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斐蓉：吴越钱氏的图文叙事

摘　要：本文以天一阁博物院藏钱镠、钱弘倧、钱弘俶三幅吴越王画像为研究对象，从图像形制、人物性格入手，结合钱镠画像所附追谥诰文、《表忠观碑》隶书拓片、钱氏后裔五世诗抄等多重文本，系统考察图文共生的叙事结构与家族记忆建构方式。考证后发现，钱镠画像制作时间不晚于明代嘉靖中期，追谥诰文为后人拼凑，隶书拓片对《表忠观碑》版本研究具有补证价值。研究表明，三幅画像承载着吴越钱氏“精忠节义，以民为上”的精神谱系，是吴越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实物载体。

关键词：钱镠　钱弘倧　钱弘俶 图文叙事　文化传承

历史剧《太平年》的热播，带动了五代吴越国历史的研究与大众传播的升温。江浙地区留存大量吴越国文物，涵盖写经、造像、石刻、墨迹、遗址、塔幢、瓷器、金银器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各地博物馆、图书馆亦以主题展览、学术研讨、出版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了吴越国历史文化的普及与传播。

天一阁博物院藏有钱镠、钱弘倧、钱弘俶三幅画像，它们是吴越国历史的重要图像史料，其中钱镠画像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构建起家族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历史叙事，承载着后世对“以民为上”治世理念的敬仰，也寄托着对太平盛世的深切向往。

一、图像的表达

吴越国共历七十二年（907～978）；在五代乱世中，吴越一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得益于“三世五王”的良政善治。五王即武肃王钱镠、文穆王元瓘、忠献王弘佐、忠逊王弘倧、忠懿王弘俶。天一阁所藏三幅画像中，钱镠为开国君主，以保境安民、兴修水利著称；其孙钱弘佐励精图治，延续了安定局面；钱弘俶则以“纳土归宋”的和平抉择，使吴越百姓免遭兵燹，地方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钱镠画像（图1）为半身像，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两幅，应为祭祀张挂之用。钱弘倧与钱弘俶为全身像，画心尺寸、纸张、形制一致，很有可能是同期绘制的成套五王像中的两幅。

图1　钱镠画像

钱镠（852～932）身历唐末、后梁、后唐九位皇帝，以盐贩起家，于乱世中平定兵乱，统一两浙十三州，并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为吴越王，定都杭州。他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便利交通、泽惠百姓，为杭州城市发展奠定稳固根基，被百姓尊奉为“海龙王”。钱镠在位二十六年，谥号“武肃”。

这幅画像为纸本，残损较重。画中钱镠头戴朝天幞头，短帽翅似兔耳上翘，冠上饰以金线绣的龙纹，并镶嵌宝石、珍珠等物，尽显尊贵的身份。人物面廓方阔，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须髯浓密，威严之中透露出沉稳与仁厚的性格。袍服遍饰云龙纹样，气势磅礴，衬托出一代雄主的非凡气象，也很好地诠释“武肃”两字的含义：刚强直理，威而不猛。

第二幅画像（图2）的像主为钱弘倧（929～971），系吴越国第四位国君，钱镠之孙，钱元瓘第七子，字隆道，十九岁嗣位。他的性格刚烈急躁，因与内牙统军使胡进思矛盾激化，在位仅六月即被胡氏所废，由其弟钱弘俶继位。被废的钱弘倧迁居越州二十余年，卒谥“忠逊”。钱弘倧工诗，著有《越中吟》二十卷，其中《登蓬莱阁怀武肃王》寄托着他对祖父钱镠的追思之情。

图2　钱弘倧画像

钱弘倧画像为洒金纸本，画中立像身着红衣，颜色多褪去。胸前有以金线勾描的图案，亦模糊不辨。人物方脸隆鼻，双眼细长上挑，线条刚劲方折，与史载“性严急”“性刚严”的气质高度契合。画心右上题识一行：“吴越忠逊□□□□□时二十一，讳弘倧，字隆佑。”首钤“吴越真□”白文长印。

第三幅画像（图3）的像主为钱弘俶（929～988），系吴越国第五位国君，钱镠之孙，钱元瓘第九子，字文德，后避宋讳改名钱俶。历后汉、后周、北宋三朝，是吴越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君主，功业堪与钱镠比肩。北宋讨伐南唐之际，他断然拒绝李煜结盟之请，出兵助宋，后顺应统一大势，主动“纳土归宋”。北宋端拱元年（988）薨逝，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他以个人权位之让，换两浙百姓百年安宁；这种以民为本的家国大义，正是后世为其绘像纪念的核心缘由。钱弘俶雅好诗书，善吟咏，著有《政本集》十卷。

图3　钱弘俶画像

画中钱弘俶为立像，头戴双翅幞头，身着朱红色圆领袍衣，腰束玉带，脚蹬黑履，双手拢于胸前，体态丰腴，面容圆润，神情安详，符合史书中对其沉稳温厚性格的记载。画心右上题识一行：“吴越忠懿王，在位二十年，寿七十一，讳俶，字文德。”引首钤“吴越真□”白文长印。

钱弘倧与钱弘俶二像在造型上均呈现“上身长、下身短”的程式化特征，服饰亦略显平板；但面部刻画（图4）完全不同。钱弘倧之像用尖角与方折的线条勾勒，目作尖凤眼，耳形尖窄，精准契合其刚愎自用的性格底色；反观钱弘俶画像，则取圆势，面部圆润饱满，眼宽圆，耳垂肥厚，更具雍容富贵之相。显而易见，这组画像并未拘泥于衣冠形制，而是紧扣“传神写照”的核心要义，通过不同的绘画手法，把两位君主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刻在了眉眼之间。

图4　钱弘倧与钱弘俶二像的面部比较

二、文本的存忆

三幅画像中，钱镠画像的文本信息最为丰富，画像四周遍布题字，几无空隙。诗堂处裱有两篇文字，上为朱砂手书的追谥诰文，下为《表忠观碑》碑刻拓片。追谥诰文（图5）十分残破，其文字如下（残字以□代）：

皇帝□□，唐室衰□，□□僭乱，□贼逢（蜂）起，□□涂炭，如□□之士，乘时□□，一旅之师，□□暴以奠安□□之黎庶者，是亦可谓豪□□矣。

尔故吴越国王钱镠，英敏而沉毅，严□□恢宏，知世道之变，乃奋起钱塘之地，首破黄巢于江淮，次诛宏、昌于吴越。不数年，国辟地千里，恩威并著，部落咸归，以安全抚御合□□，䨾各修其职□，得非□□之主乎。

兹朕□开鸿业之初，□□钱俶，□知历数之在，审于□就，独先献册以来朝，籍其土疆，不待兴师以及境，智同马援识真王，义等箕子归成周。昔窦融保五郡而事汉武，式彰推戴之忱；李勣举十州以归唐，益著忠贞之节。在当时之宠遇，越常典以褒封；□尔外藩忠于内附，朕可无异数，用阐函光。兹特封尔为镇国大将军、吴越开国王，仍谥武肃，锡之诰命，俾尔子孙世世承袭。呜呼，凤诰新颁，式□如存之宠，龙章载锡，永为不朽之称，□尔明□，尚其歆服。

大宋开宝□年正月拾伍日下。

这段文字有三层意思：其一，称颂钱镠于唐末乱世中崛起于钱塘，庇佑江南百姓，是人中豪杰。其二，记述其破黄巢，诛刘汉宏、董昌，统一两浙，抚御全境的功业，是开世之主。其三，将钱弘俶顺应时势，纳土归宋之举类比于周初箕子，东汉马援、窦融以及唐初李勣等历代忠臣归朝之义，因此追封钱镠，赐谥武肃，并作出其子孙世袭爵位的承诺:“特封尔为镇国大将军、吴越开国王，仍谥武肃，锡之诰命，俾尔子孙世世承袭。”

图5　钱镠画像所附追谥诰文

这篇追谥诰文的落款时间是大宋开宝某年，此时钱镠去世已三十多年。当其病逝时，后唐朝廷为表哀悼，曾废朝七日，并赐其“武肃”谥号，诏谥文由工部尚书、一代书家杨凝式书写并刻石。文献记载：

天下兵马大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钱，本朝元老，当代勋贤，位已极于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爵，易名宜示其优崇，令所司定谥曰武肃，诏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

大宋开宝共使用九年（968～976），据《吴越备史补遗》记载，从开宝二年到七年，每年朝廷大都会赏赐钱弘俶，如在二年、四年、六年钱弘俶生辰时，朝廷均派专人赐物。开宝二年，曾赐御衣红袍、金锁甲一副、驼马一百头。在开宝七年的秋天，朝廷诏令钱弘俶带兵攻取常州，第二年四月攻克，同年十一月李煜投降。因钱弘俶助攻金陵有功，宋太祖还赐予其彩锦八对、御衣一副、金盔一顶、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驼马三百匹以及褒赞信一封，同时诏其入觐。开宝九年春正月，钱弘俶动身进京，受太祖礼遇。当年十月宋太祖逝世，宋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钱弘俶进表请求解罢吴越国王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职名，五月将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户民、十一万五千名兵全献于朝廷。其后钱弘俶相继获封淮海国王、南阳国王、汉南国王、许王、邓王等。从开宝年间的历史事件来看，此时的钱弘俶还未有纳土归朝之举。因此，上述追谥诰文的时间与史实存在矛盾，它并不是官方正式颁发的文书，而是以钱镠与钱弘俶的相关文献拼凑而成，且极可能抄录自钱氏某部家谱。

诰文下方裱有一张拓片，内容为《表忠观碑》后半段的铭文。《表忠观碑》是北宋赵抃请苏轼书写的名篇。其背景是赵抃任职杭州时，见杭州与临安的钱氏族坟荒芜破败，无人管理，因此向朝廷建议，将龙山上废弃的妙因院佛祠改为道观，且由钱氏之孙、道士钱自然主持掌管。朝廷批准此项提议，并为妙因院赐名表忠观，意在表彰钱氏一族的忠义气节。苏轼成为当时书写碑文的最佳人选，这不仅因为他与赵抃是知交，吴越钱氏后裔的钱勰也是他的密友。此外，苏轼也与主持道观的钱道士相识，曾写赠《送表忠观钱道士归杭》一诗。

《表忠观碑》书于元丰元年（1078）八月，分前后两部分内容，前部分记述表忠观的由来，盛赞钱氏有德于民、有功于朝的事迹，并兼及道观管理规制。后部分为四字一句的铭文，共五十二句，总结钱氏创业开基、平乱守土、治绩斐然的三代功业，并指出朝廷立祠“匪私于钱，惟以劝忠”的目的。这篇文章兼具史笔与文采，加之大字楷书用笔方整严峻，书风遒劲雄浑，是苏轼文书俱佳的名碑之一，流传甚广，后世多有翻刻。

《表忠观碑》原石已佚，据钱氏三十世孙、清代金石学家钱泳所记，有四种翻刻：其一为《宣和书谱》著录的，有北宋书家张有篆书题额的一种，已不存。其二为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由工部侍郎杨偰重刻，立于表忠观旧址，后观废。明正德十二年（1517）御史宋廷佐曾将碑石移入郡庠，后不知下落。至乾隆四年（1739），赵石函得到此碑残石（缺下半截），置于名宦祠中，一时名士赋诗纪其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钱泳监修表忠观，该观落成，将此二块残石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左庑。碑石上增刻钱泳隶书题记数行：

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泳，字立群，以乾隆甲寅五月自梁溪来杭监修表忠观，至八月廿四日告成，计宋熙宁始建时，盖七百十有七年矣，因题石纪之。

可见，钱泳重修此观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其三为涌金门外重建的钱王祠御书堂前有此碑，为两面刻，是杭州府知府陈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重模上石。据翁方纲考证，此碑曾在雍正初年由总督李卫补缺二十六字。其四为杭州府学中的二石，但字体不同，为小字行书，钱泳所见，内容已不全。

可见，后世曾以不同字体翻刻过《表忠观碑》。这件钱镠画像上方的拓片（图6），书体是隶书，内容是碑文后半段的铭文，全文如下（□为残字）：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茰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毬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巍然斯宫。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有宋熙宁丁巳仲冬之望，资政殿大学士、三衢赵抃题，□（翰）林院学士□山□□□书。

与苏轼原文比对，文字有数处不同，如原文“仰天”，在此处为“仰茰”；“落”为“络”；“峦”为“蛮”；“胙”为“祚”；“岿焉新宫”为“巍然斯宫”；“唯”为“惟”。与《吴越钱氏凤林派宗谱》所载文相校，亦有数字不同，如上文中的“待”字，《宗谱》为“符”；“篚”字，《宗谱》为“筐”；“巍然斯宫”，《宗谱》为“岿焉斯宫”。可见，文本在后世流传中，个别文字存在差异。

图6　钱镠画像所附碑刻拓片

此拓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字体为隶书，迥异于常见的楷书版本。惜落款残损，书家无法辨识，仅知其身份是翰林院学士。从拓片第一行残存“越武肃”三字推测，这一行应是独立的标题行，也就是说，这篇铭文曾被单独模刻上石，这对于《表忠观碑》的翻刻与版本流变研究具有重要的补证价值。

三、子孙的追慕

钱镠画像裱边，留有钱氏二十一世至二十五世后裔的手迹，共抄录钱镠诗作十三首，左右裱边各五首，下裱边三首，其大体情况见上表（表1）所列。

这十三首诗虽残损严重，但在《全唐诗》及其《续补遗》中均可找到全文，其中《全唐诗》一首，《全唐诗续补遗》十二首。诗作内容丰富，涵盖治国安邦、保境安民、感颂祥瑞、宴赐功臣、荣归故里、咏物抒怀、登高赏景等。钱镠的遗诗极少，目前所知在《全唐诗》及补遗中共十六首，而裱边抄录的这些占到八成之多，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将裱边的抄诗顺序与文本比对，似也可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如《全唐诗》仅录《巡衣锦军制还乡歌》，裱边最早抄录的也是这首诗，可见，在当时它应该是最早被人熟知的一首。其后钱镠遗诗陆续有增补，从裱边抄诗的顺序与《全唐诗续补遗》诗作中的排序大体相当，似也可反映出这种时间差。这表明，钱氏下一代的抄录含有对上一代的补录与完善，而这样的接力经历了五世、一百余年。

抄诗者的姓名，文本上已不尽然能辨，但可知共十二人，其中二十一世一人，二十二世三人，二十三世五人，二十四世二人，到二十五世时，或受裱边空间所限，仅有一人。左右裱边最上者为同一人，即“二十一世孙□秦”，他也是抄录钱镠遗诗的发起者。可以看到，在一百余年的接力抄录中，到二十三世时，最为活跃，有五人共抄写了五首诗。他们将家族记忆与文化认同凝固于这些笔墨中，虽然今天这些墨迹已残损模糊，但后世对先祖的虔敬追慕之情却未减分毫。

四、制作的时间

天一阁博物院将这三幅画像定为明代，当为正确。尤其在钱镠画像中，其冠帽样式就是典型的明代乌纱翼善冠，前低后高分层结构，包括二龙戏珠的金纹和珠饰镶边都体现出明代帝王冠服的审美。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裱边钱氏子孙的代际时间，来对钱镠画像的制作时间作进一步的推测。

众所周知，明代心学大师钱德洪（1496～1574）是钱镠的第十九世孙。曾整修多处钱氏祖墓，编辑钱氏谱牒，为钱氏一族作出重要贡献，他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此外，《吴越备史》中有钱氏二十五世孙钱岱的序，落款时间为“万历己亥仲夏”，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裱边的抄诗者从二十一世到二十五世，所以，大致可知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如以代际差为二十年作计，二十一世大致在嘉靖中期。因此，这幅钱镠画像的制作时间也当不晚于此时，它应该是现存较早的钱镠画像之一。画像在长期的悬挂中受到了磨损，裱边文字尤为残缺，它们被重新装裱过，右裱边第四首《秋景》诗的部分残片，甚至还被错裱到第一首中，且裱边世系数字多有添笔，当也是重裱时所为。

通过分析画像上方拓片的隶书书写，可推测其摹拓时间与画像相当。这些隶书并不是清人书写汉隶的典型面貌，在一些笔画中时有夹杂篆笔，如“笃”“仰”“节”“易”等字。一些结字甚至为篆体，如“荒”“马”字。此外，蚕头燕尾以及一些波磔用笔较含蓄，有些字书写较为随意，如“诛”字的言字旁，“蒙”和“龙”字。以上的这些特点在明人的隶书中时有存在。因此，这件隶书拓片的制作时间与画像当为相近，其上追谥诰文的抄写时间也相当。

五、画像的意义

这三幅明代所绘的吴越王画像，早已超出一般书画的艺术范畴，是吴越钱氏家族记忆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

其一，它们是钱氏忠义家风的具象载体。历代画像，是钱氏子孙铭记先祖功德的物质载体。自钱弘俶第七子钱惟演开始，钱氏便形成请人摹写家庙祖宗画像、为像作传，并图文合璧的传统。后世子孙更以抄录遗诗、叙事功绩、摘录诰文等方式追念先祖，将“精忠节义”的家风代代相传。

其二，后世对钱镠一族文物的重视与保存，已超出家族范畴。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布衣，无不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钱氏的尊崇。在宋代除赵抃、苏轼外，米芾曾作《武肃王像赞》；宋理宗曾命真德秀为五位吴越王作像赞；明太祖曾命钱氏子孙进呈钱镠铁券与五王遗像以观瞻……

这三件吴越王的画像是集体情感的历史印记。尤其钱镠画像，由画像本体、拼凑而成的文本、铭记摹拓，五世十二位钱氏后裔的手迹、十三首诗作，共同构建起图与文，像与史的立体叙事：图像是忠义形象的视觉呈现，文字是历史功绩的生动注脚，二者互为表里，承载着吴越钱氏“精忠节义，以民为上”的精神内核。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鲜活的部分，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