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穷不能穷教育，云南这些走出大山的孩子，离不开一批最可爱的人

云南孩子要走出大山有多难？很多人耗尽了一辈子的力气，也永远迈不过去。

云南的教育资源不算好，全国高中综合实力前30强里没有一所云南的学校，985高校更是没有，唯一的211只有云南大学。不少山区学校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跟城里的学校比起来，差了不止一个量级。

语言也是一道隐形门槛。云南有20余个世居民族，很多山里的孩子从小说的是民族语言，普通话是到了学校才慢慢习得的“第二语言”，却要用它去应对同一套标准化考试。

这样的底子，换来的高考结果是什么？

2024年，云南39.5万名考生参加高考，一本上线率仅有15.5%。清华大学那一年在云南普通批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686分，在全国28个省份和4个直辖市当中排第四，比河南的656分高出整整30分，比四川的646分高出40分。

名校在云南本来就招得少，当年清华录了26人，北大录了21人，有些顶尖985的热门专业给云南的名额只有1到2个，还必须服从调剂。

可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有一群人用青春和岁月，帮山里的孩子把路一点一点趟出来。

侯长亮是其中一个。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去城市的机会，先后奔赴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支教，一待就是11年。

山里没有课外书，他就在网上求助，再用背篓一趟趟把捐来的书背回，每次负重约80斤，山路走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钱买学习用品，他带孩子们上山采竹笋，用劳动成果换来文具钱。

2015年，他在寻找支教同伴时，在网上结识了同样来自湖南的雷宇丹，两人志同道合，2017年一起去云南昭通支教，2020年就在那所山村小学里结了婚。婚纱照的背景是白墙青瓦、水泥地操场，还有一群孩子灿烂的笑脸。

侯长亮的支教从不止停留在讲台上，他曾精心挑选了24名优秀学生，每人发一头小猪当奖品，让孩子们抽签决定领哪一头。

在云南支教时，其中一对姐妹各领了一头猪回去，养了10个月后，两头合卖了8000元。姐妹俩的爷爷把这笔钱加上自己攒的零钱，又置办了一头牛在家喂养，一头猪，撬动了一个家庭往前走的信心。

另一个名字叫农加贵。1986年，2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几乎被世界遗忘的村子，当时还被叫做“麻风村”，是集中医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外人避之不及。

那时的教室是借来的医院医务室，课本是四处搜集来的旧书，没有试卷，他就把题目一道道抄在黑板上，一个人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还兼着炊事员和保育员。

最艰难的时候，他把读完三年级的学生送出去，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即便如此，他没有离开。后来，村民们齐心协力新建校舍，没有手的人用拳头握着锄头，没有脚的人用废旧轮胎垫着走路去工地帮忙。

1992年，农加贵的第一届学生毕业，12个孩子以远超录取线的成绩考入县城中学，他攥着成绩单哭了。

就这样，他在那里守了三十四年，送走了12个班，126个孩子，把一个曾经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麻风村”改名叫做“落松地”，寓意果实虽稠，但内心香甜。

还有一位女侠，在改善全国农村女性读书难的问题上不得不提，她就是张桂梅。“我叫张桂梅，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她在华坪的山里发现，女孩们一个个从课堂里“消失”，被家庭的重担和重男轻女的观念早早推出了校门。

她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近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建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收大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

2007年，她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媒体报道让这个梦想被更多人看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接踵而至。

2008年9月，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但开学不到半年，17名老师走了9个，6个学生闹着退学，外头的人等着看笑话。

张桂梅没有垮，她身上顶着肿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10多种病症，就这么撑了下来。到今天，已有1645名山里的女孩从这所学校走进了大学校门，学校高考综合成绩连续9年拿下丽江全市第一。

这些故事，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背后有一整套国家行动在支撑。扶贫必先扶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最根本的路是让孩子读上书、读好书。

多年来，云南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山区办学条件，多媒体教学走进了曾经的危房课堂，各类专项计划也为贫困地区学生打开了进入重点高校的另一扇门。

到2020年底，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到2025年，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8514元，同比增长6.1%。脱贫地区的收入增速更快，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持续缩小。

走出大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那些用一生去守候孩子们的老师，那些一届又一届翻越大山走进考场的孩子，那些在政策和资金背后默默推动改变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着同一件事。

山再高，也挡不住一颗想要看见远方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