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亏损的根源集中在两个方面：合规成本巨大和巨亏之后不用担责

在国内经济讨论中，国企盈利与亏损，一直是大众关注度极高的话题。很多人在观察部分国企持续亏损现象时，很容易形成一个直观判断：国企亏损，根源集中在两大痛点——合规体系带来巨大刚性成本，以及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之后，责任认定、追责落地难度大，容易出现亏损却无人承担后果的情况。这个判断抓住了现实运营中的两大矛盾点，但如果简单把亏损全部归于这两点，又会忽略市场周期、行业属性、公共职能等外部因素。想要客观看清国企亏损问题，就需要区分必要合规成本与冗余合规内耗、市场风险造成的亏损与违规失职带来的亏损，厘清制度设计、落地执行之间的落差，才能穿透表层争论，看懂国企治理改革的难点与方向。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国有企业承担着多元目标，和纯市场化民营企业的考核逻辑并不完全一致。部分国企本身承担保供、公共服务、战略产业托底等职能，即便短期亏损，也是履行社会功能的结果，这类亏损和管理内耗、失职无关。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经营性亏损，也就是在市场化业务板块，因为内部治理、流程机制问题造成的亏损。在这类亏损当中，过高的合规内耗、责任约束机制落地不畅，确实是长期存在的两大痛点。

一、巨大的合规成本：保障国资安全的必要投入，还是拖累经营的沉重负担

近年来，国资监管持续强化，《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落地之后，所有央企、地方国企都要搭建覆盖全业务链条的合规体系，法务、内控、审计、纪检、风控、招投标、资产评估、专项审计等多道审查环节嵌入每一次重大决策、投资、采购、对外合作当中 。这套体系的初衷，是堵住利益输送、暗箱操作、盲目投资的漏洞，守住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底线。但任何制度都有成本，这套层层设防的合规体系，在落地过程中，会产生两类完全不同的成本：一类是必要合规成本，另一类是冗余的合规内耗成本。

必要的合规投入，本身具备价值。比如重大项目的尽职调查、合同法律审查、财务审计、反舞弊监督、安全生产合规、环保合规。对于资产体量庞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国企，缺少这套体系，极易出现投资失误、利益输送，造成更大规模的国资流失。从这个角度看，合规本身是风险对冲，是保护国有资产的必要支出，民营企业规模做大之后，同样要建立法务、风控、内控团队，承担合规成本。

但在很多基层国企、子公司层面，合规体系容易走向“形式化、层层加码”，催生巨大的冗余合规成本，也就是大家诟病的合规负担。为规避个人责任，业务流程不断增加审批节点，每一项业务都需要多部门会签、多份报告、反复留痕。一个普通的采购项目，需要准备几十份佐证材料，跨多个部门层层审批，流程周期被拉长数月。大量人力不是投入到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生产提质，而是消耗在写报告、整理台账、准备审计材料、应对各类专项检查上。

这种“以留痕代替风控”的模式，会带来几个连锁负面效应。第一，决策效率大幅降低。市场机会窗口期很短，民企可以快速调研、快速拍板、快速试错；国企重大项目要经过多层级审批、多轮合规审查，等全部流程走完，市场机会已经消失。第二，人力成本刚性上涨。大量岗位专门服务于审计、风控、合规、档案管理，这类岗位并不直接创造营收，但人员薪酬、培训、系统运维都是持续刚性支出，直接拉高企业固定成本。第三，管理层形成“避险思维”。管理层首要目标不是把业务做好，而是不出问题、不留下违规证据。宁可放弃有利可图的业务，也不愿承担任何决策风险，避免日后审计追责。

这里要区分关键：合规本身没有错，冗余叠加的形式化合规才是成本黑洞。当合规从“风险防控工具”异化为“免责工具”，合规成本就不再创造价值，反而持续侵蚀企业利润，成为经营性亏损的推手。很多基层子公司，业务营收微薄，但合规、内控、审计相关人员的固定开支居高不下，营收还没产生，刚性成本已经发生，一旦市场下行，亏损立刻显现。

当然，合规成本问题并非国企独有，大型跨国企业、大型民企集团同样存在流程冗余、内控成本过高的问题。只是国企因为国资监管、审计、纪检多重监督叠加，这种流程加码、留痕式管理的倾向会更加突出。

二、亏损追责的现实困境：制度上有终身追责，落地时却存在责任认定难题

很多人认为“国企巨亏不用担责”，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制度现状。从顶层设计来看，国家早已建立国企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对违规履职、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管理者，可以扣减追索绩效薪酬、职务调整、行业禁入，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重大决策实行终身追责，就算已经调岗、退休，依然可以倒查问责 。《刑法》也明确，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企业严重亏损，可追究刑事责任 。

但制度条文和现实落地之间，存在巨大的执行鸿沟，这就是大众产生“亏了不用负责”印象的根源。核心难点，在于亏损原因的区分与责任划分。

企业经营亏损，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宏观经济下行、行业周期反转、原材料价格暴涨、市场需求萎缩，这些属于正常市场风险；而盲目投资、决策不调研、违规担保、利益输送、管理懈怠，属于人为失职造成的亏损。政策本身有容错机制：依法合规、勤勉尽责，因市场不可控因素造成亏损，可以免责。问题在于，很多项目的亏损，是市场因素和决策瑕疵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晰切割。当项目多年后出现巨额亏损，当年的决策者可能已经调往其他岗位，班子几经更替，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当年决策背景、会议材料、外部环境取证难度极大，很难单独界定某个人的直接责任。

这种模糊性，会催生两类现象。第一，集体决策容易变成集体无责。重大投资项目一般经过党委、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集体研究，多人共同签字。一旦项目亏损，很难判定谁是第一责任人，最终常常以“市场环境变化”作为结论，很难落实到人。第二，责任追究存在“选择性追责”。明显的腐败、利益输送案件，一定会严肃查处；但单纯因保守决策、判断失误、市场误判带来的巨额经营性亏损，只要流程全部留痕、手续齐全，哪怕最终巨额亏损，追责往往难以落地。只要每一步都走完审批流程，哪怕项目本身逻辑有缺陷，决策者就可以依靠完整流程，降低个人被追责的风险。

于是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只要流程合规，哪怕项目亏得一塌糊涂，个人风险有限；但只要流程不合规，哪怕项目盈利，也要承担问责风险。这种激励进一步放大前面提到的形式化合规，管理者优先保证流程完美，而不是优先保证项目盈利。

这里要澄清一个常见误区：不是所有国企亏损都不追责。一旦查实存在滥用职权、内外勾结、违规担保、虚假贸易等主观违规行为，造成重大资产损失，会启动追责，追回薪酬、免职、终身行业禁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难点在于纯经营判断失误带来的巨亏，这类亏损，很难直接追责。这不是制度空白，而是企业经营本身的复杂性带来的治理难题，全球所有国家的国有资产体系都会面临同样困境。

三、两大痛点如何相互强化，共同放大亏损风险

很多人会把合规成本、追责问题当成两个独立问题，事实上二者会形成负向循环，互相放大亏损压力。

当追责落地难度大、集体决策责任模糊，管理者的最优策略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了规避个人风险，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合规流程做到极致，层层审批、大量留痕，尽可能增加审查环节，把决策风险分摊给更多部门、更多人。于是，企业内部的合规、审计、风控团队持续扩容，审批链条无限拉长，冗余合规成本持续走高。

高昂的合规成本，又进一步挤压业务利润。业务部门的大量精力消耗在内部材料报送、层层汇报上，市场响应变慢，创新试错意愿下降，业务增长乏力。业务一旦盈利困难，更容易陷入亏损。而发生亏损之后，因为是集体决策、流程齐全，责任很难精准落地，管理者缺少足够动力去主动优化成本、精简冗余流程，这套低效的运行模式就会持续固化。

这套循环，还会挤压创新空间。市场化竞争，本身就需要适度试错。科技创新、新业务开拓，不可能每一次投资都成功。如果只要亏损就追责，管理者不敢试错；但如果缺少有效追责约束，又会纵容草率决策。国企改革最难的平衡，就是建立区分容错和失职的机制：鼓励合规前提下的创新试错，严惩不作为、乱作为、利益输送。

除了这两大核心痛点，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造成国企亏损的客观因素，避免单一归因。很多国企承担国家战略任务，比如保能源供应、保障基础公共服务、布局高投入长周期的前沿产业，这类业务短期天然不盈利，不以短期利润为考核目标；部分传统行业国企，面临产能过剩、技术迭代、历史遗留债务、老旧职工安置等历史包袱，这些亏损和内部合规内耗、决策追责没有关系。如果忽略这些客观背景，简单将全部国企亏损归因于合规成本与追责失效，会陷入片面化判断。

四、当前改革方向：精简形式化合规，构建精准、可落地的责任体系

认识到这两大痛点，也就看懂近些年国企改革的核心方向：不是取消合规、放弃国资监督，而是去形式化、减负增效，同时优化责任认定机制，解决“该追责的追不到，该容错的不敢试”的两难局面。

第一，推动合规体系从“重留痕”转向“重实质风控”，削减冗余合规成本。国资委近年持续推进精益管控，要求区分重大风险事项与普通业务事项，分级设置审批流程。对于低风险常规业务，简化审批链条，减少不必要台账和重复审查；对于重大投资、并购、大额资金等高风险业务，保留严格合规审查。目标是剥离形式化、纸面化的合规工作，让合规回归风险防控本质，减少非生产性人力和资金消耗，降低不必要的刚性成本。合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精准匹配风险大小。

第二，完善责任认定技术标准，区分市场风险和履职失职，破解集体决策追责难题。现行改革方向，是细化责任清单，区分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不能简单以集体决策免除个人履职义务。同时细化容错清单，明确哪些情形属于尽职免责，给合规前提下的创新试错留出空间。简单来说：勤勉尽责、流程合规，因不可预测市场变化亏损，可以容错；履职懈怠、盲目决策、违规操作造成亏损，必须追责，终身追溯。

第三，优化考核导向，改变单一的“不出错优先”的管理文化。长期以来，部分国企考核偏向风险零事故，未来考核体系更多加入营收质量、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科技创新指标，平衡风险控制与经营增长。引导管理层既要守住国资安全底线，也要主动创造经营效益，避免单纯为免责放弃市场机会。

第四，持续推进分类考核。对承担公共服务、战略保供任务的公益类国企，不以利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对完全市场化竞争的商业类国企，强化盈利指标、市场化激励与约束，推动其和市场主体同台竞争，建立市场化选聘、市场化薪酬、市场化退出机制，强化经营层的盈亏责任。

五、厘清几个流传广泛的认知误区

误区一：所有合规成本都是无效负担，合规本身毫无价值

合规不是累赘。大型企业一旦失去风控和合规约束，更容易出现巨额贪腐、盲目投资、违规担保，短时间造成数十亿国资损失。合规的价值，在于防范毁灭性风险。真正的问题是形式化叠加带来的冗余内耗，不是合规制度本身。

误区二：国企巨亏一律不用担责，亏损没有任何代价

这个结论不符合现行法规与现实案例。只要查实存在违规、失职、利益输送，就会启动追责，包含薪酬追索、岗位调整、行业禁入、司法追责。难点在于区分市场风险和人为失职带来的亏损，不是完全没有追责机制。

误区三：只要建立追责制度，就能彻底解决国企亏损问题

企业经营受宏观周期、行业竞争、技术变革等大量外部变量影响。再完善的追责体系，也无法保证所有投资项目全部盈利。追责的作用，是约束人为失职、杜绝乱决策，不能消除市场本身的经营风险。

误区四：民营企业没有合规成本，决策效率天然永远更高

规模较大的民营集团同样建立法务、风控、内控体系，承担合规成本。只是民企出资人清晰，盈亏后果直接由股东承担，激励约束更直接，不容易出现“集体决策、责任虚化”现象。但大型民企同样会出现内控失效、盲目扩张导致巨额亏损。

结语

“国企亏损根源集中在巨大合规成本和巨亏后不用担责”这个判断，抓住了经营性国企治理中两个非常核心的现实矛盾，但不能把它当成全部答案。合规体系本身是保护国有资产的防火墙，真正拖累利润的，是层层加码、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化合规内耗；追责不是完全空白，难点在于如何精准区分市场风险和履职过错，破解集体决策下责任虚化的难题。

两大痛点还会互相强化，形成负面循环：管理者为规避责任不断加厚合规流程，抬高刚性运营成本；高昂成本挤压盈利空间，亏损出现后，责任界定困难，进一步强化避险导向。

国企改革的破局思路，不是二选一，不是放弃监督，也不是无限加码流程，而是找到平衡点：一方面精简冗余的纸面合规，把合规资源聚焦于高风险业务，减少不必要的内部消耗，释放经营活力；另一方面细化责任认定标准，做到失职必追责、尽职可容错，破除“做多错多，不做不错”的消极文化。

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国企的多元定位。部分国企天生承载战略保供、公共服务使命，这类亏损属于公共职能的代价，和内部治理问题无关。评价国企，不能只用单一利润标尺。

国企改革是持续的系统性工程。想要减少经营性亏损，核心目标就是剥离形式化内耗，搭建清晰、可落地的权责体系，让管理者既要敬畏风险、守住国资底线，也要敢于在合规框架内把握市场机会、创造价值。唯有打破“要么放任失控，要么层层加码”的二元选择，国企才能在国资安全与经营效率之间，找到长期可持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