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金国面前说：头可取，乐不可闻的人，为什么被写成了奸相？

淳熙十四年冬，开封。

金国的驿馆里，宴席已经摆好，乐工就位。南宋报谢使京镗站在门口，拒绝入席。

金国郊劳使康元弼一再催促，说这是大金国的规矩。京镗的回答只有八个字： “头可取，乐不可闻。”

国丧期间，不能听乐。金人若非要奏乐，他宁可死在这里。

金兵围上来，打算胁迫他赴宴。京镗带着随从，转身回了驿馆。

最后让步的是金人。撤乐，宴席照旧。

宋孝宗接到消息，对身边大臣说了一句话：“士大夫平时皆以节义自许，然而，有谁能够临危不惧如京镗呢？”

那一年，京镗五十岁。在满朝文武的心里，他是一个守节之臣。

十三年后，京镗死了。

《宋史》给他的评价是八个字：“ 暮年得政，朋奸取容。”

同一个人，前半生不辱君命，后半生朋奸取容。《宋史》的编纂者自己也觉得别扭，所以在同一篇传里补了一句：“京镗之仗义秉礼，志信于敌国，抑岂无足称者。”

承认他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暮年得政那八个字，还是把他钉住了。

一个曾经拿命维护国格的人，为什么在后来的史书里，变成了一个依附权臣的奸邪？

答案不在京镗身上。答案在写他历史的那支笔上。

一、他先是一个士

京镗是豫章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他考中进士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孝宗初即位，锐志恢复，满朝文武迎合天子，都说大功可旦暮而致。只有京镗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天下事没有骤然而成的，应该舒徐以图之。

一个二十岁的进士，在满朝主战的热浪里说慢慢来。孝宗没有生气，善其言。

后来他做县令，以简治繁，政声很好。龚茂良把他推荐给孝宗，孝宗引见问政，把他擢为监察御史。一个基层县令，因为能干和敢说话，进了台谏。

然后就是出使金国那一幕。

杨万里后来为京镗写墓志铭，引了孔子的一句话：“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杨万里说，京镗得孔子论士之意。墓志铭最后写道：“ 玉立之节，章水之竭，正气无歇。”

在杨万里笔下，京镗是一个真正的士。

出使归来，京镗被任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川是南宋的命脉，赋税多。

京镗一到任，首罢征敛，弛利予民。他上奏说，成都府的盐税定额从四万八千缗涨到了四十多万缗，全四川的酒税涨到了五百多万缗，民力非常困顿。

他治蜀四年，史书给了，蜀以大治。

一个出使不辱命的人，一个治蜀有大功的人，一个被杨万里称为士的人。这是京镗的前半生。

二、然后他站到了理学家的对面

宁宗即位，宗室赵汝愚因拥立之功为相，引朱熹入朝。理学集团进入权力中枢，开始推动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

京镗反对。

《宋史》把这场冲突写成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赵汝愚是君子，朱熹是君子，京镗反对他们，所以京镗是小人。

其实当时的分歧，不是道德，是路线。

有现代研究认为，京镗反对理学的动机，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源于他遵孝宗成宪的保守政治立场，与理学集团激进复国主张的矛盾。

京镗要的是维持孝宗朝的既定方针，慢慢来。理学集团要的是激进复国，快速改变。两套路线撞在一起，京镗站在了保守这一边。

京镗并不恨朱熹这个人。他反对的，是理学集团要把自己那套复国方案强加给整个朝廷。

韩侂胄要驱逐赵汝愚，问计于京镗。京镗给了一个理由： “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

这句话很不光彩。用一个宗室危及社稷的罪名去打倒政敌，手段是狠的。

这不是他奸邪的全部。庆元党禁是一整套政治清洗，京镗是参与者，但不是唯一的决策者。李心传在《道命录》里说：“伪学之禁虽出侂胄，而力主其说者宰执京镗、何澹。”

京镗力主其说。这个判断成立，他确实主张打击理学集团。

但力主打击政敌和奸邪，中间隔着一个东西，动机。

三、理学史书的那台手术

杨万里写墓志铭的时候，京镗是玉立之节的士。杨万里不是理学家吗？他是。但他给京镗写墓志铭时，写的是京镗守节的那一面。

到了《宋史》和《道命录》里，京镗变成了朋奸取容的奸邪。

这中间差了什么？

现代研究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理学化史书通过道德二分法，突出京镗反理学的举动，弱化他的德政作为，把他塑造成一个依附韩侂胄的奸邪。

这就是一台叙事手术。

京镗出使金国的事迹，删不掉，因为太有名。那就保留，但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京镗治蜀首罢征敛的事迹，删掉，因为跟奸邪的形象不搭。

京镗反对理学的动机，不写，因为路线分歧不如小人害君子好讲。

留下来的，是力主伪学之禁五个字。这五个字，就足以吃掉一个人的一生。

《道命录》的序言里有一句话，说天下安危非惇、京、桧之徒所能与也。惇是章惇，京是京镗，桧是秦桧。这就把京镗和秦桧并列在一起了。

一个在金国面前说，头可取，乐不可闻的人，在理学史书里，和秦桧并列了。

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洗白的人

京镗不是完人。

他帮韩侂胄设计罪名驱逐赵汝愚，这件事不光彩。他力主伪学之禁，打击了一大批理学人士。他在权力斗争中站了队，用了手段。

如果写一篇翻案文章，把他写成被冤枉的好人，那是撒谎。

但有污点和是奸邪，是两回事。

一个在国丧期间宁死不肯听敌国奏乐的人，一个在四川首罢征敛的人，一个被杨万里引孔子之言称赞不辱君命的人。他晚年做了一件错事，然后这件错事被放大成他的一生。

理学史家不需要编造事实。他们只需要选择，写什么，不写什么，把什么放在开头，把什么塞进脚注。

京镗的守节是事实，治蜀是事实，力主伪学之禁也是事实。理学史书只讲第三个事实，然后让前两个事实消失。

一个人就这样被吃掉了。

京镗死在庆元六年。他死的时候，庆元党禁还在继续。

他死后，韩侂胄也觉得党禁闹得太久了，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议。党禁松动了，京镗已经看不到了。

元朝人修《宋史》的时候，参照的是南宋理学化史家的底稿。京镗被写进了暮年得政，朋奸取容的定论里。

没有人再提起开封驿馆门口那句头可取，乐不可闻。

一个前半生拿命维护国格的人，后半生被一支笔，写成了另一种人。

这支笔的名字，叫我们这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