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台属工委在临海除霸出意外，引来大批敌人，导致发展武装受阻

1947年2月，“梅园村会议”结束，张任伟带了杨民奎、鲁华，通过三门县金甘村党员金贤益的关系，准备以打猎队的名义，在三门芦田山上立足搞武装。

三人带着步枪，在山上搭起草棚住下来，准备继续设法搞枪支，动员人员来参加。在山上住了几天，却被上山砍柴的人发现。他们分析情况，已没法立足下去，就把步枪打了埋伏，三人分散，杨民奎回到宁海，鲁华回到临海大石岭下中心小学教书，张任伟也到了大石。

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也从宁海白岭根村到了临海大石岭下村金鹤鸣家里，打算以大石的山区为基地，建立武装。

1947年2月下旬，台属工委书记邵明来到大石岭下村，刘清扬向他传达了“梅园村会议”的精神，同时，也把在大石山区为基地搞武装的想法与部署告诉了邵。

刘清扬说，在大石山区搞武装，有很多有利条件。抗日时期，这里党的基础较好，后被破坏，不少党员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但经过整顿，可以恢复起来，现还有好些党员分布在农村，有的在小学教书；特别是岭下中心小学，在抗战争时，台属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就隐蔽在此，现在学校里也有党员，学校与群众关系较好，可作为开展工作的据点。

刘清扬还说，抗战初期他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临海押解去省政府途中，临海县的党组织就是动员的大石山区的党员，把他拦截抢了回来，说明这地区的党组织是有战斗力的；大石离临海和天台县城都较远，是深山区，地形较好，有利于游击活动。

这些说明可选定大石山区建立武装基地。基于这个设想，后来刘清扬即调集王阿法（林江潮）、王蔚青等同志作为骨干，把埋伏起来的两支步枪和几支短枪起用。又通过临海、宁海、三门县的党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组织起一支十多人的武工队，在大石山区开展活动。

先后参加武工队的有：王阿法、王蔚青、杨民奎、杨国昌、童时达、王宏淦、陶秀贤、芦建椒、凌德华、杨小昌等。

对于如何发展壮大武工队？刘清扬曾有过这样的设想，计划把岭下乡的自卫队拉上山，并缴掉中渡警察所的枪。但经过了解分析，这两个办法都没有实行。

岭下自卫队有十多人枪，当时金鹤鸣是岭下乡乡长，这支自卫队是由他掌握的，在十多个自卫队员中。其中有两个共产党员，是在抗战中入党的，但两人的革命意志衰退，对党的事业很少关心，在自卫队中也没有起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曾启发教育要他们上山打游击，但两人怕牵连家庭，不愿离开家乡。

其余的一些队员，参加自卫队的动机也不一样。有的为逃避壮丁，有的为混碗饭吃，或赚些“外快”，有的则是乡间的流氓兵痞。在当时紧张的形势下，这些人是不愿意参加革命武装的，就是参加了，对于我尚未经过锻炼的武工队是不利的，因此最终没有把乡自卫队拉出来。

党组织交待给杨民奎打入警察所的任务是：了解临海县国民党反动派对付我方的情况；掌握警察所警察的政治、思想、经历等情况及其生活规律；查勘警察所周围的地形及内部结构等，做好里应外合缴掉警察所枪械准备。杨民奎打入警察所后，较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些人与枪从上海下船，直驶至三门枫坑村，送到陈毅夫（陈景芝父亲）家隐蔽。他知道白涛和陈景芝是共产党员，也愿意为共产党出点力。

刘清扬接到从上海运来的人与武器已顺利到达的消息后，立即派王阿法带领民夫到枫坑村陈毅夫家，把人和武器带来大石。

王阿法带着人和武器经过三门金甘村金贤益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黄昏经三门珠岙到临海仙人桥。此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有一批赌徒在仙人桥聚赌，乡自卫队得悉了，去敲竹杠，赌徒纷纷逃散。

正是午夜，王阿法等人也正好路过此处，被自卫队发现，开枪追击，民夫把挑着的步枪和手榴弹丢掉逃走。

我方得悉后，通过关系与该乡乡长谈判，要他归还武器。乡长不归还，反动气焰嚣张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武器，如要拿回去，要共产党员来换。这几支枪和一些手榴弹被敌人拿去，也使国民党反动派证实了大石地区有我党的活动。

1947年5月，我方在临海双港打蔡行元的行动，也进一步引起了敌人的注视。

蔡行元是一个恶霸，政治上很反动，十分仇恨我党，当地群众对他既恨又怕。当时，蔡行元和胡祥两人在竞选乡长。胡祥也是地主，但政治上是一个中间分子，是我争取团结的对象。

我方考虑，要是支持胡祥当乡长，则对我开展双港地区的工作有利。蔡行元的后台是原国民党临海县党部书记长、恶霸地主、反动头子陈启忠，又掌握武装，我方的力量较弱，不可能一下子消灭他，因此决定采用突然袭击办法，除掉蔡行元。

一天，当蔡行元带小数武装人员到双港集市时，我方就采取行动。但由于工作不细致，隐蔽埋伏的地方不落实，临时改换办法，结果事情未能成功，参加行动的华英还受了伤。

我党在大石和双港的活动，使国民党临海县的反动派和当地反动头子震惊。大石地区的反动头子朱柳江向国民党县党部报告说，大石“共匪”活动猖獗，要求派兵清剿。

双港的反动头子蔡行元也向国民党县党部报告说，大石和双港的“共匪”汇集于双港，活动十分猖獗，不消灭“匪党”，民众不得安宁。临海县的特务和情报人员，经常到大石、双港侦察。

后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特务头子赵见微到天台坐镇，督促特务人员破获我党组织，探听我武工队活动规律，企图一网打尽。

国民党反动派部队要到大石清剿的消息不断传来，引起了大石群众日渐不安。1947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清扬和邵明带了武工队从大石的大平头村准备转移到另一个山村宿营。

决定以后，就分头贯彻执行，武工队立即转移到双港地区。

到了第三天，国民党临海县自卫队和天台县自卫队从南北两面，向大石山区“围剿”。他们抢劫了群众的财物，逮捕了七八人（其中有两个共产党员）。事后，国民党反动派狂言，说什么“大石的‘共匪’已被彻底消灭”。

武工队转移到双港后，遇到很大困难。此地的群众不了解我队伍的性质，普遍怀着不安和恐惧的心情。党的基础薄弱，情报不灵，生活也困难。国民党反动派要到双港“围剿”的消息也传来，我武装活动范围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刘清扬和邵明及许少春研究，认为双港地区的武装斗争暂时还打不开局面，武工队立足困难较大，决定把王阿法、王蔚青和陶秀贤（双港人，有些社会关系）三人，留在双港坚持工作，其余同志都分散隐蔽。

许少春仍回宁海，照顾整个台属地区面上的工作，刘清扬也要离开台属地区到缙云去，因为当时丽水地区党组织已在缙云搞了一支武装，他去同他们商讨研究一些问题。

临行前，刘清扬嘱咐邵明，待台属地区搞起武装后，向仙居方向发展，与缙云方面的武装共同配合，开辟仙居、缙云一带地区的工作，那边可作为根据地。

刘清扬要邵明物色熟悉从临海至缙云路途的同志做向导。邵明找了党员宋汝堂，于1947年7月下旬陪送刘去缙云。过几天，宋汝堂回来告诉邵明，刘清扬已平安到达缙云壶镇，并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王阿法、王蔚青、陶秀贤三人在双港，想争取王继学及其部下，未成。

1947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双港进行“围剿”，詹朝枢、詹大甫被捕。王阿法等立足困难，适逢邵明通知他们到三门枫坑执行另外任务，几人于9月离开双港地区。

这时，邵明计划到三门县南田岛上去搞武装。1947年8月，他由鲁华陪同，从双港到了宁海白岭根葛希增同志家，安排工作后即去三门县枫坑村，再由董方红陪同，从海游乘小轮船到象山石浦，然后过海去南田岛，这时正值1947年中秋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