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干涉还辽被日本视国耻，催生报复心理，埋下日俄战争伏笔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对重臣说“要学习明治大帝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隐忍签约的精神”“忍不可忍之事”。他把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与三国干涉还辽后的妥协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日本人自己的一种历史合法性建构，但在那个历史语境中，他们确实把它视为重大国耻。

何必：这场战争的政治后果集中爆发在了中国东北。《马关条约》最初要割让辽东半岛，之后有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修远东铁路，接着是日俄战争，东北进入20世纪一系列事件。日本是如何看待三国干涉还辽的？这对日本认知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何影响？

沙青青：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来说变成了一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奇怪的心理——他们会觉得这是近代化过程中遭遇的重大国耻。

何必：刚取得第一个重大胜利，很快就国耻了？

沙青青：对。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对重臣说“要学习明治大帝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隐忍签约的精神”“忍不可忍之事”。他把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与三国干涉还辽后的妥协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日本人自己的一种历史合法性建构，但在那个历史语境中，他们确实把它视为重大国耻。

在此之后，无论是一战以后还是二战爆发，日本人对英美或欧洲列强的报复心理，也是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日本人会产生一种心态：“你们这帮帝国主义国家压迫我们，等我强大了要加倍讨回来。”

实际上，英国在之前就提醒过日本：对大清索取赔款或割地要有所顾及，要考虑欧洲列强的态度。甲午战争本质上除了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是国际性的战争。如果没有欧美列强，这场战争不会这样爆发和发展。

战争爆发前，英国人刚与日本达成修约谈判，同意给予日本平等外交待遇。这对日本非常重要，等于变相宣告英国人默许日本去打这场战争。日本人也投桃报李，向英国人保证战争不会波及长江口、香港、上海的利益，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目标——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这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相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升号事件（一艘英国洋行的轮船被日军击沉）发生后，英国政府最后没有做任何反应。

1895年，英国人提醒日本不要过分，但日本是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的胜利，控制不住自己，狮子大开口，要割台湾，要割辽东半岛。这对俄国来说非常敏感。俄国当时已经在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希望把力量更快投放到远东。一旦辽东半岛被日本割去，整个中国东北就被日本划进了自己的利益线，这是俄国绝对无法容忍的。

何必：而且俄国当时已经垂涎大连，远东唯一的高纬度不冻港。

沙青青：对。俄国拉上了法国，法国是俄国的传统盟友，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钱就是法国财阀出的。德国威廉二世一方面要搞世界主义、开疆拓土，另一方面又喜欢怂恿自己的“表弟”尼古拉二世“你的未来在东方”。三国干涉就这样达成了。

事实上，三国干涉差点变成四国干涉，西班牙也跳了出来。西班牙关注的是台湾，担心台湾被日本割占后影响它在菲律宾的利益。日本政府与西班牙达成外交妥协，划分了双方在东南亚的利益分割，西班牙才作罢。

经过这次三国干涉，日本突然意识到整个远东是在各国列强的关注和包围之下的。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必须加快步伐，不然都被欧美人抢没了。

何必：俄国“失之西隅，收之东隅”——克里米亚战败后开始向远东扩张。您的书提到一些有意思的事件，比如还是皇太子的尼古拉在日本遇刺，然后带着伤去给铁路剪彩。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是有非常明确的对中国东北的企图，还是在甲午战争后有了偶然性的促进？

沙青青：我觉得一直有。俄国这个国家对领土的渴望像无底洞一样。清朝与俄国在边境上的冲突由来已久，从康熙时代一直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人把整个中亚和远东视为天然扩张方向。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日本人看得很清楚，山县有朋这些人很露骨地讲过：一旦西伯利亚铁路修成，整个东洋局势就会大变。所以一定要在此之前找机会扩张，至少先把朝鲜半岛控制下来。

甲午之后，在朝鲜也发生过日俄之间的权力斗争。俄国公使馆介入过朝鲜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要杀闵妃，高宗有“俄馆播迁”事件，躲到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

1896年李鸿章再度被启用，受慈禧派遣去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登基大典，与维特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密约表面上是共同军事条约——双方若与第三国交战要互相支援，但俄国的算盘是：一旦与日本开战，就可以直接把军队开进中国东北，把铁路和交通线纳入自己在远东的军事规划。

何必：由此也就导向了十年后的另一场战争。

沙青青：日俄战争。

何必：您的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荒尾精的警告。他在马关条约后提出，不要对中国索取过巨的赔款，也不要割地，否则会让中日关系陷入非常僵的状态，甚至引发中国对日的反弹。

这个警告让我联想到凯恩斯在一战后对协约国的警告——你们在凡尔赛把德国搞得太惨，德国无法完成赔款，迟早要发动第二场战争。您怎么看《马关条约》开启的中日关系互动模式？

沙青青：这就是中日近代以来一系列恶缘的肇始。荒尾精这个人很有象征意义——他既是日本间谍网络的操盘手，又被认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亚主义者”的代表。

何必：泛亚细亚主义者的前身。

沙青青：对。这恰恰体现了他的矛盾性。他作为有见识的情报人员，对中国有深刻的认知，所以才会在马关条约时提出不应索取过巨的赔款、最好不要割地——他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东洋永无宁日”。这说明了当时日本的一种矛盾性：一方面积极学习欧美列强的弱肉强食法则，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同为黄种人、同为亚洲人，有一种“新亚”的使命感。

类似的情况在日本近代非常多。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罪魁祸首——早年也是大亚细亚主义者，年轻时流着眼泪去听孙中山讲话。北一辉也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成为侵略中国最狠的凶手。

孙中山很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年他去神户访问，对着下面的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到底是想做东洋之干城，还是要做英美之鹰犬？”换成东亚人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你到底行王道还是行霸道？你一边打着行王道的旗号，实际做法又在行霸道。

日本人始终没有认识到一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就是要把外国势力摆脱出来、实现民族自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日本同样是施加在中国身上的外来侵略势力，跟英美列强是一样的。但日本人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英美鬼畜是英美鬼畜，我是我，你怎么能用对待英美鬼畜的方式来对待我？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以后特别明显。

日本人始终没有理解或看透：中华民族在解放发展、民族自强自立的过程中，势必要驱逐所有外国影响和势力，日本也是其中之一。但日本人天真地认为自己应该是例外。到了30年代，很多日本知识分子和宣传舆论对中国的批评或为自己编造的侵略理由，都是“中国人忘恩负义”“投向了英美列强”。

何必：反过来你们要做英美的鹰犬了。

沙青青：对。这个内在矛盾日本人始终无法解决，势必导致中日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化解，只会越来越纠结和恶劣。回到甲午、回到马关，这就是起点——一方面高呼亚细亚主义，另一方面对待东亚邻国完全是欧美列强的殖民态度，而且比他们还要狠。这个矛盾一直纠结日本人，直到二战无条件投降、战败，这是一个大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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