核武器和远程力量建设，中国则在战争压力下完成了大规模国防动员。东南亚的越南战争、中苏关系的变化、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都不同程度受到两大阵营竞争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归结为丘吉尔一人设计的结果。
“铁幕演说”的历史影响，正在于它把战后矛盾变成了长期结构。英国借此保存了部分影响力，却没有阻止自身衰落；苏联在军备和外部竞争中消耗巨大，1991年解体；美国赢得冷战，却承担了庞大的全球军事与政治成本。至于中国，则在朝鲜半岛付出了重大牺牲，也由此确立了新中国在东亚格局中的实际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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