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姑姑周素芬走的那天，家里商量好，葬礼只办二十个人的小厅。
可追悼会开始前十分钟，一百多个陌生人，捧着白菊，一声不响地挤满了殡仪馆。
我爸拉住其中一个，问：“你们是谁？”
那人说：“你们家的人，应该知道素芬做了什么。”
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三月二十号，上午九点半，青岩市殡仪馆。
松鹤厅是最小的告别厅，二十把折叠椅，一排白菊，正中间挂着姑姑的遗像。照片是我爸从旧相册里翻出来的，姑姑四十来岁，穿件灰布外套，不笑，眼睛看着镜头外头，像在等谁。
外头下着小雨，院子里那棵老香樟湿漉漉的，台阶上落了一层玉兰花瓣，被人踩成了泥。
我爸周建业坐在第一排，一身黑西装，腰板挺得笔直。我弟周磊坐他旁边，一直低头看手机。我叫周念，三十三岁，站在门口，负责接待。
九点四十，来了第一个人。
是个坐轮椅的老头，七十多岁，被一个年轻姑娘推着，怀里抱着一束白菊。他在门口停住，抬头看看厅名，又低头看手里一张纸，问我：“姑娘，这是周素芬老师的告别仪式吧？”
“是。您是……”
“我姓赵。”他没多说，朝遗像的方向欠了欠身。
接着是第二拨。一家五口，老的小的，穿得都很素。第三拨，是个中年男人，西装皱巴巴的，像是赶了一夜路。再后来，人开始成片地来，从走廊那头一直排到院子里。有人拄着拐，有人抱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有人说着外地口音。没人大声说话。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朵白菊，还有一张用透明塑封套裹着的小卡片。
我说不过来了。
松鹤厅二十个座位一下子满了，后来的人就站着，站满走廊，站到院子里，雨打湿了肩膀，也没人动。
我爸站起来，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拉住一个穿工作服的年轻人：“你们是不是把别家的厅安排混了？我们周家，就二十来个人。”
“没混。”年轻人小声说，“刘师傅昨天交代的，说今天会来很多人，让把万寿厅腾出来。”
万寿厅，能坐三百人。
很快，姑姑的遗像被抬进了万寿厅。人群像潮水一样，安静地涌进去，一排一排站定。他们鞠躬，放花，把手里的小卡片，轻轻放在遗像前的长桌上。一张，两张，三张。桌子很快铺满了。
我爸被晾在原地。他拦住最后进来的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腰弯得几乎直不起来。
“大姐，你们到底是谁？你们是素芬什么人？”
老太太看了他很久，问：“你是素芬的哥哥吧？”
“……是。”
“我们不是来凑热闹的。”她说，“今天，得有人替她说几句话。”
要说我姑，得从四十七年前说起。
姑姑周素芬，一九五七年生，是我爷爷最小的闺女。爷爷在殡仪馆锅炉房烧了一辈子煤。一九七八年爷爷退休，按规矩，子女可以接班。我大伯在工厂，我爸在粮站，谁也不肯去。只有姑姑，二十一岁，接了这个班，分到整容组，跟着老师傅学。
奶奶哭了三天。她说好好一个姑娘，去碰死人，往后谁敢娶。
后来真应验了。姑姑谈过一个对象，县供销社的，见了两回面，男方听说她的工作，当场变了脸，再没出现。后来也没人给她介绍了。
姑姑一辈子没结婚。
这些，是我爸的版本。他的版本里，姑姑是被这份工作“耽误”的，路是自己选的，怪不得谁。
我们家有条规矩，传了几十年：除夕年夜饭，姑姑不上桌。
没有人明说过。奶奶那辈就这样，说她手上沾着晦气，怕冲了一家人的喜气。每年三十下午四点，姑姑准时来，提着一网兜东西：自己包的饺子，一盒汤圆，给小孩的红包。她不进门，在门口站着，按一下门铃，我妈或者我去开门，她把东西递过来，说一句“你们吃，我走了”，转身下楼。
我八岁那年的除夕，我妈偷偷让我去楼下追她。我追到楼梯口，姑姑回头，蹲下来，张开手，想抱抱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怕。我听过太多“那双手摸过死人”的话。
姑姑的手停在半空。她笑了笑，站起来，转身走进了楼梯间。后来我妈说，姑姑走到小区门口的水龙头那儿，拧开，用肥皂把手洗了三遍，才走的。
那年我八岁。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妈说这件事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我十三岁那年，我妈出了车祸，在国道上被一辆货车追了尾。那是二〇〇五年四月。
我对那场葬礼的记忆很碎，只记得一件事：我妈躺在那里，脸是好好的，眉毛是顺的，嘴角还带着一点点，像午觉没睡醒。我爸后来逢人就说，殡仪馆有位高人，手艺神了，把我妈“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托人打听过是谁，一直没打听出来。
姑姑那天也来了，穿一身黑，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仪式没结束就走了。我爸连头都没回。
奶奶是二〇一〇年走的。她走以后，年夜饭的规矩没人改。我爸说，老人留下的，不能坏。
我结婚那年，我爸跟姑姑说：别来了，新人沾不得。
姑姑没来。婚宴当天，酒店前台收到一个红包，里头是五万块现金，附一张纸条：“念念，白头到老。”我爸脸一沉：“一个一辈子不花钱的人，这钱哪来的？别沾。”
是我偷偷收下的。后来那笔钱，付了我和丈夫新房的首付。
万寿厅里，人越站越满。
周磊挤到我身边，压低声音：“姐，这些人什么来路？不会是来讨债的吧？”
“别瞎说。”
“我瞎说？”他冷笑，“一个守了一辈子太平间的老太太，跟一百多号人有往来？说她欠了钱，我还信一点。”
我没接话。周磊今年二十八，在深圳做电商运营。去年冬天他谈婚论嫁，女方要二十八万彩礼，他自己凑了二十万，剩下的八万，借了网贷。这事他谁也没说，只悄悄给姑姑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借八万周转。
姑姑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没有。”
就两个字。他摔了电话，从此再没联系。
“一辈子没花过钱的人，”周磊盯着遗像，“穿三十年的灰外套，吃咸菜馒头，存折里不知道多少。亲侄子开口，就一句没有。给我姐五万，倒是大方。”
“那五万不是我开口要的。”
“所以我才说，”他说，“她心里有数，谁亲谁不亲。”
我爸坐在前排，听见了，没回头，只说：“别在这儿说。”
可他的背，绷得很紧。
我知道我爸心里的账。他觉得姑姑冷，冷了一辈子。送饺子，不肯进门；送红包，不肯露面；这些年逢年过节，他没主动打过一个电话，她也从没打来过。两个人像隔着一堵墙，各自守着各自的规矩。
这是我们家对姑姑的全部认知：一个孤僻的、抠门的、守着晦气行当的人。
我站在人群边上，看着那张长桌。塑封卡片已经堆成了小山，有的压着花，有的立着，上面的字迹深深浅浅，各不相同。
我忽然发现，每一张卡片的最后一行，都有同一个签名：
“——素芬”
老刘上台的时候，我才认出他。
刘德顺，七十一岁，殡仪馆的老整容师，姑姑的师傅。我小时候见过他两次，一次在爷爷的葬礼上，一次在我妈的葬礼上。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头顶锃亮，一双手常年抖，抖得拿不稳话筒。
他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是素芬的告别仪式。按理说，该由家属致辞。”
他看向我爸。
我爸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上面是他写了一夜的悼词。他走到话筒前，念了不到三十秒：“周素芬，女，六十八岁，青岩市殡仪馆退休职工。一生勤恳，沉默寡言。愿她安息。”
念完，鞠了一躬，下台。
台下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鼓掌，也没有一个人出声。那种安静，让我后背发凉。
老刘重新拿起话筒：“我想，大家心里都有话。今天，我想请几位，替素芬，也替咱们自己，说几句。”
第一个站起来的，就是那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
她叫张桂香，七十三岁，住在三十公里外的丰乐镇。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上台，没拿稿子。
“我儿子叫王大勇。二〇〇七年，他在工地上，被塌下来的脚手架砸了。”她停了停，“我赶到医院，是认不出他的。整张脸，没法看。”
台下很静。
“殡仪馆的人说，建议别开棺，免得吓着老人。我不肯，我说，我要看我儿子。”她抬起头，看着遗像，“是素芬接的我。她说，大姐，你给我一天，就一天。”
“我在外面坐了一天，水米没进。傍晚，她出来，眼睛是红的，手上全是针眼。她说，大姐，你进去看看。”
老太太的声音抖了起来。
“我进去了。我儿子躺在那里，是他自己的样子。眉毛，鼻子，下巴那颗痣，都在。素芬去找他的身份证照片，找他的工友问，问他平时爱怎么梳头，爱不爱皱眉。她给他梳了他生前的偏分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塑封卡片，举起来，上面是手写的小字。
“这是她给我的。上面写：‘大勇今天很安详，没有疼。大姐，您放心。——素芬’。”
她看着我爸，一字一句：“我活到七十三岁，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几个字。我儿子最后一面，是素芬给我的。她没收我一分钱，还借给我一千块路费，让我回家。”
我爸站在台下，一动不动。
第二个上台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大褂，是市医院的外科医生，姓程。
“我八岁那年，我爸出了车祸。他是修车的，一辈子手上洗不掉的机油。”程医生说得很平，“我去看他，他躺在那儿，干干净净，手也干干净净。我当时小，就觉得奇怪：我爸的手，怎么没有黑印了。”
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塑封卡片：“上面写：‘你爸爸今天很安详。他的手，我给洗干净了。指甲缝里留了一点机油，因为那是他的样子。’”
他哽了一下：“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才明白，她洗掉了脏，留下了他。我后来学医，就是因为那一年。”
第三个是个姑娘，三十出头，从哈尔滨坐了二十个小时火车赶来。
“我爸是个流浪汉，我十岁那年他走丢了，家里找了他二十年。”她攥着话筒，指节发白，“二〇一二年冬天，他死在青岩的桥洞底下，没有身份证，没人认领。素芬阿姨给他做了整理，拍了脸部照片，发到全国的寻亲网站，一发，就是八年。”
台下有人吸鼻子。
“二〇二〇年，我在网站上看到了。那张照片里，他的头发被梳得很整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爸。”她擦了擦眼泪，“阿姨一分钱没收，还替他交了八年的墓地管理费。她说，等他的家人，总得有个地方来。”
我听着，指尖发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