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哥3个,二伯抽烟喝酒一辈子活到73岁,三伯同样烟酒不断活到70岁,反倒是最注重保养的父亲62岁就走了
父亲是早上五点二十走的。护士来撤监护仪的时候,二伯正蹲在走廊尽头抽烟。
我走过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烟往身后藏了一下,又觉得没必要,重新叼回嘴里。
“走了?”
“走了。”
他站起来,膝盖咔吧响了一声,靠在冰凉的墙上,长长吐出一口烟。走廊灯管有一根在闪,把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你爸这人,”二伯把烟夹下来弹了弹灰,“活得太仔细。”
我没接话。二伯今年七十三,烟龄少说五十年,一天两包打底,白酒顿顿有,牙都熏成那种焦黄焦黄的色儿,可人硬朗得很,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喘的。去年村委会组织免费体检,大夫说他指标比他儿子都好。
三伯从病房里走出来,手还插在兜里,脸喝得红扑扑的——他年轻时候更厉害,一天三顿酒,后来三妈管着,改成一天两顿。七十岁的人了,扛袋面比我都强。
“二哥,一会儿殡仪馆的车来了,你跟车走一趟?”三伯说。
“行。”
二伯把烟头在垃圾桶沿上摁灭,又从兜里摸出一根点上,动作行云流水。我看着那根烟,想起我爸。我爸这辈子没碰过烟,酒也是,最多过年抿一小盅黄酒。每天早上一杯温水泡枸杞,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油大的不吃,咸菜不吃,腌腊不吃,体检一年两次,结果单子攒了厚厚一沓,用长尾夹夹着,按年份排好。
他六十二,刚过完生日两个月。
“你妈呢?”二伯问。
“在里面坐着。”
二伯没进去,又蹲回墙根抽烟去了。三伯拍了拍我肩膀:“去陪陪你妈。你二伯就那样,心里有,嘴上不说。”
我妈坐在床尾的折叠椅上,背挺得直直的,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床头柜上那个保温杯。不锈钢的,用了得有小十年,外壳磕了好几处,底圈都磨亮了。那是我爸的命根子,走哪儿带哪儿,里面泡的东西按季节换:春天黄芪,夏天菊花,秋天麦冬,冬天枸杞桂圆。大夫说啥好他泡啥,比闹钟都准时。
我走过去把保温杯拿起来,拧开盖子,里头还剩半杯水,黄澄澄的,浮着几粒泡得发白的枸杞。
“妈,这个还要吗?”
我妈看了一眼,摇头:“扔了吧。”
她语气太平了。平得让我心里空了一下。
我二伯、三伯跟我爸,亲兄弟,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三个。我爷爷走得早,二伯老大,十三岁就进厂当学徒,帮着奶奶拉扯两个弟弟。三伯脑子活,改革开放头几年就出来跑买卖,倒腾过服装,卖过五金,后来开了个五金店,日子过得最滋润。我爸老小,从小被两个哥哥罩着,书念得最多,高中毕业考了中专,后来进了机关,坐办公室,一辈子没干过重活。
我小时候就发现这哥仨不像一家的。二伯和三伯凑一块儿,烟酒不分家,能从天亮喝到天黑,嗓门大得能掀屋顶。我爸坐旁边,端杯茶,笑呵呵地听,偶尔插一句,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二妈老说我爸:“你哥俩喝酒你就看着?不陪着?”我爸就摇头:“喝不了,伤身。”
二妈撇撇嘴,跟我妈说:“你这男人,活得比大姑娘还仔细。”
我妈那时候还替我爸说话:“仔细点好,年纪大了少遭罪。”
谁能想到呢,最仔细的那个,先走了。
我爸查出来是去年秋天的事。胃不舒服,去县医院做了个胃镜,结果不好。从确诊到走,前后不到四个月。最后那阵子,二伯天天往医院跑,三伯出钱找了省城的专家,没用。我爸自己心里也清楚,有天晚上还跟我说:“你二伯三伯那身体,看着糙,底子好。我不行,我这胃,年轻时候饥一顿饱一顿落的病根。”
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我爸年轻时候在机关写材料,熬夜是常事,三餐没个准,胃病跟了他半辈子。可我总觉得,他这么多年养生,该养好的也养好了。
殡仪馆的车来的时候,二伯跟着走了。三伯留下张罗家里,我陪我妈回家收拾东西。
灵堂设在家里客厅,亲戚来得快,楼上楼下都下来帮忙。我姑从城东赶过来,一进门就拉着我妈的手哭。我妈拍她后背:“别哭,人都走了。”
我姑抹着泪说:“嫂子,你说我三哥这人,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咋就不能多活几年?”
二妈在旁边搭话:“可不是嘛,你看你二哥三哥,烟酒不离手,一个七十三一个七十,啥毛病没有。这人啊,真是没处说理去。”
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我没接茬。三伯正好端着一摞碗从厨房出来,接了一句:“命,都是命。”
他放下碗,从兜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我妈看见了,嘴上动了动,到底没说话。搁以前我爸在的时候,家里是不许抽烟的,谁来了都得去楼道抽。现在我爸不在了,规矩也没了。
那天晚上亲戚散尽,就剩我们娘俩和三个伯伯。二伯从殡仪馆回来,身上一股烟味,往沙发上一瘫,从兜里摸出瓶小二锅头,拧开盖儿对嘴灌了一口。
“老二,你少喝点。”二妈说。
“今天不一样。”二伯摆摆手,又灌了一口,咂咂嘴,“我弟走了,我喝口酒送送他。”
他这么一说,我妈眼圈红了。但她还是没哭,去厨房给二伯下了碗面,卧了俩鸡蛋。二伯接过去,呼噜呼噜吃完,汤都喝了。
“弟妹,手艺还是你好。”二伯抹着嘴,“老小有福气,吃了你一辈子饭。”
我妈笑了一下,又没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沙发上守灵。后半夜,二伯从客房出来上厕所,看见我睁着眼躺着,就坐到了沙发对面的马扎上。
“睡不着?”
“嗯。”
他点了一根烟,这次记得把窗子推开条缝。
“你爸啊,”二伯抽了两口,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从小胆子就小。咱爹走那年他六岁,啥都不懂,就知道哭。我十三,你三伯十一,俩半大小子,连棺材钱都是借的。从那以后,你爸就落了个毛病——怕。”
我侧过身看他。
“怕啥?”
“怕死呗。”二伯弹了弹烟灰,“他这一辈子,干啥都小心翼翼的。吃东西怕吃坏,睡觉怕着凉,上班怕出错,连过个马路都得等绿灯。你说一个大老爷们,活成那样有啥意思?”
我没说话。
二伯沉默了一阵,烟快烧到手指头了,他才摁灭。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声音忽然低了些,“你爸那胃病,跟咱爹一个样。咱爹走的时候,就是胃上的毛病。”
这我倒没听我爸提过。我只知道我爷爷走得早,具体啥病,家里一直含糊着说。
“啥毛病?”
“那时候哪有钱查?疼了半年,人就不行了。”二伯往后靠了靠,盯着天花板,“你爸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儿。他养生,天天泡这水那水的,其实是怕。怕跟咱爹一样。”
我心里动了一下。我爸怕了半辈子,到底还是没躲过去。
“二伯,你和我三伯咋不怕?”
二伯笑了一声,笑得有点苦:“怕啥?我十三岁进厂,天天跟铁疙瘩打交道,手指头差点压掉两根。你三伯跑买卖,被人骗过,喝多了掉沟里差点没爬上来。我俩这命,是捡来的。你爸不一样,他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就越琢磨越怕。人这东西,越闲越怕死。”
这话糙,但我想了想,好像有点道理。
第二天一早,我开始收拾我爸的遗物。衣服、鞋、书、抽屉里的各种零碎。我妈说:“有用的留着,没用的扔,别攒。”
我爸东西不多,衣服翻来覆去就那几件,灰夹克、蓝衬衫,洗得领子都软了。柜子底下有个铁皮盒子,我以为是什么贵重东西,打开一看,全是体检报告和化验单。按年份排好,最早的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我翻到最近一份,是他去世前四个月做的,就是那次胃镜之前的常规体检。各项指标都还行,除了一个——肿瘤标志物里有一项偏高,后面医生手写了个“建议复查”。
我爸没去复查。直接拖到胃不舒服了,才做的胃镜。
我拿着那张单子去问我妈。
“这个,我爸知道吗?”
我妈接过去看了一眼,点头:“知道。”
“那他咋不去?”
我妈把单子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儿,手在铁皮盒子上按了一下。
“他说,查出来又能咋的?治得了治不了两说,治不了还添堵。你爸这人,最怕心里搁事。他宁可不知道。”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铁皮盒子,半天没说话。
我爸怕了一辈子,最后怕到连自己的病都不敢查。
头七那天,三个哥哥又凑齐了。二伯和三伯在阳台上抽烟,我端茶过去。三伯接茶的时候,随口说了句:“你爸那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还说改天去医院看他,没想到……”
我端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哪天晚上?”
“就他走前两天。”三伯喝了口茶,“聊了几句,声音挺虚的,我说你好好养着,他说养不好了。我还骂他瞎说。”
二伯在旁边把烟头掐了,看了三伯一眼:“行了,别说了。”
三伯像是才反应过来,打了个哈哈:“也是,人都走了。”
我站在阳台上,风吹过来,烟味呛得我眼睛发酸。我爸走前两天,给三伯打了电话,跟他说“养不好了”。可他给我们说的是——“没事,过几天就出院了”。
他跟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他到底怕什么?怕我们担心?还是怕自己一旦把话说破,就真的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倒水喝。路过我妈房间,听见她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嗯,老小走了以后,老二老三天天来……我知道……嗯,那个事你别提了,人都走了提它干啥……行,先这样。”
我端着杯子站在走廊里,没动。
我妈挂电话出来,跟我撞了个面对面。
“妈,你跟谁打电话?”
她愣了一下,拢了拢头发:“你姑。问头七的事。”
我哦了一声,没再问。但我知道我姑头七那天没来,打电话问的该是别人。而且我妈说的是“那个事别提了”——哪个事?
我回到沙发上躺下,盯着天花板。我爸一辈子活得仔细,连生病都不敢查。二伯三伯活得糙,反倒啥事没有。这个理我认了,认命。可我妈刚才那句话里,分明压着什么东西,是她不想让我知道的。
天快亮的时候,二伯起来上厕所,看见我还醒着。
“又睡不着?”
“二伯,”我坐起来,“我爸走之前,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们?”
二伯站在厕所门口,手停在灯绳上,半天没拉。
走廊黑着,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叹了口气,声音闷闷的:“你爸的事,问那么多干啥。人都走了,好好过日子。”
灯亮了,他进了厕所,门关上。
我坐在黑暗里,越想越不对劲。我爸给三伯打了电话,没给我打。我妈打电话说“那个事别提了”。二伯让我别问。三个人,三种反应,都在绕同一个东西。
我摸过手机,翻了我爸跟三伯的通话记录——不对,我爸的手机在我这儿,里头通话记录清得干干净净。最近通话只有我和我妈,还有两个没存名字的号码。我打过去,一个是送煤气的,一个是镇卫生院的座机。
卫生院的座机,他打那个电话干什么?
卫生院在镇子东头,三层小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水泥的灰。我进门的时候,挂号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正低头刷手机。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李的大夫?”
她抬了下眼皮:“哪个科的?”
“不知道。年纪应该不小了,五十往上。”
“李院长吧?二楼最东头那间。”
我上了二楼。门开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翻报纸,白大褂洗得发灰,领口没系,露出里面一件红蓝格的老头衫。桌上摆着个搪瓷缸,缸壁上印的“先进工作者”红字掉了一半。
我敲了敲门框:“李院长?”
他抬头,摘了老花镜:“你是……”
“我是赵忠良的儿子。”
他捏着眼镜腿的手停在半空,看了我两秒钟,把眼镜搁在报纸上,指了指对面的板凳:“坐。”
我坐下,他拿搪瓷缸喝了一口,没说话。
“我爸走之前,往你这儿打过一个电话。”我把手机掏出来,翻到那个号码,“就这个,我想知道,他打电话说的什么。”
李院长把搪瓷缸慢慢放回桌上,盖子转了两圈才停稳。
“你妈没跟你说?”
“没有。”
他靠回椅背上,叹了口气,天花板上那根灯管嗡嗡响了两声。
“你爸来问过复查的事。就你手里那张单子,肿瘤标志物高那一项。他自己来的,头一回是赶集那天,顺道拐进来的,拿着体检报告问我,这个高一个点要不要紧。我说你最好去县医院再查查,他说行,回头去。”
“他去了吗?”
“第二回隔了半个多月,跟你二伯一块儿来的。”
我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
“二伯陪他来的?”
“嗯。你爸进来说,二哥,你跟李院长说说。你二伯就问我,这个复查得多少钱。我说做个加强CT加胃镜,连化验带拿药,一千出头吧。你二伯回头看你爸,你爸坐在那儿没吭声,手指头在裤缝上蹭来蹭去。你二伯就说,那先不做了,回去想想。”
李院长端起搪瓷缸,发现里头没水了,又放下。
“你爸走的时候,走到门口又折回来,问我一句——要是查出来不好,治的话,得预备多少。我说这个没底,三五万打不住,多的十几万也有。他点点头就走了。这是你爸跟我说的最后几句话。”
从卫生院出来,太阳偏西了,街面上摆摊的正在收篷布,铁架子刮着水泥地,刺啦刺啦响。我站在台阶上给我妈打电话。
“妈,我爸二回去卫生院,是你让二伯陪的?”
那头安静了几秒。
“你问这个干啥?”我妈的声音一下紧起来了。
“李院长都说了。我就想知道,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
“商量啥?你爸自己说不查了,还商量啥。”她语气有点冲,说完又软下来,“回来再说,别在电话里扯。”
我到家的时候,天擦黑了。我妈在厨房坐着,案板上放着一把没择的韭菜,她一根一根理着,动作比平时慢。
我拉了把凳子坐到她对面。
“妈,我爸不查了,你当时咋不劝?”
她手里那根韭菜择了又择,掐掉两头,又掐掉一截,最后扔进盆里。
“你爸那个脾气,我劝得动?”
“那你也不能由着他——”
“我咋没劝?我跟他吵了一架。”我妈把韭菜往盆里一摔,抬起头来,眼睛红了,“他说,查出来是癌,治不治?治,钱从哪儿出?三伯有钱,三伯的钱是借的,不是给的,你爸一辈子最怕欠人情。不治,那查它干啥?白添几个月愁。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还能说啥?”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
“后来你二伯也劝他,说咱爹就是胃上的毛病走的,真查出来啥,你还能比咱爹扛得住?你爸一听这话,就不吭声了。”
“二伯那是劝吗?那是打退堂鼓!”
“你二伯不是那意思——”我妈想替二伯圆,话到嘴边自己也没底气了,“你二伯就是那么个人,一辈子说话不过脑子。”
“那你跟我说,咱们家谁做的主,不治了?”
我妈嘴唇动了动,最后说:“没人做主。你爸自己说不查了,你二伯说那就别查了,你三伯当时在外地,打电话回来说要接你爸去省城查,你爸说不用折腾。就没一个人说——去,必须去。”
她说到最后一句,嗓子劈了。
第二天上午,三伯来了,提着一兜子香蕉。我把卫生院的事跟他说了。三伯剥香蕉的手停在半空,香蕉皮耷拉下来。
“二哥陪大哥去的?”他把香蕉往桌上一搁,“他咋没跟我说?”
“三伯,我爸当时说不查了,你就真不劝了?”
“我咋没劝?我在电话里都跟他急了,我说哥你只管来省城,钱的事不用你管。你爸说,老三,你也不容易,铺子里压着货,两个孩子都在上学。我说那算啥,你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你爸叹了口气,说,老三,我这辈子没给你们添过麻烦,到这时候了,不想破这个例。”
三伯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又摁了。
“我当时要是直接开车回去把他拉走就好了。”
“你为啥没回来?”
“我……”三伯愣在那儿,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没拍,“我那天下午正好有个客户来提货,十几万的单子。我想着第二天一早回去也来得及。”
他低下头,声音矮了半截:“第二天你爸说去县医院做了个胃镜,就是那回查出来的。”
中午二伯也来了。他一进门就问我妈:“嫂子,孩子是不是去卫生院了?”我妈点了下头。二伯的脸沉下来,冲我说:“你打听那些干啥?你爸自己不想查,你还能把他从土里刨出来问?”
我站起来,心里的火往上顶,但压住了。
“二伯,我爸那会儿是真不想查,还是你觉得不该查?”
二伯像被电了一下,脖子上青筋鼓起来:“你说的啥话?我亲弟弟,我能不想让他治?”
“那你为啥跟他说,咱爹就是胃上的毛病走的?他本来胆子就小,你这么一说他更不敢去了。”
二伯的嘴唇哆嗦了两下,声音一下哑了:“我那是……我那是怕他花冤枉钱。你爸一辈子抠抠搜搜,我要说你去治,治好了行,治不好呢?人财两空,你妈往后咋过?我这是替他掂量。”
“你替他掂量,你问过他想不想活吗?”
这句话一出口,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厨房水龙头滴答水的声音。二伯站在门口,七十多岁的人了,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在嚼什么东西,最后什么都没嚼出来。
他转身往门外走,走到楼道里又折回来,从兜里掏出根烟叼在嘴上,没点。
“我跟你爸从小一块儿要饭要过来的。”他看着我,眼睛里都是黄血丝,“他六岁那年冬天,咱爹没了,家里揭不开锅。我领着他去隔壁村讨饭,人家给半个窝头,他掰一半给我,说哥你吃。你说我不想让他活?我这辈子就是穷怕了,我怕那点钱扔进去连个响都听不着。”
他说完走了,楼道里半天才传来打火机的声音,咔哒咔哒响了好几下才点着。
当天晚上,二妈来了。她拉着我妈的手,话却是说给我听的。
“孩子,你二伯回去一晚上没睡着,起来坐了半宿。你爸的事,他心里比谁都难受。可话说回来,那是你爸自己的病,你二伯又不是大夫,他能咋着?你这时候翻旧账,一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搁?”
我妈没接话,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出去。
我回了自己屋,翻我爸那个铁皮盒子。体检报告底下压着一沓银行回单,我一张一张看。最底下那张是去年九月,我爸往三伯的卡上转了五万。备注栏写着两个字:还款。
我拿着那张回单去问我妈。
“我爸跟三伯借过钱?”
我妈看了一眼,点点头:“你买房那会儿,首付差五万,你爸跟你三伯张的嘴。你三伯当天就打过来了,你爸后来每个月攒点,攒了三年,去年凑齐了,非要还。你三伯说不要,你爸不听。”
“他查出病不就是九月?”
“就是那个月。他先把钱还了,才去卫生院问的复查。”
我捏着那张回单,薄薄一张纸,在我手里抖得厉害。我爸一辈子怕欠人,怕到临了连治病都得先紧着把债清了。他把钱还完才想起来问自己这病得花多少——兜里干干净净,腰杆倒是直的,可拿什么治?
第二天一早,我去三伯的五金店。他在店里盘货,满手油污。
我把回单掏出来放在柜台上。
“三伯,这钱我爸还你了,你收了?”
三伯擦手的动作慢慢停了,盯着那张回单看了好一会儿。
“收了。”
“你明知道他要看病,这钱你也收?”
三伯把手里的抹布扔进水池,转过身来对着我,脸上的表情我没见过,又硬又疼。
“我没想收。你爸转过来那天给我打电话,说老三,钱还你了,你查收。我说哥你留着看病,这钱我不要。你爸说,钱的事跟看病是两码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说不过他,收了。可我寻思着他拿着回单心里踏实,等回头他看病要花钱,我再把钱打回去。我哪知道他——”
三伯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站在五金店油腻腻的水泥地上,头顶吊扇呼呼转,货架上的铁钉、合页、锁头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我忽然想起我爸那个保温杯,不锈钢都磕出坑了也舍不得换。我就跟我爸那个杯子一样,看着结实,其实底下那圈早就磨薄了,哪天不小心磕一下,就漏了。
从五金店出来,我给三伯留了一句话:“三伯,我爸欠你的,还清了。往后我妈的事,我自己拿主意。”
三伯在店里没出来,只嗯了一声,声音闷在货架子后头。
当天下午,二伯托二妈送来一兜子鸡蛋。二妈搁下就走,我没留。晚上我清点我爸剩下的东西,把那张五万的回单和那份体检报告夹在一起,收进铁皮盒子里。盒子我没扔,抱回自己家了。
我妈问我:“你拿那个干啥?”
“留个念想。”
我没跟她说,我拿了它,是想记住一条——以后家里谁生了病,不管花多花少,先拉到医院去,治不治是大夫说了算,钱的事办完了再想。我爸一辈子怕给别人添麻烦,最后把命省没了。这个口子,到我这儿不能再往下传。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琢磨一件事:二伯劝我爸别查,三伯没当天赶回来,我妈没拧过我爸,我爸自己把钱还清了才去问大夫——这四个人,哪个是坏人?哪个都不是。可四个好人凑一块儿,偏偏凑出个没人拍板的结果。一个人怕欠人情,一个人怕人财两空,一个人怕耽误生意,一个人怕跟老公吵翻。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了:我们家不是没人管,是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管。二伯觉得三伯有钱该出头,三伯觉得二伯在跟前该做主,我妈觉得丈夫自己拿主意,我爸觉得大家都挺为难。
每个人都往后让了一步,就把我爸让没了。
我爬起来倒了杯热水。想起我爸那个保温杯,我翻出来洗干净,找出几粒枸杞丢进去,想了想,又倒掉了。换了一包绿茶进去,我爸从来不喝绿茶,说绿茶太冲。
我偏要泡一杯。
第一口下去,又苦又涩,烫得我直吸气。苦完了,嗓子眼里又有点回甘。
我端着杯子站在阳台,楼底下卖豆腐的正在出摊,一声一声吆喝。天上下着毛毛雨,路上的人小跑着躲。我没躲,就那么站着,一杯茶喝到凉。
手机响了,二伯打来的。
“喂。”
“你昨天去找你三伯了?”他声音很硬。
“找了。”
“你跟你三伯说那些话,什么意思?你爸的事,你还要挨个追责?”
“二伯,我没追责。我就是跟三伯说清楚了,以后我妈的事我做主。你们做伯伯的,帮衬我领情,但拿主意的事,我自己来。”
那头沉默了好一阵,能听见他喘气的声音,粗粗的,像风箱。
“你这是在怨我。”
“我不怨你。我就想让你知道,我爸那个性子,你们当哥哥的比谁都清楚。他怕了一辈子,你们咋没一个人推他一把?”
“我——”二伯卡住了,再开口的时候嗓子劈了,“我就是推了,他就能去?你爸那个犟种——”
“推不推是你的事。推没推,你心里有数。”
我挂了电话。手有点抖,杯子里的茶晃出来几滴,烫在手背上。我抹了一把,把剩下的半杯一口灌了。
又过了两天,三伯把五万块钱转到我卡上,备注写的是“给嫂子养老”。我收了,回了一条:“三伯,这钱我替我妈存着,她自己管。往后逢年过节你来吃饭,我添双筷子。”
三伯回了一个字:行。
二伯那边一直没动静。直到周末,我姑来了,一进门就拉着我妈嘀咕。我姑走了以后,我妈跟我说:“你二伯托你姑带话,说这个周末让你过去吃饭,你二妈炖排骨。”
我剥着蒜没抬头:“去。”
我妈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没忍住笑了一下:“你这孩子,比你爸硬多了。”
我把蒜搁案板上,拿刀背一拍:“我妈这辈子没享过我爸多少福,不能再让他那些怕事儿的老规矩给绊住。该走动走动,该说说,该骂骂,日子照过。”
周末我去了二伯家。二妈炖了一大锅排骨,二伯坐主位上,面前搁了杯酒,愣是没动。他给我夹了一筷子肉,自己端着酒杯转了半天,最后把酒倒了,换了杯茶。
“你爸不在了,往后家里有事,你跟二伯说。二伯糊涂,光知道省钱,不会看事儿。你多担待。”
我端起自己的杯子跟他碰了一下,茶碰茶,没什么响声。
临走的时候,二伯把我送到楼下,从兜里掏出那盒烟,看了看,又塞回去了。
“不抽了?”
“抽,咋不抽。”他点上,吸了一口,把烟盒往我这边递了递,“来一根?”
“不抽。”
“跟你爸似的。”
我笑了一下:“别的事儿我跟我爸,烟酒这事儿不学他。”
二伯叼着烟愣了两秒,忽然笑出声来,笑得咳嗽了半天,边咳边说:“行——你小子行。”
我往家走,路过镇卫生院,李院长正拎着个暖壶在门口晒太阳。他看见我招了招手。
“你爸那事儿咋样了?”
“想明白了。”
“想明白就好。”他把暖壶换了个手拎着,“你爸那人,就是太替别人想了。这人呐,替别人想七分,得替自己留三分。你也一样。”
我点头,问他:“李院长,你当初咋不直接跟我爸说,必须去查?”
他拔开暖壶塞,热气扑了一脸:“我说了。他不听啊。我又不能押着他去。病这个东西,大夫只能敲锣,走不走得看病人自己迈腿。”
他拎着暖壶进了门,又回头补了一句:“不过你爸那个电话打完,我琢磨了好几天。我寻思着要不要给你家打个电话,后来一忙,给忘了。这世上好多事,都是给‘后来一忙’耽误的。”
我站在卫生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树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我爸怕了一辈子,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怕给人添麻烦。我要是一辈子学他这个,往后还得有人替我尝这份苦。
不学了。
付费卡点
父亲过了五七,我回城上班。走那天我妈往我包里塞了一兜鸡蛋,说家里吃不完。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空着手走。大巴驶出镇口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站在站牌底下,个子矮矮的,一直站到车拐弯看不见了。
回了城,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房贷每月十五号扣,孩子的作业天天得盯着写,车间积了一堆活,组长见了我头一句就是“回来就好,这批单子下周得走”。没人因为我爸没了就少催我一句。
我夜里躺床上想,我爸走了,天没塌,班照上,班照加,饭照做。这大概就是日子。人死了,活着的人得接着过。
隔了半个多月,二伯来了一趟。头一回是周日早上,我正给孩子煮面,听见楼道里有人问几楼,我妈应的门。二伯拎着个蛇皮袋进来,往地上一搁,袋口露出半截子核桃树枝。
“家里那棵核桃今年结得多,吃不完,给你带点儿。”
我妈接过来倒了杯水,二伯没坐,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看厨房看看阳台,最后在客厅站住了。
“这灯管闪。”
“老毛病了,镇流器该换了。”
“我下午给你换。”
我爸在的时候,这些活都是我爸干。二伯这辈子没给人修过东西,他自己的自行车链子掉了都是推去修车铺。那天下午他真去五金店买了个镇流器,踩凳子上鼓捣了半天,弄出一头汗。我在底下扶着凳子,仰头看他,白汗衫后脊梁塌下去一块,脖梗子晒得黑红。他拧完最后一颗螺丝从凳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行了。”
灯比以前亮,也比以前白。我妈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眼,说了句“亮堂多了”,转过身去接着切菜。二伯没接话,坐在沙发上喝水,一杯水喝到凉。
临走那天,二伯把我叫到楼下。
“你妈一个人住,我不放心。你回去上班,我隔三差五来看看。院里那几棵菜该浇了,我顺带。”
“二伯,你七十三了。”
“七十三咋了,我扛得动面。”
他从兜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又想起什么似的掐了。
“你妈跟前别提你爸的事儿。她嘴上不说,心里搁着。”
我点头。二伯走了,走到小区门口又回头,喊了一句:“核桃记得晒,别捂了。”
二伯说到做到,隔个三五天就来一趟。浇菜、修篱笆、帮着我妈去镇上拉米。有一回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你二伯把院里那棵柿子树剪了,说枝太密,不结果。你爸在的时候年年想剪,年年懒得动。”
我说:“他剪就剪吧。”
我妈顿了顿,说:“他剪完了蹲树底下抽烟,抽了小半个钟头,也不说话。”
我没接这个话。我妈也没再说。电话两头安静了一会儿,她问孩子期中考了多少分,就把话岔开了。
三伯那边,钱给我转过来了之后,我回了个“收到”,他再没多说什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打了个电话来,问了我妈的身体,问了孩子上学,最后吞吞吐吐说一句:“铺子里新到了批电暖器,入冬前我给你家送一台去,你妈那屋老空调不顶用。”
我说:“三伯,你那电暖器是卖的还是送的?”
他在那头笑了一声:“送的,你三伯送得起一台电暖器。”
我说行。
过了些日子他真送来了,自己开着小货车跑了百十里路,到楼下打电话让我下去搬。电暖器用纸箱子装着,一角压瘪了,他说是路上颠的。搬上楼拆开,插上电试了试,热风呼呼的。三伯蹲在插座跟前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感慨:“这玩意儿比烧炉子干净。”
我妈留他吃饭,他也没推,在厨房门口转来转去要帮忙,被我妈撵出来坐着。吃饭的时候三伯说起铺子里的事,说现在买卖不如早几年了,网上卖的便宜,他那儿一个月走不了多少货。又说打算再干两年就把铺子盘出去,回镇上养老。
“铺子盘出去,你干啥?”二伯问。
“钓鱼去。咱村东头那条河现在有鱼了,去年有人钓上来一条三斤的鲤鱼。”
二伯哼了一声:“钓鱼能当饭吃?”
“我钓着玩,又不是指着它吃饭。”
哥俩在饭桌上拌了两句嘴,我妈给他们添饭,我在旁边听着,忽然觉得这画面有点像我小时候。那会儿三个兄弟凑一块儿也这么说话,我爸坐中间,不怎么吭声,笑着听。现在少了一个,桌边空出来的位子被我妈添了把椅子放暖壶。
老这么着也不行。
二伯这么三天两头地跑,二妈那边不乐意了。我姑打电话来跟我透的口风:“你二妈跟你姑抱怨,说你二伯三天两头往你妈那儿跑,家里活儿不干,你自己家的事儿你二伯啥时候这么上心过。”
我姑说完,又补一句:“你听听就得了,别跟你二伯说。”
我没忍住,直接跟二伯说了。我周末回去看我妈,正好二伯在院里劈柴,我走过去把斧子接过来。
“二伯,二妈那边有意见了吧?”
二伯愣了一下。
“你听谁说的?”
“甭管听谁说的。你隔三差五往这儿跑,家里活谁干?”
二伯从兜里摸烟,摸出来又塞回去了,拿脚把地上劈好的柴往一块儿踢了踢。
“你二妈就是嘴上说说。我回去把活儿都干了才来的,早上五点起来扫院子喂鸡,她还没起呢。”
“那你也不能天天来。我妈又不是动不了。”
“我不是天天来——我隔好几天才来一回。”
“二伯,我问你。”我把斧子立在地上,看着他,“你往这儿跑,是怕我妈一个人孤单,还是你自己心里不落忍?”
二伯没说话。院里那棵柿子树剪过枝,剩几根光秃秃的杈伸向十一月灰白的天。
“你爸没了,我这当哥的——”他停住了,蹲下去捡地上的柴,一根一根往捆绳里码。码到一半,他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我半夜醒了老寻思,当初要是把他拽去省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二伯,你把这句话琢磨了快仨月了,琢磨出啥了?”
“啥也没琢磨出来。”他把柴捆子往胳膊底下一夹,“就是睡不着。”
那天晚上我跟二伯在院门口的小馆子吃的饭,要了两碗羊肉面,二伯要了一小瓶二锅头,拧开盖子倒了一小杯,搁在跟前没动。面端上来,热气扑了一脸,他先吃面,吃得呼噜呼噜的,半碗下去了才拿起那杯酒,在嘴边放着闻了闻。
“二伯,我替我爸说句话——他是你兄弟,不是你儿子。你把他拉扯到十八岁,往后的日子是他自己选的。”
“他选了个啥?他选了个不查不治,硬扛着。那叫选?”
“他知道你缺钱、三伯有难处、我妈劝不动他,他自己做了个最省事的决定。你劝不劝,那都是他的命。可咱不能装不知道——你当时要是把话说硬了,他也许就去了。”
二伯把那杯酒搁下了,拧上瓶盖推一边去。
“我说不过你。”他拿筷子敲了敲碗沿,“你比以前嘴硬多了,跟你爸一点儿不像。”
“我爸要是嘴硬点,兴许能多活几年。”
二伯半天没吭声,闷头吃面,吃完掏钱结账,出来站在馆子门口打了个嗝。路灯底下他掏出烟盒看了两眼,抽了一根点上,抽到一半咳嗽了两声,把烟掐了。
“往后我少来。你妈有事你给我打电话,随叫随到。”他拍了拍身上掉下来的烟灰,忽然又说,“你爸那个保温杯,你拿走了?”
“拿走了。”
“别扔。那杯子你爸用了十来年,天天泡那玩意儿,喝不坏也喝不好,可他用惯了。留个念想。”
“我没打算扔。”
他点点头,往车站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核桃记得砸着吃,别放潮了。”
我妈那个五万在银行存了三年定期,存单锁在她自己柜子里。我回了城,日子照旧。孩子功课紧,厂里加了两回班,房贷十五号准时扣。周末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跟我说二伯有一回去了,没进屋,把院里晾的萝卜干翻了个面儿,搁下一兜子冻豆腐就走了。又说三伯打电话来,问电暖器热不热,说要是热他开春再送一台小的搁厨房。
我妈说完这些,顿了顿:“你二伯那天来,在院门口碰见隔壁你张婶,人家问他,你兄弟走了你最难受吧。你二伯说,难受啥,他躲清静去了。说完自己站那儿乐了半天。”
我也乐了。我爸可不就是躲清静去了。
入冬以后我回了一趟家。那天傍晚下小雪,院里的柿子树上挂着白,我妈在厨房做汤饭,我搬了凳子坐灶边剥蒜。她切着白菜忽然说了句:“你二伯前儿来,跟我道歉了。”
我手上一停。
“道歉?”
“他说,弟妹,老小那事儿,我当时该硬拽着他去。我说事情都过去了,人都没了。他就站那儿搓手,搓了半天,说,我混。我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混。”
我妈拿刀背刮了刮案板。
“我跟你二伯说,你是他哥,你心里那杆秤,称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到那会儿你称出来的是不给家里添负担,我称出来的是听你兄弟的。这事不怨你一个人。你二伯没说话,拎着铁锹把我院里水沟清了,走了。”
汤饭煮好,我妈盛了两碗,搁了桌子,坐下吃了一口,抬头看我。
“你爸那个铁皮盒子你收好了?”
“收好了。搁我书架上,跟孩子那些卷子摞一块儿。”
“里头那单子,别给孩子看见。没啥用。”
“不给他看。”
我妈又吃了一口,慢慢嚼着。
“过了年,我想把院墙刷一刷。你爸在的时候年年说刷,年年拖着,那墙皮都掉了。你二伯说他刷。”
“让他刷。他乐意刷就让他刷。”
又过了两天,我回城之前去了趟镇卫生院,想跟李院长说声谢谢。他不在,挂号室说他去县里开会了。我留了袋核桃搁他桌上,写了张纸条:核桃是我二伯家的,你尝尝。底下落了我爸的名字——写完觉得不对,又划了,重新写了我的名字。
出了卫生院的门,我把那个用了十来年的保温杯从包里摸出来,拧开盖儿,早上泡的绿茶还温着。杯底几片茶叶舒展开了,黄绿黄绿的。我站在镇子东头的老槐树底下喝了两口,茶有点涩,回甘慢。我爸一辈子不喝绿茶,嫌冲。我替他喝。
喝完把杯子拧好,搁回包里。抬头看见二伯骑着自行车从集上回来,车后架上绑着一捆大葱。他看见我,单脚支地停下来。
“回了?”
“回了。”
“你妈那院墙,开春我刷,你甭管了。”
“行。”
“核桃还有没?吃完再上家拿去。”
“还有半袋子。”
“那够吃一阵。”他蹬上车,骑出去一截,又回头喊了一句,“杯子里泡的啥?我看你刚才喝呢。”
“绿茶。”
二伯摇了摇头,笑出一口黄牙:“你爸要是活过来,得跟你翻脸。”
我说:“翻就翻。”
他哈哈笑了两声,骑着车拐进胡同里去了。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车轱辘在薄雪上压出一道弯弯的道,远处传来杀年猪的声音,谁家院里炖着肉,风一吹满街都是大料味儿。
我把保温杯往包里塞了塞,往车站走。闹钟明早六点半照响,孩子下周还有一场小考。我爸那个铁皮盒子搁在我书架上,里头压着体检单子、还款回单和一张没写名字的纸条。我妈说等开春刷了墙,让我把院门钥匙配一把给二伯。
我想想行。钥匙给他,他爱浇菜浇菜,爱修什么修什么,谁也不用再替谁扛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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