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保罗·法兰奇《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 2011）、格雷姆·谢泼德《北平之死》（A Death in Peking, 2018）、胡正详法医报告（路透社英文版）、1937年《大公报》及《华北先驱报》（North China Herald）相关报道、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FO系列）、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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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清晨八点，北平城东便门箭楼东南的壕沟里，一个名叫张宝珍的遛鸟老人发现了一具女尸。
角楼这地方在清末地方志里被称作"狐楼"，传说是出没的地界。
狐狸精
数九寒天，地上冻得邦邦硬，野狗在废墟间窜来窜去。
老人起初以为又是哪个白俄难民冻死在了沟里——那年月东正教圣诞节刚过，街头巷尾天天能冻死人。
可等他借着天光凑近一看，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尸体穿着考究，身上的首饰一件没少，可脑袋被钝器砸得面目全非，胸口塌下去一大块。
张宝珍连滚带爬地跑去报了警。
那天天刚蒙蒙亮，城根底下刮着白毛风。
张宝珍提着鸟笼，本来是想找个背风的地方遛鸟。
他远远看见壕沟里好像躺着个人，还以为是哪个要饭的睡在了外头。
走近了才看清，地上的血已经冻成了黑红色的冰壳子，那人的脸不像活人的脸。
张宝珍后来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阵仗都见过，可那天早上看见的东西，到死都忘不掉。
北平第十九分局署长韩世清赶到现场的时候，使馆区警务总监托马斯也从家里赶来了。
两个人蹲在这具面目全非的女尸旁边，正琢磨死者身份，一个穿厚呢大衣的老头疯了一样冲过来。
他一眼看见尸体身上那件大衣，整个人瘫倒在地。
这个老头叫倭讷，七十二岁，前英国驻华外交官，在北平住了大半辈子。
他认出了自己十九岁的养女帕梅拉。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狐狸塔奇案"的民国第一悬案。
一个退休外交官的养女，在一九三七年北平最冷的冬天，被人杀害后抛尸城墙根下。
案子查到一半，卢沟桥事变爆发，所有调查突然中断。
从那以后近九十年，真凶始终没有落网。
【一】古怪的外交官和他的养女
倭讷，一八六五年生人，英国老牌外交官出身。
他从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做起，一路混到领事级别，可这人脾气太臭，跟上司吵，跟同事吵，跟谁都处不来。
他一辈子被打发到汕头、芜湖、广州那些边边角角的口岸，从来没进过伦敦的核心圈子。
一九二〇年代退休之后，他干脆赖在北平不走了，一头扎进中国古代典籍里，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民俗和神话的厚书，在西方汉学界还真有一席之地。
倭讷住在盔甲厂胡同的四合院里，离东南角楼走路不过十分钟。
他的邻居里就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夫妇当时正在撰写后来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两条胡同之隔，一边是即将改变历史的记者在灯下赶稿，另一边是一个脾气古怪的退休老头在书房里研究狐仙传说。
谁也不会想到，几个月后这两条平行的生活会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交叉在一起。
海伦·斯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帕梅拉出事后她好长时间不敢一个人出门，甚至怀疑日本人或戴笠的特务本来想暗杀的是她，结果杀错了人。
这种猜测显然站不住脚——军统锄奸从来都是一枪毙命，不会把人拉到城墙根底下肢解。
倭讷在北平的外国人圈子里人缘很差。
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跟上司吵，退休之后在汉学界跟同行吵，跟敦煌文物的运输官员也吵过架。
英国领事馆的人提到他就皱眉，觉得这个老头又固执又难缠。
可就是这么一个讨人嫌的人，在女儿出事后表现出的执拗和坚韧，连他的对头都不得不承认。
他在英国公使馆门口自己开发布会、自己悬赏、自己雇侦探查案——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里，拿着自己的养老钱跟整个外交体系对着干。
倭讷的妻子格拉迪丝比他小十几岁，两口子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一九二〇年，他们在北平收养了一个女婴，取名帕梅拉。
格拉迪丝的身体一直不好，倭讷带她去美国找外科名医看过，也没查出具体病症，诊断结果是"神经衰弱"。
回到北平后她染上流感，转成严重的脑膜炎，一九二二年二月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官方记录写的是佛罗拿药物过量——佛罗拿是当时常用的巴比妥类安眠药，跟酒精同服可以致命。
格拉迪丝死后，倭讷一个人拉扯帕梅拉长大。
这个老头把全部的感情和控制欲都倾注在了养女身上。
格拉迪丝的死因在侨民圈子里一直有闲话。
佛罗拿这种安眠药起效慢，很多服用过量的人都被家人及时发现送医了。
可倭讷一口咬定妻子去世那天晚上他一直守在病床前，什么异常都没发现。
这话没人全信——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丈夫眼皮子底下吃安眠药吃到死，当丈夫的不可能一点都没察觉。
这些流言在帕梅拉出事后又被翻了出来，有人暗示倭讷跟第一任妻子的死也脱不了干系。
可这些说法从头到尾都是传言，没有任何实证。
帕梅拉在天津文法学校读书，寒暑假才回北平。
她出落得漂亮大方，性格外向，跟一帮外国侨民家的孩子混在一起。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帕梅拉从天津回到北平，两个新近认识的女性朋友开始带她出入当地的社交场合。
倭讷对帕梅拉的管教近乎严苛，不许她晚归，过问她交的每一个朋友，对她跟男孩的来往尤其警惕。
帕梅拉在天津读书期间跟一个波兰裔犹太男孩走得很近，那男孩比她小两岁，是她的同学。
倭讷对这段关系极为反感，认为一个波兰犹太难民的儿子配不上英国外交官的养女，据说当面跟那男孩发生过激烈冲突。
帕梅拉为这事跟父亲爆发过不止一次争吵。
那个波兰男孩叫米沙·霍耶尔斯基，一战后跟着难民潮从波兰逃到中国，在天津文法学校跟帕梅拉同班。
他比帕梅拉小两岁，瘦瘦高高，会说好几种语言。
倭讷看不上他的出身，觉得一个连国籍都没有的犹太难民不配碰自己的女儿。
帕梅拉不管这些，她在学校里跟米沙走得最近，两个人一起做作业、一起参加学校活动。
倭讷发现之后大发雷霆，据说当着米沙的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帕梅拉从天津放假回北平的时候，两个人还在通信。
这些信件后来被倭讷翻了出来，成了他调查帕梅拉社交关系的重要线索。
这种压抑的父女关系，在帕梅拉十九岁这年冬天，走到了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终点。
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外侨圈子，大概有个两三千人。
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白俄流亡者、犹太难民，挤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和附近的胡同里。
这是一个封闭而拥挤的社交圈，谁家做了什么事，半天之内所有人都知道。
帕梅拉刚从天津回来，还没完全融入这个圈子，两个女性朋友带她进社交界，滑冰场、六国饭店、西山派对，新鲜玩意应接不暇。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刚尝到自由的滋味，被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老头管着，心里那股子叛逆劲儿可想而知。
【二】一月七号那个夜晚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是星期四，也是东正教的圣诞节。
那天北平特别冷，据《大公报》记载，白天最高气温也在零下十度以下，夜里更是冷得哈气成冰。
东正教的圣诞节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七号，白俄侨民们过节，教堂里点着蜡烛，街上飘着酒味。
帕梅拉出门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这个圣诞节会是她活在世上的末了一天。
那天上午，帕梅拉出门去看牙医。
牙医叫温特沃斯·普伦蒂斯，美国人，一八九四年生，哈佛牙科学院毕业，一九一七年来到中国，最初在霍普金斯纪念医院工作，后来在东交民巷使馆街三号自己开了牙科诊所。
他的客户非富即贵，在北平外侨圈子里颇有名气。
普伦蒂斯的妻子一九二六年带着三个孩子回了洛杉矶，此后再没回中国，牙医一个人过着自在的单身生活，跟北平的妓院和酒吧都有来往。
看完牙医回到盔甲厂胡同的家里，帕梅拉写了一封信。
下午三点左右，厨师何英出门采购前问她要不要带中式甜点，帕梅拉摇头拒绝，说自己要出门见朋友，晚上七点半回来吃晚饭，想吃肉丸饭。
何英从东单牌楼采买回来的时候，帕梅拉已经走了。
看门人严平亲眼看见她骑着自行车出了胡同。
下午五点前后，帕梅拉在六国饭店街角跟朋友伊瑟尔·古列维奇碰了头。
两个人一起去了伊瑟尔家，吃了下午茶——面包、黄油和蛋糕。
伊瑟尔后来向警方证实，帕梅拉等她的时候曾短暂离开过一会儿，去了哪里没有说。
之后帕梅拉前往东交民巷法国兵营的滑冰场。
那天晚上冰场上大约有两百人，大半是跟帕梅拉差不多年纪的白人姑娘。
有目击者后来回忆说，看见帕梅拉滑了几圈，中途跟几个男的有过交谈，具体身份没人记得清。
六国饭店是当年北平最洋气的地方，各国使节和上流社会的人在那里吃饭、住宿、交际。
帕梅拉在街角等伊瑟尔的时候，可能进过六国饭店大堂，也可能在前台收到过什么留言。
倭讷后来调查时发现，帕梅拉好像在前台留过一张字条给什么人，具体内容不知道。
这种细节在一九三七年的北平不算什么——年轻人互相留个纸条约个见面，再正常不过。
可放在帕梅拉命案的背景下，那张纸条就成了一条没人接得上的线索。
帕梅拉答应七点半回家吃饭。
到了七点半，人没回来。
八点，没有。
九点，还是没有。
倭讷在屋里和院子里来回踱步，让厨师何英去滑冰场找。
何英到了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当晚大概有两百人滑冰，他一个人根本找不到。
何英回到家，倭讷自己打了个手电筒出门找人，一直走到凌晨一点才空着手回来。
何英后来跟警察描述过那天晚上的情况。
帕梅拉出门之前跟他说过，晚上回来想吃肉丸饭。
何英还特意去东单牌楼买了新鲜的肉和菜，等了一晚上，饭热了好几遍，人也没回来。
看门人严平说，倭讷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何英一个厨子，看不懂这些外国人的弯弯绕，他只知道小姐平时对他不错，常让他帮忙买中式甜点。
第二天一月八号一早，倭讷再也坐不住了。
他先去了使馆区巡捕总部，给警务总监托马斯留了一张字条，之后接着自己出去找。
他沿着盔甲厂胡同往外走，不知不觉走到了东南角楼附近。
他不知道的是，他要找的人此刻就在脚下的壕沟里。
【三】城墙根下
发现尸体的东便门箭楼，是明代内城东南角的角楼。
这一带在清朝的时候还是外国人的坟地，野狗成群出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护城河干涸了，河沟里积着脏水，周围是一片荒地。
角楼靠狐仙传说得了个"狐狸塔"的名号，大晚上没人敢靠近。
抛尸在这种地方，对凶手来说再合适不过——偏僻、没人巡逻、天亮之前不会被人发现。
韩世清赶到现场的时候，尸体躺在壕沟的冻土上。
他蹲下来仔细查看：死者穿着优渥，外套、围巾都在，手腕上戴着一块铂金手表，衣物上有大量血渍。
可除了衣服上的血，周围地面几乎没有其他血迹。
尸体上的伤口远比普通斗殴凶残得多，面部被钝器损毁到无法辨认。
韩世清那年大概三十出头，一九三〇年还是个普通署员，五年就升到了一区署长。
他办的案子大多跟外侨有关——黄赌毒、走私、侨民纠纷，跟各国使馆打交道是家常便饭。
这种案子别人躲都躲不及，他办得得心应手。
帕梅拉这案子落在他头上，说是升官的机会也行，说是烫手山芋也行。
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养女死在他管的地界上，破不了案，上面催下面骂；破了案，得罪的又是使馆区那些惹不起的洋大人。
韩世清最初以为死者是哪个冻死的白俄难民——一月七号是东正教圣诞节，那天又格外寒冷，北平街头每年冬天都要冻死几个走投无路的难民。
可再一看，这姑娘穿金戴银，伤势也绝非寻常。
他立刻通知了使馆区的托马斯。
托马斯从家里直接赶来，还没来得及看到倭讷留的那张字条。
两个警察正蹲在地上想辨明死者身份，倭讷找女儿找到了现场。
他一眼认出了尸体身上的大衣和首饰，当场崩溃，瘫倒在尸体旁边。
现场随即封锁。
尸体被送往三公里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由解剖系主任胡正详主持尸检。
帕梅拉手上的那块铂金手表，指针停在了十二点。
韩世清和托马斯站在角楼底下，很快意识到这起案子的麻烦程度远超普通刑案。
尸体在中方地界发现，按管辖权归北平警方管，可受害者是英国外交官的养女，接下来要排查的嫌疑人十有八九住在使馆区里面，那些人要么有外交豁免权，要么背后有领事撑腰。
更棘手的是，帕梅拉死状惨烈，一旦报纸登出来，必然引发中外媒体的轰动，英国人最怕这种事损害帝国在华形象。
托马斯提议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借调一个外人来主持调查。
他推荐的人叫理查德·丹尼斯，一八九七年生，伦敦警察厅出身，一战期间当过飞行员，退役后回了苏格兰场，一九三四年调到远东，当时在天津英租界警务处当处长。
韩世清向上司请示后同意了。
丹尼斯很快从天津赶到北平，跟韩世清组成了中英联合调查搭档。
这种跨国合作在当时几乎没有先例。
两个警探到现场后的第一件事，是排除抢劫的可能。
帕梅拉身上的铂金首饰一件没少，手表还戴在手腕上。
第二件事是确认抛尸地点——角楼底下没有大量喷溅血迹，说明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在尸体附近还找到了帕梅拉的溜冰场会员卡，上面沾有血迹。
可她的自行车和溜冰鞋，从那天晚上起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帕梅拉的手表停在十二点，可这不等于她就是十二点死的。
手表可能是在搏斗中摔停的，也可能是死后被人动过。
法医后来把死亡时间范围拉得很宽——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这个区间横跨四个小时，足够发生很多事。
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从滑冰场出来之后，到底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吃了那顿中餐是跟谁一起吃的，成了整个案件最核心的谜团。
【四】解剖台上的秘密
尸检报告由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胡正详主持完成。
这份报告后来被路透社发了英文版，又被《大公报》翻译成中文转载，两个版本之间有些出入，但核心结论是一致的。
死因是颅骨骨折导致的脑出血。
胡正详根据脑内出血的分布判断，帕梅拉的头部大约挨了六次钝器重击。
这六下不是失手造成的，而是奔着要命去的。
根据伤口角度判断，凶手是帕梅拉认识的人，她生前跟人发生过搏斗。
除了头部的致命伤，她的左上眼睑和右下眼睑也有生前伤——伴有出血痕迹，左眼的损伤则是死后形成的。
真正让所有看过报告的人后背发凉的，是死后那部分的记录。
右肩部的肌肉被整齐切断，使用的是刀刃锋利的刀具。
上臂肱骨末端骨折，需要沉重的钝器才能造成。
也就是说，凶手一边使用刀具，一边用了钝器。
胸前组织被大片切除，心脏不见了。
左右各六根肋骨折断，全部向外翻开。
腹部有两个切口，大部分内脏器官——包括膀胱、肾脏和肝脏——全部被取走，不知去向。
血液被放干了，只有胃部还在，位置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解剖部位。
她的喉咙有一道切口，几乎把头砍下来。
右臂还连在身上，但只差一点就断了。
胡正详在报告里明确写了：这种切割干净利落，绝不可能是野狗或其他动物造成的。
凶手使用的刀至少十厘米长，扁平、尖锐，可能是外科手术刀或者旧式截肢刀。
拿刀的人对人体解剖"或多或少"有所了解——胡正详用的英文原文是"more or less familiar with anatomy"，屠夫、猎人都可能符合这个描述，并不一定是专业医生。
法医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帕梅拉胃里有未消化的食物，《大公报》引述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汪迪克的检验结果，残留物包括米饭、肉丝和蚕豆，属于一顿中式正餐。
帕梅拉当天中午吃的是通心粉，下午在朋友家吃的是面包黄油蛋糕。
这顿中餐是在离开滑冰场之后、遇害之前吃的。
根据消化程度推算，她在吃完饭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遇害。
帕梅拉的裙子松垮，丝袜撕破，内衣不见了踪影。
可她的外套、围巾、鞋子和其他个人物品反而整整齐齐摆在尸体旁边，呈现出一种刻意摆放的状态。
这进一步印证了角楼底下不是第一现场——凶手杀人之后，把尸体连同衣物一起搬到了这里。
这种"刻意摆放"的细节很值得琢磨。
凶手抛尸的时候，不光把人扔下来，还把她的外套、围巾、鞋子一件件摆好。
这不是急急忙忙逃走的样子，倒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是出于对死者的某种扭曲的尊重，还是凶手有强迫症，或者是在刻意伪造现场——没有人知道。
胡正详在报告里只是客观记录了这些物品的位置，没有做任何推测。
关于是否遭受过性侵犯，法医的措辞极为含糊。
英文报告用了"interfere with"这个词，《大公报》的说法是"生殖器官确有变化，是否因性交过程，抑或为手所致，刻尚不能断定"。
参与检查的妇产科医生马士敦认为这起命案出于性动机，但尸体被毁损的方式异常，不像普通性虐待狂所为，更像是一个精神状态极不正常的人干的。
马士敦是英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行医传教三十九年，在福建偏远山区待过很多年，后来到协和医学院创立了妇产科。
他见过的非正常死亡案例不少，可帕梅拉这种死法连他都觉得不对劲。
普通的性犯罪者，杀了人就跑了，不会花三十分钟到两个小时在尸体上动刀。
取走心脏和内脏这种行为，要么是有某种仪式性的目的，要么是凶手的精神状态已经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死亡时间根据帕梅拉手表停转的指针，被划定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法医估计，凶手在杀人后花了三十分钟到两个小时来毁尸——时间长短取决于他的熟练程度。
医生们判断，凶手原本打算把尸体完全肢解，但中途出于某种原因停了手。
一九三七年一月的北平，夜里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
如果凶手是在露天毁尸，低温会延缓凝血和尸僵，法医的判断就会出现偏差。
协和医院的医生们无法确定毁尸是在室内完成还是在室外进行。
如果是在室内，那第一现场一定是个有暖气的房间——恶土那些妓院和酒吧冬天都烧煤炉，勉强能做到。
如果是在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人很快就会冻僵，切割尸体也会变得困难。
胡正详在报告里还写了一个细节：帕梅拉的血液被放干了。
一个被钝器打死的人，血不会自动流干。
凶手是在死后专门放了血。
这么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搬运的时候不弄脏车辆和衣物，可也不排除有别的动机。
这个问题法医没有回答，后来的调查也没有人追查到底。
而当协和医院解剖台上的血迹被擦洗干净，那份写着六次钝器重击和一颗消失心脏的尸检报告被锁进档案柜的时候，丹尼斯和韩世清都不会想到，即将展开的调查会把整个北平的外国侨民圈子拖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那些住在使馆区高墙后面的体面人，那些在西山寺庙里开裸体派对的绅士，那些在英国领事馆里端着茶杯讨论"帝国尊严"的外交官，每个人嘴里都藏着一半真相，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另一半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