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嫁过来那年,虚岁十九。
这些事都是后来拼出来的,我自己记住的,是从五岁那年开始。五岁之前也有,但我记不真,只模模糊糊有个印象,屋里常年有股烟味,爷爷的烟袋锅子敲在桌沿上,一下一下的,像在数着什么。我妈走路总是踮着脚,端碗、扫地、喂鸡,都轻手轻脚,好像声音大一点就会招来什么事。
我小时候不懂,以为所有人家都是这样。
我们村在冀南,地薄,一年两季,麦子玉米。爷爷是村里辈分高的那一类人,脾气大,嗓门也大,说话爱拍桌子,谁家分地、谁家娶媳妇,都请他去坐主位。他在外头是讲道理的人,回到家关上门,道理就变成了别的东西。
奶奶走得早,我连她的照片都没见过。家里就爷爷、我爸、我妈,还有我。我爸在镇上一家小厂干活,早出晚归,拉的是石棉瓦,回来一身灰。他话不多,吃饭的时候低着头,吃完把碗往前一推,就回屋躺下了。
我妈是从更南边一点的地方嫁过来的,具体哪儿,我问过好几回,她只说:“远,说了你也不知道。”她娘家没什么人来过,结婚那年好像也没给什么陪嫁,爷爷为这个事念叨了很多年,逢年过节都要提一句“白捡来的”。
我五岁那年的秋收,我记得清楚。那天下午,我妈在院子里剥玉米,我蹲在旁边捡掉在地上的玉米粒。她剥得慢,手指头上全是口子,玉米须子扎进去,她就用嘴咬出来。
爷爷从地里回来,把铁锨往墙根一杵,说饭还没好。
我妈说:“这就去。”
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往灶房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盆里没剥完的玉米。就是这一眼,爷爷火了。
他嫌她磨蹭。
他冲过去,一把薅住我妈的头发,往后一拽。我妈整个人往后仰,手里的簸箕翻了,玉米粒哗啦撒了一地。我吓得蹲在原地不敢动,手里还攥着一颗玉米。爷爷拽着她的头发往堂屋里拖,我妈两只手去掰他的手,脚在地上蹬,一只鞋掉了。
他把她按在床沿上,骂她装死,骂她吃白食。他一手按着她的后脑勺,一手往她背上砸。
我跑进堂屋,喊:“爷爷,别打我妈。”
他回头看我一眼,说:“出去。”
我没出去。我站在那里看着。我那时候才五岁,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敢做什么。我蹲到门框旁边,抱着膝盖。
后来我爸进门了。他推着那辆自行车,链条咔咔响。他把车往墙上一靠,走进堂屋,看见我妈跪在地上,爷爷坐在床边抽烟。他什么也没问。他从门后头抄起那根挑水用的木棍——不长,一尺多,平时搁在门后头,用来挑扁担的——照着妈妈的肩膀就砸下去。
“回来就知道哭。”他说。
其实我妈没哭。她一直是那种不怎么出声的人。
那一棍子砸下去,她整个人往侧面歪了一下,手撑着炕沿,没倒。她抬起头看了我爸一眼。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她那一眼——不是恨,也不是求,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爷爷在旁边说了一句:“打两下就老实了。”
我爸把木棍扔回门后头,洗了把脸,吃饭。他吃得挺香,还问我怎么不吃饭。我端着碗,吃不下。
那天晚上我睡在外屋。半夜我醒了,听见里间有响动。我以为他们又在吵。我趴在门缝里看,看见妈妈坐在炕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
是耗子药。那种玻璃瓶,绿标签,放在墙角柜子底下的。家里收麦子的时候闹耗子,我爸买回来的。
她拧开瓶盖,仰头往嘴里倒。
我喊了一声“妈”。
她顿住了,转过头看我。灯光黄黄的,照着她的脸,她的嘴角边有药水往下淌。她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说:“去睡。”
我没睡。我跑过去拽她的胳膊。她手里那瓶已经下去了小半瓶,我闻着一股刺鼻的味道,苦,冲鼻子。我哭着拽她,说:“妈你别喝。”
她没再喝。她把瓶子放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去灶房烧了一锅水,舀进盆里,让我洗脸。
她自己也洗了脸。她洗脸洗得很慢,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洗掉。
后来她躺下了,让我睡在旁边。我抓着她的衣角,一夜没敢松手。她没有再动。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她吸气,一声一声,特别轻。
第二天早上,我爸照常去上班,爷爷照常下地。我妈起来做早饭。她没提昨晚的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她梳头的时候,我看见她后脑勺有一块秃了,头皮红红的。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那时候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我慢慢长大,才一点一点想明白:她那晚本来是要走的,用一种最彻底的方式。是我喊了一声,她没走成。
有时候我想,如果那晚我没醒,她可能就没了。也可能不会。这种事说不好。她把瓶子放下的那个动作,我到现在都记得——她不是扔,是放,放得很轻,好像怕摔了瓶子。我现在想,她心里可能也没想好。
但从那天以后,她好像换了一个人。
她开始藏东西了。先是钱。我爸每个月给她一点菜钱,她抠出一部分,塞在米缸底下,用塑料布包着。有一次被我爸发现了,我爸问她是不是想跑。她说没有,是留着给孩子交学费的。我爸没再说什么,但把钱拿走了。
她又开始藏别的。一件旧棉袄,一双我穿小了但她一直舍不得扔的鞋。她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蛇皮袋里,塞在柴房的角落里,上面压着柴火。我后来知道那叫“跑路袋”,是她给自己准备的。
她没跑。她跟我说过一次:“等你大点。”
我问她大点是多少。她不说了。
我八岁那年,爷爷摔断了腿。是在地里,被拖拉机撞的。人没死,但腿瘸了,不能下地干活了,脾气更坏了。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骂人,骂我妈,骂我爸没出息,骂老天爷。
我妈伺候他。端屎端尿,喂饭擦身,一句怨言都没有。我那时候不懂,我问她:“他那么对你,你为什么还伺候他?”
她说:“他动不了了。”
就这一句。
爷爷瘫了三年,我妈伺候了三年。三年里,爷爷没跟她说过一句软话。有一次他拉在了裤子里,我妈给他换洗,他闭着眼睛,脸憋得通红,一句话没说。换上干净裤子以后,我妈端水给他洗手,他把脸转到一边去,看墙。
爷爷死的那年我十一岁。他走的时候我妈守在旁边。他最后一口气没上来之前,好像想说什么,嘴动了动,但没说出来。我妈弯腰凑过去听,没听见。
办丧事那几天,我妈忙前忙后,没掉一滴眼泪。亲戚们说她心硬。我听见她在灶房里说了一句:“我哭不出来。”
这话是对着灶膛说的,不是对谁说的。
爷爷走了以后,我以为会好一点。
并没有。
我爸的厂子关了,他去了更远的地方打工,说是干建筑。半年回来一趟。回来也是闷头睡觉,醒了就喝酒,喝完了就找事。他打我妈,不再用木棍了,用手。有一次他把碗摔在地上,碎片溅到我妈脚上,划了一道口子,血顺着脚面流下来,她低头看了一眼,拿抹布把地擦了。
我那会儿已经上初中了。我长得比他高了。有一回他又要动手,我站到我妈前面,说:“你打一下试试。”
他看着我,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说:“行啊,翅膀硬了。”
他没打我。但他开始打我妈的钱的主意。他在外头欠了债,回来找我妈要。我妈说没有。他翻箱倒柜,把米缸掀了,把柴房翻了,什么也没找到。我妈那时候已经不藏东西了,她改了办法——她把钱存了定期,用我的名字。
我爸没找到,走的时候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电视机,自行车,甚至我妈的那台缝纫机。那是我妈唯一的陪嫁,孔雀牌的,她平时给村里人缝衣服,攒点零钱。我爸五十块钱就把它卖给收破烂的了。
我妈回来,站在原来放缝纫机的地方看了半天。她没哭,也没骂,就站在那儿看。后来她拿起扫帚,把地扫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住校,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我妈都比上个月瘦一点。她不跟我说家里的事,只问学校的事,问我吃没吃饱,钱够不够花。我知道家里的钱紧张,但她从来没短过我。有一次我看见她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头的棉花,我说给她买件新的,她说不用,缝缝能穿。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我妈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她不识多少字,但她认得我的名字。她用手在我的名字上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
她说:“值了。”
我以为她说的是我。后来想想,她说的可能是她自己。
大学四年,我没怎么回家。一是远,二是贵。我打工挣生活费,能省一点是一点。我妈偶尔打电话来,总说家里都好,让我别惦记。她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特别远,特别轻。
我爸在我大二那年出了事。他在工地上摔了,腰坏了,干不了重活了。回了家,天天躺在床上。我妈伺候他,跟当年伺候爷爷一样。端屎端尿,喂饭擦身。
我暑假回去,看见我妈在给我爸翻身。她一个人翻不动,得先把他推到床边,再扳着肩膀和胯,一点一点转。我爸疼得骂人,骂她笨,骂她故意折磨他。我妈一声不吭,把他翻过去,给他拍背。
那天晚上我跟我妈坐在院子里。蚊子在头顶上转。我说:“妈,你为什么不走?”
她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走了谁管他。”
“他当年那么对你。”
“那是当年。”
“你欠他的?”
她想了想,说:“不欠。”
“那你为什么?”
她看着院子对面那间黑着灯的屋,说:“你爸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他不好过,我知道。”
我那时候不太懂这句话。我承认我有点恨她这种“认命”。我觉得她太软了,被人欺负一辈子,到最后还在伺候那个欺负她的人。
毕业以后我留在省城,找了份工作,租了房。我让我妈来住,她说走不开。我爸离不开人。
我结婚那年,我妈来了。她穿了一件新做的褂子,头发梳得很整齐。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坐在高铁上,她一直看窗外,说这铁家伙真快。
我媳妇叫她阿姨,她哎了一声,从包里掏出一对银镯子,说是她自己的,给媳妇。我媳妇后来跟我说,那镯子上有划痕,很旧了,但擦得很亮。
婚礼上我妈坐在主桌,没怎么说话。散场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好好过日子。”
我说:“你也是。”
她笑了笑,没接话。
她在我这儿住了三天,就回去了。说放心不下我爸。走的时候,我送她去车站,她背着那个用了十几年的蛇皮袋,我给她买的新箱子她死活不肯带,说太显眼。
我看着她检票进站,头发白了一半,背有点驼,走路还是轻手轻脚的——那种一辈子的习惯改不掉。
我爸是去年走的。
走得很突然。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我妈叫他吃饭,叫不醒。心梗。
我回去办丧事。我妈从头到尾没哭。亲戚们又在那儿嘀咕,说老太太真是心硬,伺候了那么多年,死了倒哭不出来。
我听见了。我想起爷爷死的时候,她也说过同样的话。
办完丧事,我留下来收拾屋子。我妈在灶房做饭,我一个人在里间收拾我爸的东西。他的衣服,他的鞋,他的烟袋锅子。
我翻到炕柜最底下,摸到一个硬东西。拽出来一看,是个玻璃瓶,绿标签,耗子药。就是当年那种瓶子,还没开封。
我拿着瓶子,愣在那儿。
我走到灶房,问我妈:“这瓶子怎么在这儿?”
她回头看了一眼,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那年买的。”她说。
“那年?”
“你爸从那以后不让我去那屋了,活儿也不让我干了。”她把锅盖盖上,转过身,“他把柜子挪走了,那屋的钥匙他有。我进不去。”
“那瓶子怎么会在他柜子里?”
她没回答。她拿起抹布擦灶台,擦了两遍。
我把瓶子放回原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又爬起来,把那瓶药拿出来。瓶子很旧了,标签翘了边,里面的药还好好的。我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瓶药不是我妈的。
我妈当年买的那瓶,她喝了一半,剩下半瓶。第二天瓶子就不见了。她一直以为是我爸扔了,或者爷爷拿走了。她从没问过。
而我爸,把那半瓶药收起来了。收在他自己的柜子里,收了几十年。他偶尔会翻到那瓶药,看见它还在。
他把家里的锁换了。他把我妈从那屋赶出来。他一直没让我妈再接近那个柜子。
这件事他从来没说过。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瓶药,看了很久。我想象我爸一个人翻到它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会不会想起来那天晚上,他媳妇坐在炕边,仰头往嘴里倒水的样子。他会不会害怕。他会不会——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怕了。
他不是不记得。他是记得太清楚了。
他把药瓶收起来,放在柜子最底下。他自己不扔,也不让我妈碰。
第二天早上,我问我妈:“你知道那瓶药为什么还在吗?”
她正在给我煮鸡蛋。水开了,咕嘟咕嘟的。她没回头,说:“知道。”
“你知道是爸收的?”
“后来猜到了。”
“你不恨他?”
她把鸡蛋捞出来,放在碗里,转过身,看着我。
“恨过。”她说,“后来不恨了。”
“为什么?”
“他也就是个窝囊人。”她把鸡蛋递给我,“他这辈子,他爹把他也打怕了。他打我的时候,他自己也怕。你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
“那你不该原谅他。”
“谁说我原谅他了?”她坐下来,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我跟他过了三十年,伺候了他三十年,不是因为原谅他。是因为我没地方去。后来有地方去了,我又走不了了。不是他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这屋子。这儿是我熬出来的地方。我走了,这三十年算什么。”
我从来没听她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那你后悔吗?”我问。
她想了想,说:“不后悔有你。”
把她送走那天,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蛇皮袋,就是当年那个。里面还是那件旧棉袄,一双我五六岁时穿的小鞋,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还有一张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边角都磨毛了。
我把袋子放回去,没提。
回省城之前,我去了趟老屋。我妈搬到了镇上我姐那儿,说换个地方住。老屋空着,门没锁。我推门进去,屋里一股土味。堂屋里那根掸子还立在门后头——我妈用高粱穗子扎的,扎得很密实。
我站在堂屋里,想起五岁那年,我想不起具体的情景了,只记得地上撒了一地的玉米粒,黄的,一颗一颗。
我蹲下来,从门缝往里看——里间空空荡荡,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阳光从窗纸透进来,照在地上,一格一格的。
我把那瓶耗子药带走了。没别的意思,就是不想把它留在那儿。
现在它放在我租的房子的柜子最上层。我从来没打开过。有时候半夜醒了,我会想起来,也会想起我妈那晚仰头喝药的样子——她那么安静,连寻死都是安静的。
好在她没死成。
好在她后来也没死成。
她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在镇上找了个活儿,给一个裁缝铺锁边,一个月挣一千二。她说这活儿轻省,不累。她说她攒了钱,以后给我孩子包红包。
我说好。
她说:“你那边冷不冷?”
我说:“还行。”
她说:“多穿点。”
就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我媳妇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妈。她说妈挺好的吧。我说挺好的。
我没跟任何人提过那瓶药。它就在那儿,像一颗没落下来的雨滴。
我想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打开它。但我会一直留着。留着她那晚没喝完的那半瓶,和我爸收起来的这半瓶——它们中间隔着三十年,可好像从来就没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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