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正在消失，法律能否跟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五大法律挑战

从国际公约到企业责任，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不能只靠环保倡议？

图1 当自然开始消失，损失往往跨越国界、持续数十年。

一片森林被砍伐，可能影响数百种生物；一条河流遭到污染，影响可能沿着食物链扩散；一种濒危动物被非法交易，交易链条却可能横跨多个国家。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特殊之处在于：损害可能发生在一个地方，影响却延伸到整个生态系统；违法行为可能只持续很短时间，生态后果却可能持续数十年。

这也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当自然受到破坏，法律能否及时预防、准确识别责任，并推动生态系统恢复？

《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框架。《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则进一步明确了全球保护目标。

但国际目标与国内法律之间，并不存在自动转换的通道。

一、挑战一：全球有共同目标，执行能力却不均衡

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生态环境、农业、林业、渔业、城市规划、能源和贸易等多个政策领域。

即使各国接受共同目标，在国内转化过程中仍可能遇到不同问题：法律授权是否充分、监管机构是否具备能力、资金是否持续、数据能否可靠收集，以及不同部门之间能否有效协调。

国际公约的价值在于形成共同承诺和合作框架，但具体项目的审批、执法、损害赔偿和修复，往往仍需依靠国内法律制度。

因此，国际治理的一项核心难题，是如何让共同目标真正转化为可执行、可衡量的国内行动。

二、挑战二：生态损害跨越国界，责任如何认定？

候鸟迁徙、河流流域、海洋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贸易，都可能跨越国家边界。

某一地区的栖息地破坏，可能影响另一国家的物种种群；某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也可能通过供应链增加其他地区的森林和土地利用压力。

但跨境生态损害往往涉及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证据标准和不同执法能力。

谁有权调查？适用哪一国的法律？如何证明某个经营行为与特定生态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跨境证据如何取得和采信？

这些问题说明，国际合作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声明，还需要监测、信息交换、执法协作和司法协助等制度支撑。

图2 候鸟迁徙、河流流域，让生态保护天然具有跨境属性。

三、挑战三：企业使用自然资源，责任边界如何划定？

企业经营活动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

农业生产依赖授粉和土壤健康，制药研发可能涉及遗传资源，制造业供应链可能关联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基础设施项目也可能影响物种迁徙和栖息地连通性。

但并非所有自然相关影响都对应同一种法律责任。

企业可能承担环境许可、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信息披露或供应链尽职调查等义务，具体取决于适用法律、行业规定和项目所在地。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企业活动可能导致重大生态损害时，法律能否要求其提前识别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并在损害发生后承担相应责任？

这也是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保护红线、供应链管理和环境信息披露不断受到重视的原因。

四、挑战四：遗传资源利用与惠益分享，如何兼顾创新和公平？

生物多样性不仅具有生态价值，也可能具有科研、农业、医药和商业价值。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利用，长期涉及获取条件、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条件和惠益分享等问题。

数字序列信息的发展，又使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当研究人员通过数据库获取遗传序列信息，而非直接取得实体样本时，应当如何适用惠益分享安排？

这一问题既关乎创新，也关乎公平。

如果制度过于模糊，可能增加科研合作和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如果惠益分享机制缺乏有效性，资源提供方和相关社区也可能无法公平分享利益。

因此，法律需要在促进科学研究、尊重国家制度和相关权益、推动利益公平分配之间建立清晰规则。

图3 遗传资源的科研与商业价值，正在带来新的规则问题。

五、挑战五：生态损害可以赔偿，但自然真的能够恢复吗？

传统法律救济往往以金钱赔偿为中心。然而，生物多样性损害未必能够通过支付一笔费用得到真正弥补。

一片原始森林的生态功能、一处濒危物种繁殖地、一条重要迁徙通道，可能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当损害已经发生，法律需要面对至少四个问题：

第一，是否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继续扩大？

第二，生态损害如何评估，哪些生态功能受到影响？

第三，责任人是否应当承担修复义务，修复标准如何确定？

第四，如果原有生态系统无法完全恢复，应当如何处理剩余损害？

这使预防性措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公益诉讼和恢复性司法成为重要制度工具。

法律的作用不只是为已经发生的损害标价，还包括尽可能避免不可逆的损失，并推动生态系统恢复。

六、国际社会已经走到哪一步？

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设立了到2030年的行动目标和面向2050年的长期愿景。

2025年，COP16后续会议进一步推进了资源动员安排、实施审查机制，以及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惠益分享相关的卡利基金。

2026年的COP17则安排了对全球框架实施进展的首次集体审查。

这些进程表明，国际治理正在尝试将目标、资金、报告与实施监督联系起来。

但必须明确：通过目标、建立机制和实现生态成效，是三个不同层次。

国际文件的通过，不代表所有国家都已经完成落实，更不代表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已经得到扭转。

七、法律还需要怎样进步？

未来的生物多样性法律治理，可以从几个方向持续完善。

从事后处罚转向风险预防。对可能造成重大或不可逆生态损害的活动，建立科学评估和及时干预机制。

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系统治理。保护濒危物种的同时，关注栖息地、生态连通性和生态系统整体功能。

从单一部门管理转向跨部门协同。推动环境、自然资源、农业、海洋、海关、公安、检察和司法等部门形成协作机制。

从原则性承诺转向可核验的实施。完善数据、监测、信息披露和问责制度，让保护成效能够被检查和评估。

从单纯赔偿转向预防、修复和长期治理。在追究责任的同时，确保修复措施具有科学依据，并尽可能恢复受损生态功能。

结语：法律不是自然的替代品，而是保护自然的制度保障

法律无法凭空创造一个已经消失的物种，也不能保证每一片退化的生态系统都能恢复原貌。

但法律可以为破坏行为划定边界，可以要求经营活动承担相应责任，可以保障公众参与，可以协调跨境合作，也可以推动受损生态系统得到修复。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真正难题，不仅是人类是否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更是我们能否建立足够有效的制度，让保护承诺转化为长期行动。

当生态损害跨越国界、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能否及时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与自然未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