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全球治理观始于西方，兴在东方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了人权与民主的国际政治文明境界。相比西方人权与民主的“双标”，中国方案更能体现全球治理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于10月23日至25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以“重建信心与合作：百年变局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当前，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新现实，也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全球治理的理念最初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理念提出后引发国际政学界广泛关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理念开启了战后由超级大国“硬管理”向全球多种行为体“软治理”转型的新阶段，他们甚至主张推动这一理念成为全球各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选项。

然而，30多年来，西方的全球治理观并未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这一理念至今仍仅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探讨和争议阶段。与之相反，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东西方全球治理观这种高下立见的对比效果值得政学界挖掘其背后的差异和缘由。

西方“全球治理”有三大病灶

事实上，西方提出“全球治理”既有理念革新之处，又契合当时新一轮全球化兴起之需。然而，西方这一理念并未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共鸣，根本原因在于该理念的四梁八柱仍是基于西方旧有的国际理论框架，传导逻辑依然是“以我为主”的西方叙事方式。该理念引发争议和诟病的内核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

其一，西方全球治理观抱守“中心—外围”的传统治理方式。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和实施方式是全球治理理念最为核心的内涵，二者是判断全球治理是否实现理论创新的决定性要素，也是事关这一理念能否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关键因素。该理念的欧洲首倡者认识到，单凭西方一己之力已无法应对日益凸显的全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挑战，也意识到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改变国际力量格局，于是顺势提出以“有效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并且以此作为全球治理的创新元素。然而，在这一似乎进步和突破的创新背后，以“有效多边主义”进行全球治理的主角依然是西方大国，全球南方国家虽然被拉进“全球治理群”，但只能充当配角。显然，这一角色安排离全球南方希望得到与其体量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性权利的诉求相去甚远。在“中心—外围”的多边治理框架下，全球治理的方式依然是西方说了算，全球南方的治理角色和定位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其二，西方全球治理观迷信“主权让渡”可以实现全球治理效果最大化。西方政学界普遍认为，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产物，正是全球化突破了民族国家疆界，从而彰显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在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前，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是神圣而不可触碰的，在必要时需要像欧盟国家那样让渡财政主权和货币主权，从而实现一体化治理。然而，这一主张将全球化混淆为“世界大同”，忽视了民族国家利益仍是世界各国首要维护的客观事实。在全球南北鸿沟不断增大的情形下，维护主权、实现主权平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不二国策。一旦承认“主权让渡”的合理性，只会让西方国家以全球治理之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

其三，“民主与人权高于一切”成为西方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基轴。欧洲首倡全球治理伊始就设置了该理念的价值观体系，认为人权与民主是普世价值观，理应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遵循。由此，他们认为，建立人权民主价值体系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之前，必须检查和完成各自的人权治理。他们声称，实现充分的民主和人权既是全球治理的初衷，也是最终目标，因此，人权在全球治理中拥有高于主权的地位。显然，全球南方国家反对西方将自身价值观体系和政治坐标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会接受参与全球治理的任何前提条件和双重标准，也断然拒绝西方全球治理观将民主与人权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

全球治理的“中国解法”

当前，战后国际秩序遭遇系统性和结构性震荡，全球治理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以全球战略视野提出和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用全新内涵亮明了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角色定位层面，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的内核推动世界各国平等治理，突破了旧有“主角—配角”的治理体系。中国方案认为，世界格局已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理当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进中心位置。

因此，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全球事务是大家的事务，不能再由西方大国垄断，更不能凭借实力地位而由个别大国肆意妄为。中国方案以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来定位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打破了“中心—外围”治理体系，提升了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既符合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又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做观望者而做全球事务主人的诉求。

在治理方式层面，全球治理倡议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纠偏“有效多边主义”。事实上，有效多边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它只是在多边主义之上挂了“有效”的幌子，本质上仍是西方单边治理的伪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应是理念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机制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核心地位，行动上坚持对话与协商。中国方案认为，在全球性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一国独治”“小集团共治”难以奏效，只有汇聚各方共同利益的多边治理才能破解时代难题，因此，多边主义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唯一可行路径。

在治理的价值观体系层面，全球治理倡议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了人权与民主的国际政治文明境界。西方素来以人权与民主的“标杆”自居道义制高点，并以西方的人权与民主标准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体系，其本质是罔顾了人类福祉是全球治理核心关切的客观事实。全球治理的“中国解法”将“以人为本”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以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球治理的最大追求。因此，这套中国方案主张必须将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各国民众。相比西方人权与民主的“双标”，中国方案更能体现全球治理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概言之，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之际，缘起于西方的全球治理观愈发难以承担弥补各种赤字的重任。全球治理倡议以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以“网络、太空、深海”的新疆域治理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内涵；以注重行动导向、遵守国际法治弥补治理赤字短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