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为什么不让收商税，说穿了，一群清流只会讲道理不会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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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1644年，大明王朝倒下之后，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书，历数前朝的弊政，专门点名了"三饷"之害，原文是这么写的："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这道诏书说的是事实。

种地的人被榨干了，才有了李自成的起义，才有了崇祯帝在煤山上吊。

那这笔税，为什么最后全摊在了农民身上？商人不用出钱吗？江南那边的丝织、棉布、盐业、漕运，那些钱去哪里了？

这就绕不开一群人——东林党。

——《壹》——

1604年，无锡东林书院开讲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被削职罢官，打包回了家乡无锡。

他在朝廷里干的是吏部文选司郎中，专管官员的升迁任命，位置很要紧。他被免职，是因为推荐阁臣名单时顶了皇帝的意，万历不高兴，官就没了。

丢了官，顾宪成没有就此沉寂。

他在无锡开设讲堂，广邀学者，先后聚集了一批对朝政有看法的士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和高攀龙等人正式重建无锡东林书院，开讲、议政，每月讲学三日，听众多时达数百人。

书院门前挂着一副对联，顾宪成亲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话传得很广。

东林人确实关心天下事，而且关心得很大声、很认真——他们批评宦官当权，批评皇帝不理朝政，批评不合儒家规矩的官员和政策。

在朝廷里，与东林相近的官员前呼后应，逐渐形成了一股以"清流"自命的政治力量。

这批人有气节，这一点没人否认。

天启年间（1620年代），魏忠贤专权，先后颁布《东林党人榜》，通缉三百余人；高攀龙被逼至投水而亡，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士遭凌迟处死，东林书院的建筑也被彻底拆毁。

为了信念死的人，不是闹着玩的。

但这群人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算账。

——《贰》——

矿税之争，这场反对，有道理，也有盲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万历皇帝开始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由太监代替户部官员出去收矿税和商税。

对这件事，东林党和朝野大臣联手反对，反对得很激烈。

单就这件事来说，他们的反对不能说全错。

万历派出去的那批太监，搜刮起来完全没有规矩。

史料记载，他们"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地方官员一旦阻拦，立刻被装进囚车。

税款没有固定额度，强抢为主，闹出了大量民变，各地工坊主、商人、普通百姓被折腾得叫苦连天。

更要命的是：这些矿税收上来的钱，进的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内帑"，不是户部管的国家太仓。

换句话说，皇帝是在用国家权力给自己捞私房钱，而不是在解决财政危机。东林党人说"矿税之害，不下秦之苛政"，这话虽然夸张，但矿监税使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问题不止在这里。

东林的政治主张里有一条根深蒂固的原则："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按照儒家传统，工商是"末业"，商人是逐利小人，朝廷不该依靠商税充实财政。

这种主张，在道义上听起来很漂亮，在实操层面是个大漏洞。

东林党的核心成员，无论是顾宪成、高攀龙，还是后来的钱谦益，绝大多数都出身江南——苏州、无锡、常州一带。

这里是明朝商业最发达的区域，丝织业、棉布业、漕运、盐业，积累了大量财富。

东林骨干的家族，不少与这些商业利益深度捆绑，而他们推动的士绅优免制度，又让这批有功名、有靠山的人可以少交税甚至不交税。

反对万历矿税，东林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背后也夹着利益上的考量，两者并不矛盾，但也说不清楚有多少比例各占多少。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死了。

继任者在位一个月，就宣布废除矿监税使制度，朝野叫好。矿税这条路，就此堵死。

这时候辽东还在烧钱。

——《叁》——

1619年，萨尔浒那场大败，辽东的账一下子算不清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军与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在辽东展开决战——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廷集中了约八九万大军，分四路出击，气势很大。

但不到五天，四路分兵被各个击破，将领阵亡，兵败如山倒。从那以后，明朝在辽东只能被动防守，再没有能力主动出击。

萨尔浒的军事意义，历史书里写得很详细，这里不细说。

但它留下的财政问题，清清楚楚：辽东从此变成了一个每年需要大量银子才能维持的战场，缺口一年比一年大。

这笔钱，每年需要多少？

辽饷一项，每年加征52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万历年间，明朝每年的正常财政收入大约只有四五百万两。也就是说，只是辽东这一条战线的军饷，就相当于或者超过了全国一年的正常税收。

那这520万两从哪里来？

矿税没人收，商税没人动，皇帝的内帑有积蓄，但支撑不了多久。朝廷转向了唯一还可以稳定动用的来源：土地。

——《肆》——

辽饷，520万两，一亩一亩摊到了种地的人头上

明廷开始加派辽饷，在全国土地上额外加征。 每亩地增加一笔银子，积少成多，凑出那五百多万两。

听起来每亩加的不算多，但有几件事叠在一起，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士绅有"优免"。 这是明朝制度里的一个大漏洞。拥有功名的读书人——举人、进士，以及现任官员——都享有不同程度的税收豁免。

他们名下的土地，可以少交税，甚至免交税。

不少有钱人把土地挂在士绅名下，借以逃税。结果，真正要出这笔钱的，是那些没有功名、没有靠山、实打实趴在地里种庄稼的农民。

加征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辽东的战事一拖十几年，军饷的口子越来越大。

辽饷之后，崇祯年间（1628年起）又加了"剿饷"，镇压陕西等地农民起义的钱，后来还加了"练饷"，组建新军的钱。

这三笔合称"三饷"，从最初的几百万两滚到了两千万两以上，是正常田赋的数倍不止。

而且这些额外的税，北方农民比南方农民出得更多。

近年来历史学者的量化研究显示，晚明存在明显的南北税负倒挂：辽东战线主要在北方，军饷主要从北方征调，但北方的土地相对贫瘠，农民的承受能力远低于富庶的江南。

税最重的地方，往往是最穷、最脆弱的地方。

1630年代，陕西、山西、河南连年大旱，粮食绝收，人相食。税还是照样征，不交就抓人、抄家。陕西的农民跑了。

跑掉之后，那份税摊给了剩下的人，剩下的人又撑不住，也跑了。

跑出去的人，走进了李自成的队伍。

万历到崇祯年间，明朝各地发生了32次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15次爆发在北方，陕西一省就有8次。最终推倒明朝的那股力量，从陕西的饥荒里出来，一路打进了北京城。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紫禁城鸣钟召集百官，无一人到来。

当天傍晚，他独自登上煤山，在一棵老槐树上自尽，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

东林党人喊了一辈子"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听起来是替老百姓说话，但有一件事他们没想透：不收商税，不向有钱人要，那么辽东的军饷从哪里来？朝廷缺的那几百万两，还不是只能从田赋里出？

那出血最多的，终究还是种地的人。

【参考信源】 ① 爱思想·尚俊颖、何增科：《被牺牲的半壁江山：地域不平等如何引发明末起义》 ② 知乎·《东林党：明末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博弈与历史困局》 ③ 爱思想·洪振快：《善政不能靠当政者的善意》（引清朝诏书关于三饷的评价） ④ 网易·《明末清末百姓为何苦不堪言》（引《明史·食货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