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到班佑的时候，曙光正从草原尽头一寸一寸地漫上来。
极目远眺，苍茫无垠的高寒草甸铺展至天际，成群的黑色牦牛散落原野，悠然低头觅食。
这是秋天的班佑村。海拔3500米，国道213线旁，近300户、1500多口人，是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的藏族村，也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
眼前水草丰美、生机盎然的牧场，很难让人与91年前的绝境相联。
水草丰美处，曾有多少人陷进泥潭再没出来；牦牛悠然处，曾有多少战士背靠背熬过寒夜……
若尔盖的晨雾薄得像哈达，贴着草尖飘。远远地，一座红色的花岗岩雕塑从雾里立起来——24尊人像相互依偎，簇拥着一面直刺苍穹的军旗。晨光打在面容上，把那些粗砺的轮廓镀出一层暖色。
整座雕塑高18米，宽24米，1800多吨的重量，托起了一个名字：胜利曙光。
班佑村党支部书记帕花甲在雕塑下等我。他40来岁，皮肤被高原的风和紫外线磨得粗砺。当我问他，村里人天天从雕塑底下过，会不会看习惯了。他想了想，说：“习惯是习惯了。但故事要一代代讲的。”
班佑河在雕塑不远处静静流过。河面宽20来米，不急不缓，看起来浅得能蹚过去。可1935年8月的那几个日夜，这条河是另一副面孔。连日暴雨，河水暴涨到齐腰深，脱缰野马一样往下冲。先遣连的战士把绑腿布解下来，一条一条接成绳索，人拉着人，在激流里横渡，一队一队过了河。
那是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子——班佑。
可有些人，终究没能走进去。
王平将军晚年回忆过那个清晨。中央领导同志在山坡上端着望远镜，指着班佑河南岸说，那边还滞留了不少人，天都大亮了，怎么还不过来？王平带人涉水过去。河滩上，七八百人，坐着的，靠着的，安安静静。他俯下身，一个一个查看。全都没有了气息。
前一天夜里，冰雹骤降，气温断崖式往下掉。走出草地的战士，身上没有一寸干的地方，肚子里没有一粒粮食。他们背靠着背，想用彼此的体温熬过那个高原的夜晚。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王平在回忆里写道：“多好的同志啊……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摩托车从硬化路上“突突突”地过去，后座上绑着奶桶，“咣当咣当”地响。和雕塑的沉默相比，班佑村的白天是从这些声响里醒来的。
56岁的牧民严旺求扎刚从草场回来。他一边把摩托车支在院墙边，一边用带藏语口音的汉语跟我说：“以前，骑一天马，揣一袋糌粑，在山上待十多天。”他指了指脚下这条水泥路，“现在，10公里，摩托车，一会儿就到了。”
他家里有近百头牦牛。7到9月，每天挤二三十斤奶。以前最愁的是卖奶——背着奶桶去镇上，走半天，奶渣还容易坏，换不了几个钱。去年，村口建了牛奶站，每公斤八块，桶往那儿一放，钱就进了口袋。
我又问起他的女儿。严旺求扎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小女儿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今年毕业，还要读博。
“我们这一代，放牛。她那一代，读书。”他顿了顿，用了一句我在草原上听过的最朴素的话，“一代比一代，路宽”。
90多年间，从绑腿布连成的绳索，到水泥路，到正在修的铁路。班佑1号隧道已经贯通，未来从成都坐火车到若尔盖，不过几个小时。当年红军用命蹚出来的那条路，如今铺得更宽，铺得更远，铺到下一代人的脚底下。
日子往前，方向有来处。
从班佑村往巴西镇方向走，十几分钟车程，路边一座藏式寺院的残垣从草坡后面露出来。那是班佑寺，巴西会议会址。
寺院建于清康熙年间，如今只剩大殿的几堵断墙，斑驳的夯土被后人用铁架加固。1935年9月，红军走到这里，中央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会议，最终决定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
帕花甲是村党支部书记，也是讲解员。班佑村没有耕地，畜牧业是底子，红色文旅是新的路子。国道213线穿村而过，研学团队一批一批地来，听“红军过草地第一村”的故事，看“胜利曙光”雕塑，在村里的栈道上走一走。
2025年，班佑成了全省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游客增长三成。村集体把红色驿站和礼堂交给公司运营，每年50万租金，牧民分红一户近千元。数字不算惊人，却像草甸上的溪流，一点一滴，流进家家户户的日子。
我问他，游客来了，你最想让他们看什么。帕花甲没想太久，说：“看雕塑，也看我们的日子。”看雕塑，是看从哪里来；看日子，是看往哪里去。那缕从91年前透出来的曙光，如今照着的，是一个村庄稳稳向前的日子。（李雪妍）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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