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研究（17）：大禹时期已有成熟青铜铸造技术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神树

前面，笔者已通过一系列文章充分说明，大禹出生于蜀，建立夏朝时都城在蜀，今三星堆遗址即为大禹称帝时的都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也多是大禹时期所制。但这可能颠覆学界的认知，特别是关于三星堆大量青铜器的定代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关于中国上古时期，只有进入商朝后，才算真正进入成熟的青铜时代，夏朝又怎会有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更别说大禹时期了。

为此，笔者在写完《三星堆研究（16）：再论大禹之都阳城在蜀》一文后，决定再写一期，详细阐述大禹时期，是否已成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通过查阅诸多文献，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古文献的记载看，还是从国内考古发现来看，大禹时期应该已成熟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

一、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

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最早掌握金属冶炼技术，可追溯到燧人氏。北宋初年大型官修类书《太平御览》转引三国时期谯周所著的《古史考》的记载：“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於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这段内容虽然不太可信，毕竟从取火熟食到铸金作刃，这当中还有相当长的时期要走。但它表明了一个基本道理：铸金技术必须建立在用火的基础上。说得细一点即是：人类自从掌握了烧陶技术后，铸金技术就不再是难题。因为烧制陶器的窑温常可熔化一些低熔点的金属，比如自然界的铜矿石（以孔雀石为主）加热到200℃时就可以生成氧化铜，而继续加热到500℃，则可生成纯铜颗粒，再继续加热到1083℃达到铜的熔点，纯铜颗粒则可熔化成液态，汇集后再冷却，就变成了固态块状纯铜。而人类进入陶器时代后，烧陶的窑温则基本可稳定地保持在1000℃以上，甚至达到1200℃。所以，当人类进入陶器时代后，就不用怀疑其距铜器时代还有多远——我们总不能说，中国进入商朝后才算进入陶器时代吧？

按南宋史料《通志•三皇纪》，燧人氏之后，从太昊伏羲氏起，下至无怀氏，共十五世；然后是神农（炎帝）一脉，自神农到榆罔，共八世；榆罔之后，才是黄帝。若按平均每世30年计算，燧人氏之后，大约700年才轮到黄帝。

所以，即使我们不相信燧人氏掌握了冶金技术，但到了700年后的黄帝时期，依然认为没有掌握冶金技术，恐怕就有点武断了。为此，我们再看看古文献关于黄帝时期的记载。

先秦史书《世本》记载：“蚩尤以金作兵器。”东汉学者宋衷对这句注释道：“蚩尤、神农臣也。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这里的“金”，大致就是指铜。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与黄帝同时期的蚩尤已经能熟练地用铜来制作各种兵器了。故而，不晚于唐代的史书《轩辕黄帝传》则称：“蚩尤氏不恭帝命，诸侯中强暴者也，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不食五谷，啖沙吞石。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于葛芒山发金作冶，制为铠甲及剑，造立兵杖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顺帝命，帝欲伐之，征诸侯，一十五旬未克敌。”这里的“帝”，即指黄帝，由于蚩尤凭兵器之厉，最开始，黄帝召集诸侯征伐蚩尤，居然连续15旬就未打败蚩尤。

蚩尤之所以之所能掌握冶金技术，南宋史书《路史•蚩尤传》或可找到答案：“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阴径遁甲》云：‘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原来，蚩尤不仅是炎帝（神农）之后，还掌管着西方的金属矿藏与冶炼事务。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冶金技术大致起源于西部。

黄帝时期已掌握冶金技术，可不仅是这些史料。先秦史书《吕氏春秋》载：“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西汉司马迁《史记》也记载了孝武帝与大臣的一段对话，一位大臣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史记》还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如果黄帝时期就已掌握了冶金技术，到了大禹时期，我们还怀疑冶金与铸造技术不成熟吗？为此，我们不妨继续查找古代文献关于大禹时期的相关记载。

《墨子•兼爱中》记载：“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这里讲的就是尧舜大洪水时期大禹治水的事，重点是一个词“决”，结合《孟子•滕文公下》“禹掘地而注之海”，即可明白：“决”即“掘”。

笔者在《三星堆研究（10）：〈山海经〉如何解读，又如何解三星堆之谜？》一文中曾指出，今存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中的“随山浚川”，其““随”字的形象是：左边是一个梯子；中间是两个“土”字，而这两个“土”与前面的“土”相比，像是没有了根基；右边是两个人弯着腰作挖土状。综合分析看，它表达的意思应是：一群人正在一层一层地往下挖土。

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的“禹”与“随”

我们再看《水经注•河水四》的记载：“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这段话则把大禹治水的方式说得更直白了：但凡遇到山岭丘陵挡住水流的，就把它挖开一条通道，让水直接流过去。

由此，我们就可以反推：大禹时期，必定有金属器械。若不然，怎么能把山岭和丘陵直接挖出一条河道来？故而，若打开卫星地图，我们便可发现，四川沱江的金堂峡、重庆嘉陵江的“小三峡”（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长江“古巴东三峡”（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长江“大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均有一种像是人工开凿的感觉。

嘉陵江从西北向东南依次贯穿华蓥山支脉的九峰山、缙云山和中梁山，形成嘉陵江“小三峡”

或许有人说，可以先用火烧，再用水迅速冷却，即可让山体破裂。这话没错，但这种方法只能让山体破裂成大块，没法变成一块块可以人工移走的石头。而要移走石块、挖出宽度和深度均达到数十上百米的河道，仅靠石器和木器肯定是办不到的。

另外，原始素材源自战国的《越绝书•记宝剑》记载了春秋时期楚王召见风胡子的事，风胡子回答楚王的话中，就有这么一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风胡子的话说得更直接：大禹的时候，用铜做成兵器，来凿开伊阙，打通龙门，疏浚长江水道，导引黄河水流，使它们向东流入大海。天下太平之后，又用这些兵器来伐木建造宫室。

实际上，大禹时期，不仅熟练地掌握了铜器铸造技术，还掌握了黄金的冶炼与铸造技术。

如汉代史料《盐铁论》记载：“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这里，将“金”与“铜”并举，故此处“金”即狭义的黄金，而非金属的统称。全句大意是，大禹把黄金铸成货币，商汤（汤武王）以铜铸成货币，用来替百姓赎回被卖为奴的亲人，故而天下人都称颂他们的仁德。

黄金的熔点虽然只有1064℃，比铜的熔点还低一点，但现实中，获得黄金的难度要比获得铜的难度高得多。首先，自然界里几乎没有大块的天然黄金，绝大多数黄金都是以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微粒状态夹杂在石英矿或沙金层里，找矿的试错成本是炼铜的上百倍。其次，黄金的化学性质极端稳定，哪怕你把含金的矿石丢进1000℃的窑里烧，哪怕矿石全部烧化了，黄金的微粒也不会熔化后而自动聚合。上古先民一般先用淘金法，把金粒从矿石里淘选出来，再用水银和金粒形成金汞齐，加热蒸发掉水银之后才能得到纯金块。这套工艺与炼铜完全不是一个原理。

如果还要继续查找文献，《尚书•禹贡》更能说明问题。《禹贡》记载的是大禹治水成功后，代舜帝监国，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州，根据各州的出产，制定朝贡制度。其中，贡品中有金属材料的只有4个州：青州贡铅，扬州和荆州贡金三品（金银铜），梁州贡铁、银、镂。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样的结果：

其一，大禹时期，已经成熟掌握了铅、金、银、铜、铁、银、镂的冶炼技术，故而才能稳定地朝贡。

其二，大禹时期，所发现的金属矿藏和成熟的冶金工匠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虽然贡铅的青州在东方，但铅的熔点仅327.46 ℃，其炼铅的技术含量比炼铜要低得多，比起长江流域所进贡的其他金属材料，则更不值得一提。

其三，大禹时期，冶金技术最成熟、最高级的，则属梁州，其所贡的铁、镂，这两样金属的冶炼技术，其他州根本没有掌握。其中，镂的冶炼技术最难。

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钢，它的成分本身就是铁，但硬度远超普通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金部》这样写道：“镂：刚铁，可以刻镂。”意思是，镂就是一种十分坚硬的铁，可以用来雕刻器物。而镂这种材料，要求在熟铁基础上精准控碳：把炼出来的铁放在炭火上持续高温灼烧，其红热状态下，木炭里的碳慢慢渗入铁的内部，然后一边烧，一边锻打；反复折叠锻打多次之后再冷却，就可得到硬度足够刻石、刻铜的镂。但凡在农村见过石匠给錾子淬火的人，就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看《禹贡》关于梁州的朝贡路线：“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桓水》对此句注释道：“然自西倾至葭萌，入于西汉，即郑玄之所谓潜水者也。自西汉逆流而届于晋寿界。沮漾枝津南，历冈穴，迤逦而接汉，沿此入漾，《书》所谓浮潜而逾沔矣。”用白话文讲就是：那么从西倾山直到葭萌，汇入西汉水，这就是郑玄所说的潜水。从西汉水逆流上行，到达晋寿地界。沮水、漾水的分支水道向南，穿过山冈、山穴，曲折连绵连通汉水；顺着这条水道进入漾水，这就是《尚书》所说的 “浮于潜，逾于沔”。

结合今天的地理，大禹时期，梁州贡品的朝贡路线即是：从西倾山脉南麓的白龙江出发，进入嘉陵江，再经褒斜古道，通过陆路翻越米仓山进入汉中盆地的汉江上游（沔水）；沿汉江向东航行到达今汉中市南郑区，转入褒河，再逆流北上，行至今陕西太白县五里坡，弃船翻越衙岭，沿斜水向北下行，抵达今陕西武功县接入渭河；沿渭河向东顺流，行至渭水汇入黄河的河口地带；渡过黄河，抵达中原冀州王畿（尧舜之都），完成朝贡。

梁州朝贡起始路线：从白龙江进入嘉陵江，再经褒斜古道翻越米仓山

从《禹贡》梁州的朝贡路线，我们则可清晰地看出，大禹时期，梁州的贡品主要来自今天的四川境内，也即大禹称帝之前的夏国、大禹称帝之后的蜀国。进一步讲，大禹时期，只有蜀地才发现有比铜矿冶炼难度大得多的铁矿，也只有蜀地的工匠才拥有冶炼出铁和镂的能力。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你还会认为大禹治水只会使用石器和木器吗？你还会认为大禹时期不具备制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吗？

我们再看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哀公七年》引用一位大臣的话“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其意是：大禹在涂山会盟天下诸侯，前来朝会、献玉帛的方国上万。对此，战国史书《吕氏春秋・用民》也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於汤而三千馀国。”又看汉代史书《大戴礼记》所引孔子的话“（大禹称帝时）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其意是，大禹称帝时，普天之下，凡是船只、车辆能够到达的地方，没有不归顺臣服的。试想：如果大禹没有坚利无敌的兵器和超强的军事能力，仅凭高尚的品德，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以上均是结合古文献、基于制陶工艺基础上来谈中国上古时期金属冶炼的发展情况的。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一种不基于制陶工艺基础的水法制铜术。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大致意思是，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有一处味道发苦的泉水，舀出这个泉水熬煮蒸发，就能得到胆矾，加热胆矾就能分解出铜。这项技术后来在宋代大规模推广，成为当时铜料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这“苦泉”就是天然硫酸铜溶液味道发苦，故称为苦泉。

从技艺难度讲，宋代这种水法制铜工艺比基于制陶工艺基础上的炼铜法要简单得多，假若中国上古时期的人们在进入制陶时代前就知道了这种方法，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二、从近现代的考古发现来看

先说陶器的发现。前文已经说了，若从文献角度讲，中国上古时期的燧人氏教会了人们用火熟食，后来才逐渐进入制陶、炼铜。从黄帝时期往上推，大致700年就是燧人氏，那么，燧人氏距今也才6000年左右。但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制陶史却在1万年以上。

根据1963年发表于《考古学报》的《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和发表于《文物》1976年第12期的《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仙人洞洞穴遗址出土的陶器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9000年，也就是距今11000年。若按北京大学吴小红、张弛团队2012 年发表于《Science》和《南方文物》上的数据，仙人洞最早陶器距今为19000–20000 年。

因此，基于仙人洞最早陶器年代，无论是距今2万年还是1万年，若说到了黄帝时期已掌握铜器铸造技术，一点就不用怀疑。

事实上，中国已有多个古遗址发现了比黄帝时期更早的铜器。黄帝时期距今具体多少年，这个没有定论，我们姑且以5000年计算，来看看5000年及更久远时期的发现铜器的相关古遗址：

一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根据1988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姜寨 ——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该遗址出土了公元前4675±135年的铜片和铜管，大约距今7000年，材质为黄铜。黄铜不像红铜那样天然存在的资源，而是铜锌合金，必须通过冶炼才能获得。由此说明，中国历史上，早在7000年前，人们就已掌握了炼铜技术。

二是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根据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所载《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以及《考古学报》1981 年第3期刊发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3000年的铜刀，即距今约5000年，材质同样是黄铜。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距今5000年的铜刀

由此可证，古文献关于黄帝时期已掌握铜器铸造技术的记载，不是后世编造的虚妄传说。

至于大禹时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大约距今4100年。若按《竹书纪年》等古文献的传统推法，则大致是4200–4300 年。我们不妨以4100年为基准，再看看国内比这更早的与青铜器相关的遗址：

一是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根据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学专刊《胶县三里河》，该遗址出土了2枚铜锥，其中一个为早于公元前2630±100年，即距今4600年，为铸造成型的铜器。

二是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根据《文物》1983年第3期刊发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该遗址发现了公元前2405±175 年铜渣，即距今4400年。

三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目前学界已将其定为尧都遗址，自然比大禹时期要早。该遗址出土了铜铃、铜齿轮形器、镂孔铜璧形器、铜环、铜蟾蜍等铜器。

若要借鉴更多的考古遗址出土的上古时期青铜器年代数据，由北京科技大学主办的期刊《金属世界》2024 年第 1 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及周边地区早期的铜器》或可参考。其相关内容摘引如下：

“1956年在西安半坡遗址区发现一件由人工冶铜技术制作含20%（质量分数）镍的薄长条形白铜片，所涉及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700年。该白铜的熔点约为1200 °C，就当时的高温技术水平，只可能借助块炼铜技术制作出来。”

“1980年对陕西渭南北刘遗址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地层进行尝试性挖掘时还发现1件黄铜笄，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年至前3100年。”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的西台遗址中发掘出了2组陶范，是约公元前4500至前4000年用于铸造小青铜器的模具。在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3000年的砷铜刀。”

“2020年在吉木乃县的通天洞遗址则发现了约公元前3000年的锡青铜管残片，在山西榆次源涡镇就发现了约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晚期的铜炼渣。”

“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2500年的青铜锛。”

“在河南鹿邑栗台遗址发现了公元前24—前22世纪的一件铜块。”

“在河南临汝县龙山文化煤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21世纪炼铜坩埚残片，内壁保留有六层残留红铜液层，含铜质量分数达到95%。”

“在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了许多约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的砷铜饰物残片。”

“在甘肃永登蒋家坪出土了约公元前23—前20世纪马厂文化的锡青铜刀。”

“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了约公元前20世纪之前齐家文化的铜质刀、锥、斧、镰等铜器。”

“在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出土了一件约公元前22—前20世纪[9]的残铜条，形似铜锥。”

三、大禹时期应该具备了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

按上文，中国历史上，早在5000年前，人们就能铸造铜刀、铜笄（青铜发簪）等小型青铜器。到了大禹时期，蜀地已能朝贡铁、镂等更高档的金属材料。特别是镂，其硬度可达到铁的六七倍，可用来雕刻、切割铜器、玉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青铜材料充足，铸造大型青铜器与小型青铜器仅是大小之别，而无技术难度之差，我们为何还要怀疑大禹时期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呢？

若我们回到大禹在今四川三星堆遗址称帝建都这个前提，再回顾笔者在《三星堆研究（5）：蜀国前身为夏国，三星堆即禹都阳城》《三星堆研究（6）：三星堆禹都说，比登封王城岗更可信》所举《史记》《后汉书》《通志》等“禹收九牧之金”“收天下之铜”之类的记载。你说，大禹要在蜀地铸造大型青铜器还难吗？

可以说，一点难度就没有！首先，青铜材料充足——九州所贡（按《禹贡》，实际只有梁州、荆州和扬州产铜）。其次，在其他州连炼铁的技术就没有的情况下，梁州之蜀地就已能制造出比铁还硬六七倍的镂来，既不担心没有切割和雕刻的工具，也不担心缺乏技术精湛的工匠。故而，从九州收来的铜，不禁铸造了九鼎，还铸造了表达九州风情的各种器物，包括反映鬼神世界、“使人知神奸”的一些奇奇怪怪，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在三星堆博物馆里所看到的那些青铜器物（青铜大立人除外，笔者认为大立人为少康时所铸）。换作其他州，甚至蜀地之外，不可能看到如此神奇的现象！因为在当时，其他地方缺乏切割和雕刻铜器的工具，更缺乏技艺精湛的成熟工匠队伍。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禹时期，甚至整个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发展程度都不及长江流域，更不及长江上游的蜀地。故而，正如前文所举《盐铁论》的记载“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尽管大禹和商汤都是颇有仁德的开国之君，但大禹却能铸造金币给老百姓，而商汤却只能铸造铜币给老百姓。因为，蜀地的工匠已经在大禹时期就掌握黄金冶炼技术了，且长江流域金量丰富，朝贡到禹都（今三星堆）只需走水路船运，无需翻山越岭靠肩挑背磨。而北方直到商汤时期，也只能依靠南方朝贡黄金，不具备直接在北方冶炼黄金的能力。若要“铸币以赎其民”，这需要多大的量！即便商汤拥有朝贡来的黄金，他舍得再分给老百姓吗？

或许有人会说：按你这么讲，从夏到商，中国的冶金技术岂不是退化了？答案还真可能如此。

笔者认为，其他不言，仅就铜器的制造技术来讲，这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从夏到商再到周，其青铜技术总体便成退化状态。因为要制造艺术精美的铜器，离不开用于雕刻和切割的工具，而雕刻切割工具主要来源于蜀。但在商朝，蜀地极可能脱离了商朝的管理体系。

原理很简单。笔者在《三星堆研究（13）：三星堆祭祀坑，是周武王伐蜀的结果》一文中，讲到了商汤打败夏桀后，将夏桀放归于南巢，在《三星堆研究（16）：再论大禹之都阳城在蜀》一文中则认为，南巢即夏朝的南方老巢，也即今三星堆遗址。从商汤放夏桀于南巢、不再称帝而称王来看，商汤仍把夏桀视为心中的帝，只是想把他放归南巢、不再干涉国事。若南巢即今三星堆遗址，那么，从商汤开始，自然就不会再管理蜀地了——蜀地的管理则直接交给夏桀及其后裔。

关于夏商周铜器技术退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贺凯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一文中这样写道：“基于类型学标准，我们将早期青铜器分为大致三期：（1）商朝和周朝早期，这一时期是青铜器工艺的上升期和顶点；（2）周朝中期（前10世纪——前6世纪），这一期可见艺术风格的倒退；（3）周朝晚期（前6世纪—前3世纪），这一期未能重现商朝和周朝早期青铜器制造的繁荣，但涌现了一股艺术复兴潮流，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地区。”由此可知，贺凯的观点与笔者类似。而贺凯之所以又肯定了周朝晚期的中国南方地区，那是因为南方长江流域的青铜技术在大禹时期就完胜北方——《禹贡》一文已充分体现这一点。

另外，从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同样可以支撑这一观点。盘龙城遗址为早商时期遗址，关于其发掘情况和艺术成就，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官方网站发布的《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此介绍：

“盘龙城遗址出土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遗物3000余件。这些文物，向我们传递了大量的商代文化信息。青铜大圆鼎、带鋬觚形器、绿松石镶金饰件、有领玉璧等珍贵展品彰显了商代盘龙城的发展高度。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大圆鼎通高85厘米，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青铜圆鼎。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青铜带鋬觚形器，兼具爵口、斝鋬、觚身的特征，器形前所未有，国内仅此一件……”

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铜斝

大禹时期，盘龙城遗址属荆州之域，此时的荆州的冶金技术明显落后于梁州的蜀地。按夏商周青铜艺术逐渐退化的观点，再以盘龙城遗址早商青铜器的艺术水平反推，我们仍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禹时期已有成熟且极其高端的青铜铸造技术！

当然，这一结论仍需验证，特别是对三星堆大量青铜器内部的芯质进行碳十四测年，其所测数据将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我们热切期待着这一数据的早日公布。

（作者系四川省岳池县罗渡镇凤凰村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