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树下九十载——一支“娃娃军”的法治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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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的那棵银杏树，已经站了800多年。 2026年初夏，它仍树干虬曲苍劲，枝叶浓密如盖。一群来自信阳市的中学生正围坐在树下，听讲解员讲述90多年前那个雨夜的故事。讲解员叫许清，24岁，土生土长的罗山人。她手里捧着的不只是讲解词，还有用自己数月工资买来的十余本红二十五军军史等书籍。

1934年11月16日夜，红二十五军2980人在这里集结。他们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倾盆大雨中踏上征途。“这支队伍里，大多数战士只有13岁到18岁，穿着草鞋，饿着肚子。”许清的声音在大树下格外清晰，“他们从这里出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90多年后，当我们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视角浮出水面：这支“娃娃军”在万里征途上播下的，不仅是革命的火种，还有一整套纪律与治理的基因——它们在今天的信阳大地上，正长成一片法治的森林。

纪律铸魂：长征路上的治理遗产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新兵大量涌入，纪律教育迫在眉睫。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提出一个想法：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曲，让战士们天天唱。

多年后，刘华清在回忆录中写道：“程坦和我一样，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咏过来咏过去，一唱一哼，认为歌词和曲子很合拍。他把自己的角色形容为‘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1935年10月，在会师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高声唱起了这首歌。此后，这首歌从红十五军团唱遍了整个红军，又穿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两次修订，成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旋律。

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源头是红二十五军。据当事人回忆，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从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一路上高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只是歌词略有不同。

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纪律的执行也不含糊。一名战士私自拿了群众的几斤粮食，被责令当众退回并赔礼道歉；另一名干部因体罚士兵，被撤销职务、通报全军。

“那时候队伍本来就小，少一个人都是损失。”曾长期研究红二十五军军史的专家李建设说，“但有些东西比人头更重要——规矩要是破了，2900人的队伍就散了。”

在长征中，红二十五军还创造了另一项制度。1934年12月，部队到达陕南后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覆盖人口近50万。在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中，红军对正当经商的几十家中小店铺，都按政策加以保护，有的店主在红军攻城时逃走了，红军还派战士对其店铺妥善看管。——这已经不仅仅是军事纪律，而是一个政权依法施政的雏形：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市场秩序，用规则而非暴力来分配社会资源。

从大别山到秦岭，从陇东到陕北，这支队伍在10个月、近万里的征程中，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治理经验。

“四治融合”：红色基因赋能基层治理

90多年后，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留下的治理经验，在大别山深处悄然长出了新的形态。当年写在行军路上的规矩，化作了今天的村规民约。

信阳市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地处豫鄂两省交界，这里走出了“大别山江姐”晏春山烈士，保存着红军洞群、中共罗礼经光中心县委纪念地等40多处革命遗址。

但湾店村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下。2022年，这个村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一组数字让所有来调研的人印象深刻：连续5年零越级信访、零安全事故、零刑事案件。

湾店村党支部书记杨吉清把治理经验概括为“四治融合”，即自治、法治、德治、数治。

“自治”的核心逻辑是“遇事要跟老百姓商量，过程要让老百姓参与，结果要让老百姓知道”。“法治”的抓手是“法律明白人”制度——从党员、村民代表、老干部中选拔出一批法治讲解员，用本地方言讲本地的真案子。把邻里纠纷、土地争议这些真实案例摆出来讲，邀请律师进村现场解答，司法所和派出所的业务骨干也常来村里普法。“德治”的载体是一位叫张爱华的老党员，她义务守护“红军洞”60多年。村里经常邀请张爱华给大家讲红色故事，讲革命先烈的优良品质，让党员群众从中受教育、正品行。“数治”则是靠“信服通”App支撑网格化管理。全村18个村组划分成4个基础网格，网格员每天“巡格”，发现问题一键上报。去年以来，网格员通过“信服通”App上报处置事项98条，解决率达100%。

自治是活力，法治是底线，德治是根基，数治是手段。在湾店村，这是每天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当年红二十五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民主、法治和技术来治理自己的生活——形式不同，内核相通。

“国家公诉”：从追诉犯罪到守护红色根脉

何家冲村不仅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法治建设的重要试验田。

在鄂豫皖苏区，诞生了中国检察史上一个标杆性人物——程玉阶。程玉阶是当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家公诉处的第一任处长。作为首任国家公诉人，程玉阶被称为“国家公诉第一人”。当时的制度规定：“哪种人应该判什么罪，由国家公诉员提出”“当事人双方对国家公诉员的意见有争议时，由法庭审判委员会判决”。这种制度设计——有人负责起诉、有人负责裁决、当事人可以争论——已经有了现代司法分权制衡的朴素萌芽。

90多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国家公诉”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新县沙窝镇的烈士陵园安葬着92位有名烈士和24位无名烈士。2019年3月，新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英烈纪念设施管理维护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陵园内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向沙窝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对烈士陵园的乱象进行整改。收到检察建议后，沙窝镇政府迅速组织力量清理杂草和垃圾，恢复了陵园的庄严肃穆。此后，镇政府每年在清明等节点组织干部职工和学生到陵园开展祭奠活动，把烈士陵园的纪念和教育功能真正激活。

这不是一个孤例。截至2025年6月，新县检察院累计办理此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5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5件，协同职能部门保护各类革命遗址和英烈纪念设施15处、散葬烈士墓361座。

“每一位烈士都应该被铭记。”这句话既是新县检察人的工作信条，也精准概括了公益诉讼制度在红色资源保护领域的功能定位。当年程玉阶以一个人的力量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今天，一套完整的公益诉讼制度让检察机关成为红色遗迹的“守护人”。从个体到制度，从公诉到公益，法治的进化路径在这片土地上清晰可见。

古树新芽：一代人的火炬传给下一代人

何家冲村有26处红军遗址，每一处遗址都有“守护人”，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让当年那支“娃娃军”种下的法治基因，在这片土地上一寸一寸地生长。

在何家冲村，许多村民自发成为义务讲解员。何桂英是何家冲传奇人物“何大妈”的曾孙女。她的曾祖母在1930年代用刺瞎自己右眼的代价救下红军伤员，又在后院山洞里救活13名战士。这份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在第四代人身上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传承。如今，何桂英担任何家冲村纪检委员、妇联主席，同时也是红色文化传承人。她组织妇女参与景区讲解、民宿接待，带动就业创业，调解邻里纠纷，推动移风易俗。在古朴的何氏祠堂前，她动情地告诉每一位来访者：“我的曾祖母是英雄的红军母亲，我要将她的事迹讲给每一个到何家冲的人听。”

1999年出生的张宗文，18岁那年从银杏树下参军入伍。连续4年获得单位比武冠军，4次获评“四有”优秀士兵，2次荣立三等功。2024年，他专门回到何家冲，再次仰望这棵古银杏树。“专程回到这里，就是想在长征出发地再‘淬火’一次。”

而在银杏树下，24岁的许清每天都在把“娃娃军”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这群‘娃娃军’的坚韧精神，最应该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

许清身后的何家冲，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深山沟。随着京港澳高速“何家冲站”的更名和“初心路”建成通车，这个曾经闭塞的山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26处红军遗址得到系统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覆盖6个省辖市的16个县（市、区），红色研学、绿色康养、生态农业多点开花。全村人均年收入已提高到19781元，吸引青年创业者2000余名。不变的，是那棵古老的银杏树，树上的那道雷击裂口仍在，裂口处长出的新枝已有碗口粗，无声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记者｜王健

责编｜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