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留学生韩国遇害案开庭，检方称嫌疑人同时交往两人，怕失业行凶

十月十九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刑事13部，一场牵动无数华人神经的庭审开庭了，被告席上坐着的是31岁的中国籍男子郑昌盛（音译），他曾是庆山某大学的一名讲师。

检方对他提出的指控包括：谋杀、损毁尸体、遗弃尸体、藏匿尸体，以及以欺骗手段妨碍公务。

庭审现场，郑昌盛身着浅土黄色囚服，佩戴口罩和眼镜，在庭审过程中，他多次摘下眼镜又重新戴上，一度红了眼眶。

他的辩护律师以“尚未充分审阅卷宗”为由，表示现阶段难以就公诉事实表明立场，决定在下一次庭审中再提交具体的证据意见，下一次庭审定在十一月。

这起案件从失踪报案到真相大白，只用了不到一周，但庭审披露的细节，拼凑出的是一条从谎言、控制到残忍毁灭的完整链条。

把检方的指控捋清楚。

调查确认，他对这两名女性互相隐瞒了对方的存在，刻意不让两段关系曝光。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和留学生的关系惹上麻烦，检方指出，郑昌盛此前曾因接近多名女留学生，受到过校方的警告。

有报道补充了更具体的细节：他曾利用讲师身份，向另一名中国女留学生施压，在追求遭拒后，甚至通过他人传话称自己“可以让她延期毕业，甚至无法毕业”。

早上六点左右，郑昌盛持续掐颈约三分钟，致其死亡。

检方在庭上给出的动机很直接：郑昌盛担心和留学生交往的事实败露后，会失去讲师职位等，因此实施了犯罪。

他在警方讯问中的供述也是这个意思：“我担心因此丢掉工作，所以杀害了她。”

我认为，这句“怕丢工作”，放在整起案件里看，轻得近乎荒谬，一份讲师的职位，一个“怕被曝光”的顾虑，成了结束一个25岁女孩生命的理由。

作案之后，郑昌盛做的事，比杀人本身更让人后背发凉。

调查显示，案发当天，他换上了被害人的衣物，伪装成女性，搭乘出租车前往东大邱站，他刻意让监控拍下自己的身影，制造“被害人独自离家”的假象，随后返回住处。

他手里提着受害者的手机，到车站后关机，再换回自己的衣服，给行李箱套上外罩，返回住所。

在八月二十一日起的两天内，他持凶器分六次损毁遗体。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他又分七次将遗体残骸丢弃在庆北庆山、庆州、尚州、大邱八公山以及京畿道军浦市一带的垃圾场、山野、路边。

部分遗骸被他藏匿在自家阳台和厨房储物柜中。

监控画面拍到了他抛尸的一幕，他手提两个黑色塑料袋走进巷子，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将袋子丢进垃圾投放处，神态平静，没有四处张望，也没有匆忙的迹象。

而大约五小时后，他主动报了警，称受害女子“失踪”。

受这份虚假警情误导，庆山警察署失踪案件调查组在案发后的几天里，一直在按照“失踪”的方向开展搜寻工作。

检方在庭上专门点出了这一点：“由于郑昌盛的虚假报案，导致警方投入了大量不必要的警力搜寻失踪人员。”

话说回来，这套流程里最让人不适的，是那种冷静，杀人、损毁遗体、分七次抛尸、换上死者的衣服去车站制造假监控、回家藏好部分残骸、五小时后打电话报警说人丢了。

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停下来，他没有停，他在那几天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把“一个人消失了”这件事，包装成“她自己走丢了”。

郑昌盛是怎么被抓住的，也有一个很具体的细节。

案件最初是以“单纯失踪”受理的，报案人正是郑昌盛本人，警方在以“知情人”身份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的陈述存在可疑之处，随后展开侦查并逮捕了他。

警方还公布了一项检测结果：针对郑昌盛实施的精神病态人格（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检测显示，他并非精神病态人格者。

这个结果，和他作案时展现出的冷静、预谋和伪装能力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判断：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地知道做完之后该怎么掩盖。

我觉得，这个“并非精神病态”的结论，比任何“他疯了”的辩解都更沉重。

一个在精神鉴定上“正常”的人，因为怕丢工作，掐死了一个25岁的女孩，然后花了几天时间，把她拆散、丢掉、藏好，再穿上她的衣服去制造假象。

这件事的发生，不需要用“变态”去解释，它只需要一个人把另一条命，看得比自己的职位轻。

我认为，这起案件最值得说的，不是“又一起留学生遇害”，是那个从“警告”到“杀人”之间，被跳过的所有环节。

检方在庭上指出，郑昌盛此前曾因接近多名女留学生受到校方警告，有报道提到，他曾用“让你毕不了业”这样的话威胁拒绝他的学生，这些信号，在案发前就已经存在了。

一个讲师，利用职务之便接近留学生，被警告过，被举报过，然后继续和另一名留学生交往，隐瞒另一段关系，直到一个女孩说要揭发他。

这个诉求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但家属想要的那个“回国审判”，背后是一个很朴素的愿望：让这件事不在一个语言不通、程序陌生的地方，悄无声息地走完。

郑昌盛的辩护律师说，下次庭审再提交具体意见，下一次是十一月。

朋友们，对此你怎么看？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