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江西萍乡芦溪镇附近的山口。
一支队伍正在连夜转移。人困马乏,辎重凌乱,队伍里夹杂着安源矿工、浏阳农军、还有几段从国民革命军里拉出来的正规连队。天刚蒙蒙亮,后卫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子弹从两侧山腰扫下来,队伍一下被切成两截。
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站在路边的土坎上,挥着手枪,指挥后面的人往上冲。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
他倒下去的时候,身边的人甚至来不及把他拖到掩体后面。队伍继续往前跑,跑出去几里地才停下来收拢。回头清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在了。
他叫卢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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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这个名字,后来在很多关于秋收起义的叙述里被一笔带过。但放在一九二七年那个秋天,他是这支队伍里军事上最能打的人之一。黄埔二期出身,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营长,从汀泗桥一路打到武昌城下。孙中山在世时,黄埔军校有一次检阅,看了他的操练,当场夸了几句,说这个年轻人将来能带兵。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人。家里不算穷,供他读了书。他本来可以走另一条路——读书,谋个差事,在乱世里找个安稳角落待着。但他十五六岁就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听说黄埔军校在招生,从四川一路跑到广州。到的时候考期已经过了。他不肯走,站在校门口等人,后来有人出来让他写篇文章看看,他写了几千字,字迹端正,条理清楚。写文章的人出来又跟他聊了几句,回去报告了孙中山。孙中山说,让他留下来听课。
这件事在黄埔早期不算特别稀奇。那时候国共合作,军校里什么背景的人都有,热血青年一抓一大把。但卢德铭有个特点——他不是那种光喊口号的人。同期学员后来回忆,说他操练时从不偷懒,讲战术动作的时候眼睛盯着教官不挪开。北伐打汀泗桥,他带着一个连往上冲,桥头敌人的机枪打得像泼水一样,他趴在水沟里观察了十几分钟,然后带着人从侧面的芦苇丛里摸过去,绕到机枪阵地背后。
这种打法,后来在秋收起义的队伍里没几个人具备。
所以毛泽东听说卢德铭牺牲的时候,沉默了很久。
后来在延安跟人聊起这事,他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大意是——给我三个师,也不换卢德铭。
这话不是文人抒情。秋收起义从打响到转兵,前后不到一个月,军事指挥上真正能顶住的就那么一两个人。卢德铭倒下去之后,队伍里能带兵打硬仗的人更少了。
秋收起义的领导班子,当时叫前敌委员会。五个人: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
同一张桌子上开会,同一份命令上署名。可是从文家市转兵那个夜晚开始,这五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文家市是个小地方,在浏阳境内。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不成,退到文家市的时候只剩一千多人。枪不够,子弹不多,伤病员拖了一路。那天晚上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开会,油灯点着,地图摊在课桌上。
争论的焦点很具体:下一步往哪走。
按当时中央的指示,还要打长沙。但前线的实际情况摆在那里——长沙城里敌人重兵把守,外围据点都没扫清,靠这一千多号人往上冲,等于往虎口里送。
毛泽东提出往罗霄山脉中段走,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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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在当时是少数派。有人当面反对,说这是逃跑。会开到半夜,声音越来越大,外面站岗的士兵都听见了。最后投票表决,支持上山的人占多数。
那晚投完票之后,五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分岔了。
卢德铭站在毛泽东一边。他是总指挥,他的态度对部队影响很大。如果他不支持上山,底下那些正规军出身的军官可能当场就拉走一部分人。但卢德铭支持了,队伍才稳住。
余洒度当时是师长,在卢德铭牺牲后成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上山这件事态度模糊。既没有公开反对,也没有积极支持。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抽烟,散会之后跟身边几个黄埔同学私下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这样搞下去前途难说”。
余贲民是副师长,态度鲜明。他支持上山,而且从文家市出发之后一直带着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士兵,管粮食,管伤员,做的是最琐碎也最不能少的事。
苏先骏当时是团长。他的态度跟余洒度类似,不反对,但也不积极。部队往井冈山方向走的过程中,他带的队伍掉队的人最多,纪律也开始出问题。
从文家市到三湾,一路走了十来天。
这十来天里发生了好几件事。
卢德铭在芦溪牺牲了。队伍被伏击,他本来已经冲出去了,又折回来接应后面的人,中弹。
余洒度在行军途中跟毛泽东发生过几次争论。争论的内容现在留下来的记录不多,但核心就一条——队伍怎么带。余洒度习惯正规军的办法,命令一层层往下压,士兵见了长官要立正敬礼。毛泽东主张官兵平等,士兵可以说话,连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两种思路在行军路上撞了好几次。
苏先骏带的团掉队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士兵直接把枪扔在路边就走了。苏先骏本人也开始频繁跟几个黄埔同学私下商量——商量什么,后来不同的回忆录里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凿的——到三湾改编的时候,他的团里剩下的人最少。
三湾改编之后,队伍缩编成一个团。余洒度的师长名义没有了,苏先骏的团长也没有了。两个人都被安排去别的地方汇报工作。余洒度被派往上海向中央报告秋收起义经过,苏先骏被派往湖南省委。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余贲民留在了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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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井冈山之后,余贲民的角色越来越清晰——后勤。
井冈山那个地方,用后来人的话说,“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队伍上去之后,吃饭是第一大问题。余贲民带着人挨家挨户筹粮,跟当地农民商量,用打土豪得来的浮财换粮食。冬天来了,部队没有棉衣,他组织人在山里烧炭、编草鞋、找草药。伤员没地方安置,他去找山里的老中医,一家一家做工作,把伤员分散到可靠的农户家里养伤。
这些事情写在战史里往往只有一句话——“余贲民负责后勤工作”。但实际做起来,每一件都是硬功夫。粮食不够,他自己饿着。棉衣不够,他把自己的大衣脱给哨兵。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士后来回忆,说余副师长身上常年穿得跟普通士兵一样,有时候还更破。不认识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是黄埔出身。
一九三二年,他被调到湘鄂赣省委当军事部长。那个地方在江西修水、铜鼓、平江一带,山高林密,敌人围剿不断。他带着地方武装打游击,掩护主力转移。一九三三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没有抢救过来。
余贲民从秋收起义到牺牲,中间六年,没有离开过队伍,没有离开过战斗。
余洒度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到上海的时候,白色恐怖正浓。中央机关东躲西藏,接头地点换来换去。他按照程序汇报了秋收起义的情况,然后等安排。等的过程里,他住在小旅馆里,身上的钱花完了,跟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后来他在上海碰到了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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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期当过总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闹翻了之后在国外转了一圈,又回到上海搞第三党,想走一条既反蒋又不同于共产党的路。余洒度跟着邓演达干了一段时间,写文章、联络人、搞组织。
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并处决之后,第三党散了。余洒度通过关系进了国民党军队系统,到第六十一军当了个政训处少将处长。这个位置不低,但也不高——有军衔,有薪水,但没有真正带兵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他妻子卷进了一桩鸦片走私案。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蒋批了两个字:枪决。
余洒度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罪名是“走私鸦片”,听起来跟政治毫无关系。一个曾经当过工农革命军师长的人,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放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都显得荒诞。
苏先骏的结局比余洒度更难看。
他从三湾离开队伍之后,到了湖南省委。省委当时也被破坏得厉害,他在长沙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没了音讯。后来的档案材料显示,他去了国民党那边,把秋收起义部队的组织情况、人员名单、行动路线交代了出去。
这些情报直接导致一批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被捕杀。其中有些人是他原来在队伍里的战友,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
一九三三年,红军攻打长沙期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俘了。公审大会在根据地里召开,台上摆着他叛变后提供的那些情报的影印件,台下来了很多群众和红军战士。审判过程很短,判决结果是死刑。
从黄埔四期毕业生,到秋收起义团长,到国民党情报提供者,到公审台上的死刑犯。
这条路他走了六年。
回头看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这五个人。
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来一路走到天安门城楼。中间经历了多少生死关头,写了多少篇文章,开了多少次会议,这里不必细说。只说一个细节——他后来在延安跟美国记者谈话,回忆秋收起义的时候,专门提到了卢德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牺牲得太早。提到余贲民,说井冈山时期的后勤工作主要靠他。提到余洒度和苏先骏,话很少,只说“后来离开了革命”。
这个态度很能说明问题。离开革命的人,在毛泽东的历史叙述里几乎不占篇幅。革命本身才是主角,个人去留只是一个注脚。
卢德铭死在起义刚打响的时候。他要是活下来,以他的军事素养和黄埔背景,后来很可能会成为红军早期的重要将领。但历史没有如果。他死在芦溪的那个早晨,队伍从旁边跑过去,来不及掩埋。几天之后才有人回去找到遗体,就地安葬。
余贲民死在湘鄂赣的山里。他管了六年后勤,打了六年仗,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没有留下什么名言。但井冈山时期那些穿上棉衣的士兵、吃过热饭的伤员,都记得他。
余洒度死在国民党军法处的枪口下。临刑前有没有后悔,没有人知道。他的档案里留下的最后记录,就是一纸枪决令。
苏先骏死在根据地的公审大会上。从革命队伍里走出去,又调头回来出卖队伍,最后被队伍抓住处决。这条路走得既不长也荒唐。
同一张桌子上开会,同一份文件上署名。
一九二七年秋天的那个晚上,在文家市小学教室里,油灯底下,五个人都在场。毛泽东提出上山,卢德铭支持,余贲民跟着走,余洒度和苏先骏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真心认同。
后来的六年里,这三个没有真心认同的人——一个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一个死在公审台上,一个死在敌人的围剿中。而最初提出上山的两个人——一个成了领袖,一个成了烈士。
秋收起义本身没有攻下长沙,从军事目标上看是失败了。但它留下的那支队伍上了井冈山,后来成了红军的基础。而当初坐在同一顶军帐里的五个人,被这场起义筛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历史有时候不讲情面。
它不问你当初坐在哪张桌子旁边,只问你后来往哪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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