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群岛仿铸中国方孔钱研究—概念、分期与铸造演变（下）

作者 吴金钛

印度尼西亚群岛仿铸中国方孔钱（岛屿钱）研究——概念、分期与铸造演变（上）

四、 印尼岛屿钱铸造的第二阶段：16 世纪隆庆开关至 17 世纪中叶

4.1 隆庆开关与仿铸复兴

1567年（隆庆元年），明廷开放福建漳州月港，史称“隆庆开关”，允许民间合法出海贸易，是明代海贸政策的重要转折。漳州自此成为官方唯一许可的中国帆船出口口岸，大量中国铜钱（尤以北宋钱与明代制钱）随海商再次涌入南洋[1]，印尼仿铸中国钱活动随之复兴。

4.2 福建私铸贸易钱输入与本地二次翻铸

图7、元素分析结果：左、“接郭至道手”至道元宝，主成分为铅 52.0%、铜 45.8%、锡 1.44%；右、“天平手” 祥符通宝，主成分为铜 58.1%、铅 29.3%、锡 8.56%。

图8 上述成分检测所用钱币标本：左、“接郭至道手”至道元宝，径22.9mm，重2.63g；右、“天平手”祥符通宝，径22.0mm，重2.41g，均为铜铅合金，福建私铸贸易钱。

图 9、元素分析结果：仿“接郭至道手”至道元宝，主成分为锡84.4%、铅 10.1%、铁5.13%；右、仿“天平手”祥符通宝，主成分为锡93.5%、铅 4.78%、铁1.60%。

图10 上述成分检测所用钱币标本：左、仿“接郭至道手”至道元宝，径21.9mm，重1.41g；右、仿“天平手”祥符通宝，径20.5mm，重1.40g，均为锡质，旧港华人仿铸。

第二阶段印尼锡质岛屿钱并非直接摹铸北宋官钱，而是以输入南洋的明代福建私铸贸易钱为蓝本二次翻铸。隆庆开关后，福建沿海私铸贸易钱大量流入爪哇等港口，为本地锡钱铸造提供参照，其中“接郭至道手”与“天平手”是两类代表性原型版式。

“接郭至道手”，即日式钱币学所称Setsukaku Shidō-te，19世纪日本钱谱已有著录，青铜母本来自福建，输入南洋后充当仿铸母钱范本。印尼锡质仿品大体承袭钱文面貌，但受锡料特性与工艺制约，笔画简省僵滞，细节表现不及原型。

“天平手”（Tenpyō-te）是学界对福建出口Mint #1贸易钱的称谓，原版币径多21—22毫米，工艺规整，本身就有由高铜青铜向低铜铅锡劣化的脉络。印尼以锡铅复刻该版式，与原型的分野在于：原型以铜为主体，群岛仿铸钱铜含量大降、主体转锡铅、单体显著减重、色泽呈灰白浅灰调[13]。

16世纪晚期，流入南洋的中国私铸小钱币径持续趋小，印尼锡质仿铸随之收缩币径，部分晚期样本缩至17毫米附近，方孔占比变大、币身更薄。这套钱文承袭、合金劣化、减重缩径的特征可通过实物与成分检测直观体现，构成第二阶段岛屿钱区别于第一阶段厚大锡币与中原官铸钱的重要识别标志[1][13]。

4.3 荷兰东印度公司介入与爪哇主流市场仿铸钱的衰落

图 11、元素分析结果：左为福建私铸铜铅合金纤字天平手咸平元宝，主成分为铅68.1、铜 27.7%、锡 2.63%、铁 1.15%（铜铅合金内铅呈颗粒状分散在铜基体中。铅比铜更易腐蚀，埋藏环境下优先氧化，锈蚀产物在币面富集形成厚铅锈层。表面成分检测仅采集表层数据，测得铅含量高于钱币基体原始配比。此前对表面铜铅比例相近的天平手、接郭至道手钱币的破坏性检测显示，该类钱币本体铜含量约 40%–60%，铅含量约 30%–50%，铜铅总含量在95%以上）；右，印尼仿纤字天平手咸平元宝，主成分为锌 94.4%、铅 3.86%、铁 0.97%、铜 0.74%。

图 12、钱币标本图像，即本次成分检测所用实物。左：双联铜质纤字天平手咸平元宝，径18.4mm，重1.76g（单枚均重0.88g）；右：锌质纤字天平手咸平元宝，径19.0mm，重0.58g。

注：1633‑1640 年八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累计拨付 411 吨铅料，委托当地华人铸造该类钱币，钱币单枚重约 0.7 g。依据该铅料总量与单枚钱币重量进行估算，仅使用该时段所供铅料能够铸造的钱币数量，与现存实物遗存所反映的铸币体量之间存在显著缺口。针对这一原料供给与铸币规模的矛盾，可提出一种解释：该时期正值中国倭铅（古代金属锌的古称）对外海上输出阶段，当地华人商人或引入自中国输入的倭铅，将廉价倭铅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供给的铅料共同熔铸，借以降低原料成本、获取经济收益。受原始文献记载的影响，国内部分研究将该类钱币笼统归为铅钱；而大量实物样品的检测结果表明，此类钱币大多是以锌为基体的锌‑铅合金。

图13、荷兰东印度公司1duit铜币，直径21mm，重3.62g；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介入爪哇贸易，深刻改变当地货币生态。1596年荷兰船队首抵万丹，便遭遇中国铅币（马来语cas、爪哇语pitis）。徐冠勉据荷兰航行记录记载，这些铅币“比一个荷兰铜币（duit）要小，是用很差的合金制作成的，铸造用的主要成分是铅，混合了一些废铜”，在万丹、爪哇乃至整个群岛流通[1]。

VOC采取一系列去中国化的货币政策：向特定华商外包铅币铸造特权并供铅，将铅币供给爪哇及周边；同时以武力阻止华人帆船前往万丹、旧港、詹卑等胡椒出口地，迫其至巴达维亚交易，垄断香料贸易[1]。自1724年起，VOC将荷兰铸造的铜币（duit）投入爪哇，整个18世纪逾11亿枚运抵巴达维亚；至1750年代爪哇小额货币已以荷兰铜钱为主，1763年VOC停发新的中国铅币铸造许可[1][15]，标志印尼群岛仿铸中国钱在爪哇主流市场终结。

同一时期爪哇、苏门答腊伊斯兰化加深，本土政权推出自有锡质钱币，进一步降低对中国方孔仿铸币的需求。综上，爪哇主流市场岛屿钱的衰落，是殖民货币政策重构海贸格局、荷兰铸币大量输入、本土货币体系发展及宗教社会变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4 清代开海之后铜钱在群岛的流转与巴厘岛的遗存特征

康雍乾时期海禁局部弛禁，中国铜钱经由南洋海上贸易网络持续流入印尼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巴厘等地均可见清代制钱流通。受本土印度教祭祀习俗影响，巴厘大量方孔钱因宗教仪式埋存地下，钱币窖藏遗存数量显著高于群岛其他岛屿。

清中后期至清末，爪哇、苏门答腊的海上贸易通道虽保持通畅，但群岛货币格局已发生显著转变。荷属东印度大量发行杜伊特铜币，逐步掌控爪哇核心城镇市场，成为当地主要辅币；苏门答腊港口贸易繁盛，中国铜钱更多局限于华人社群及跨岛贸易，本土民间日常流通场景不断萎缩。

在此背景下，流入爪哇、苏门答腊的清钱主要用于跨岛贸易结算与华人内部交易。而巴厘尚未全面推行荷兰殖民货币，社会对 kepeng（pis bolong）仍保有稳定需求，输入的中国铜钱既承担商贸结算功能，亦作为祭祀仪式物资。清朝灭亡后，国内制钱停铸，印尼群岛来自中国本土的方孔钱供给随之衰减。

传入巴厘的中国铜钱兼具交易媒介与文化载体双重属性。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资料显示，流入巴厘的铜钱除商品交换外，还演变为祭祀体系中的重要器物，并被赋予神圣意义；印尼国家研究与创新署（BRIN）及巴厘本土研究也证实，kepeng 同时具备财富标识与祭祀符号的功能，大量钱币在祭祀活动中集中窖藏，并反复用于各类仪式。贸易输入带来钱币供给，祭祀埋存促成钱币留存，巴厘由此成为清代流入印尼群岛中国方孔钱的核心存藏区域。

4.5 第二阶段整体发展脉络

第二阶段自1567年隆庆开关延续至17世纪中叶。前期，隆庆开关打开民间出海通道，福建私铸贸易钱大量输入南洋，带动印尼锡质岛屿钱迎来仿铸高峰，本地以“接郭至道手”“天平手”为原型翻铸，钱币呈钱文承袭蓝本、合金劣化、币径减重收缩的典型特征。

后期，VOC掌控南洋贸易格局，通过铸币外包、输入杜伊特铜币、停发铅币许可等政策，挤压爪哇市场内中国风格仿铸钱的生存空间；叠加爪哇—苏门答腊伊斯兰化推进与本土锡币体系建立，面向商贸的岛屿仿铸钱在爪哇主流市场没落。而清代开海后中国铜钱仍持续流向群岛多区域，受印度教祭祀风俗影响，大量方孔钱在巴厘埋藏保存，形成与爪哇、苏门答腊不同的遗存面貌；随着清朝灭亡，中国本土方孔钱输入回落，群岛原生中国铜钱供给整体下行。

五、 印尼岛屿钱铸造的第三阶段：1908 年荷占巴厘岛至当代

5.1 荷兰完全占领巴厘与方孔钱交易职能的转变

1906 年 9 月，荷兰东印度陆军第六军事远征军于沙努尔北部登陆，陆续攻占巴厘南部诸土邦；1908 年攻克克隆功，标志荷属东印度完成对巴厘全岛的军事征服。荷兰殖民当局将荷属东印度盾确立为法定货币，在当地推行近代西式货币体系，但并未颁布法令禁止民间使用方孔钱开展交易。尽管方孔钱不再具备官方货币资格，其市场流通与交易职能只是逐步衰减，并未因殖民统治的确立而即刻废止；与之相对，方孔钱在巴厘印度教祭祀体系中的文化功能得以长期延续，该祭祀传统保留至今。

5.2 东亚方孔官铸体系终结与巴厘的钱币供给状态

近代化进程之下，东亚传统方孔钱官铸体系逐步瓦解。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东亚诸国相继废止方孔制钱，推行机制币：日本明治维新后于 1870 年发行机制圆钱，停铸方孔钱；朝鲜 1892 年改用机制币；1915 年云南东川矿业公司所铸民国通宝，标志中国官铸制钱落幕；安南阮朝至 1945 年覆亡，为东亚最后一个铸造官铸方孔钱的政权。此后，全球不再有主权国家官方铸行方孔钱。

即便官方铸币停止，东亚仍保有可观的历代方孔旧钱存量。受近代铜价上涨推动，大量旧方孔钱作为铜料商品进入跨洋贸易持续输出，为南洋补充钱币资源。得益于历史窖藏、民间传世古钱与外部旧钱贸易输入，东亚官铸停铸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巴厘的kepeng实物供给保持相对充足，祭祀消耗可依靠既有古钱支撑，未催生大规模本地仿铸。

5.3 印尼独立后法定货币落地与方孔钱功能转型

1945 年印尼独立，1949 年巴厘归入印尼政权管辖。印尼政府确立卢比为全国法定货币，方孔钱由此丧失官方货币地位。钱币与民俗研究表明，20 世纪 50 年代，巴厘方孔钱的主流商贸功能基本消退，商品交易统一采用卢比，方孔钱转而主要用于印度教祭祀。

田野及民俗调研资料显示，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巴厘部分偏远乡村仍可见方孔钱用于小额交易；但卢比已成为全岛主导流通货币，方孔钱仅残存于少数局部场景，呈现由商贸货币向民俗祭祀符号转变的态势。伴随印尼法定货币体系不断渗透，方孔钱的经济应用空间持续萎缩，民俗祭祀属性最终成为其核心社会功能。

5.4 供需缺口出现：20 世纪 70‑80 年代民间祭祀代币兴起

长期火葬献祭、民俗仪式持续消耗岛上原生古钱，同时跨洋输入古钱贸易渠道基本中断，巴厘传世原生方孔钱存量下降，祭祀用钱供需缺口扩大。结合田野调查与钱币实物线索，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巴厘民间作坊批量翻铸祭祀方孔代币的集中时间窗口。

图 14、元素分析结果：左、仿祥符元宝，主成分为铜 64.7%、锌 32.2%、铅 1.05%；中、仿洪武通宝，主成分为铜 62.3%、锌 30.0%、铅 4.05%；右、仿乾隆通宝，主成分为铜 63.6%、锌 30.4%、铅 3.14%。三件样品铜锌主元素波动较小，铅、锡等杂质略有差异，呈现多种废旧黄铜构件混合重熔的合金特征。该检测结果与后文巴厘文钱材质检测数据基本吻合。

图 15、钱币标本图像，即本次成分检测所用实物。左、仿祥符元宝，中、仿洪武通宝，右、仿乾隆通宝；三枚钱币背面均铸满文，黄铜质。

民间仿品摹仿的钱币谱系多元，并非单一复刻中国年号，还包括曾大量流入巴厘的日本宽永通宝、安南手类钱等东亚域外钱币。这些翻铸品工艺粗糙，生产目标完全服务本地祭祀，与16—17世纪爪哇海岸面向跨岛商贸的岛屿仿铸钱在生产动因、社会功能上显著有别。

5.5 当代标准化祭祀用钱的生产

图16、元素分析结果：左、铜质五天神钱，主成分为铜 66.4%、锌 26.0%；右、铜质九方神钱，主成分为铜 62.2%、锌 31.9%。其中两枚铜质钱币的元素组成与前述仿中文年号岛屿钱的检测结果相近，合金体系具有一致性。

图17、巴厘五天神钱（Panca Dewata），币面铸巴厘文字；黄铜质。2003 年完成设计，2004 年 UD.Kamasan 工坊铸造投产

祭祀的巨大消耗叠加旅游业纪念需求，推动巴厘及东爪哇巴厘文化圈现代仿铸持续发展。2003-2004年，在巴厘省政府扶持下，克隆功县卡玛山村（Desa Kamasan）启动标准化祭祀用钱生产，形成区别于70—80年代民间零散翻铸的新产品形态[7]。

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资料，卡玛山村铜钱作坊日均产量约5000枚、单枚售价700印尼盾，产出既供本地祭祀，也作手工艺品外销[2]。生产时序上，摹仿东亚旧有钱文的民间翻铸在前，带巴厘本土文字的官助标准化祭祀用钱在后；2003年定型的巴厘文新式钱币属当代民俗工艺品，不属于古代面向贸易的岛屿仿铸钱。

5.6 第三阶段小结与证据层级

第三阶段以1908年荷兰完成巴厘全岛征服为起点延续至今。荷兰殖民带来货币制度变革，方孔钱退出巴厘官方与主流市场交易，但祭祀文化使其得以留存。随着东亚各国陆续终结方孔钱官铸，依靠历史存量与跨洋旧钱贸易，巴厘较长时间维持祭祀钱币供给；直至原生古钱被祭祀不断消耗，才在20世纪70—80年代兴起民间作坊翻铸祭祀代币，21世纪初又发展出政府参与、带巴厘本土文字的标准化现代祭祀用钱。

证据层面，荷兰征服巴厘、印尼独立、卢比成为法定货币、卡玛山村当代铸币等史实有档案与领事馆公开资料支撑；20世纪70年代偏远乡村方孔钱小额交易记录来自田野民俗调研，反映货币转型的局部状态；70—80年代民间仿铸兴起的时间窗口主要依托实物比对与田野口述，暂无精确档案纪年，有待后续材料补证。本阶段民间、当代铸币以祭祀、工艺纪念为核心，与历史上服务南洋商贸的古代岛屿钱分野清晰。

六、 结论

本文立足中外文献、考古资料与实物标本观察，对印尼群岛仿铸中国方孔钱（岛屿钱）的术语源流、概念边界、历史分期与材质形态演变展开系统研究，厘清“岛钱”与“岛屿钱”的混淆问题，构建三阶段发展框架，并区分史实定论、合理假说与待验证推论，以提升研究严谨性。

概念层面，日本古钱学的島銭（岛钱）是历史形成的集合概念，早期将南洋仿铸方孔钱一并归入，后世拆分为传世岛钱与舶载岛钱，其中舶载岛钱即本文所研究的印尼群岛仿铸钱币。国内创设的“岛屿钱”专指马来群岛（以印尼为核心）民间仿铸中式方孔钱，与日本本土、琉球钱币及安南钱分属不同体系。“岛钱”与“岛屿钱”词源关联，但对象、地域与学术源流本质有别，正式研究须严格区分，避免产地、断代误判。

分期层面，岛屿钱的生产、流通与功能变迁分三阶段。第一阶段（14—15世纪明海禁期），依托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及走私输入的古钱，爪哇仿铸开元通宝、北宋年号钱及明洪武、永乐为主，受本土缺铜限制持续掺铅锡、合金劣化，井里汶成核心铸币中心。第二阶段（1567年隆庆开关至17世纪中叶），以福建私铸贸易钱为范本，岛屿钱迎仿铸高峰，币径收缩、持续减重、钱文简省僵滞；VOC 通过货币政策挤压岛屿钱生存空间，叠加伊斯兰化，商贸用途岛屿钱在爪哇主流市场衰落；清代开海后中国铜钱持续输入，巴厘依托祭祀传统大量窖藏留存。第三阶段（1908年荷占巴厘至今），西式货币体系落地后，方孔钱逐步退出交易，但祭祀民俗延续其价值；随着东亚各国停铸，古钱存量消耗，20世纪70—80年代巴厘民间作坊批量翻铸祭祀代币，21世纪初卡玛山村在政府支持下生产带巴厘本土文字的标准化祭祀用钱，属民俗工艺品，不可与古代贸易岛屿钱混同。

证据层面，群岛本土缺铜、VOC干预南洋货币、清代铜钱流入巴厘祭祀、荷兰征服巴厘、卡玛山村现代铸币等有档案、考古报告与官方文献支撑，属可确认史实；而“由高铜向低铜、锡铅线性演变，持续减重，钱文由规整转漫漶，早期锡币厚大”的形态序列是基于本次标本检测的假说，仍需更多遗址出土钱币的金属成分、尺寸重量数据交叉验证。

综上，岛屿钱是14世纪以来南洋海上贸易、跨文化物质交流与群岛本土资源约束共同催生的产物，既是南洋跨岛商贸的实物媒介，也在巴厘完成了从流通货币向民俗祭祀符号的功能转型。本研究构建的分期框架可为岛屿钱断代、产地判别与金属考古研究提供参考；该领域仍存标本不足、考古材料匮乏等短板，有待更多窖藏发掘与系统金属检测进一步完善岛屿钱演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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