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公章，两套“真相”：京师律所管委会纷争中的控制权、指控与治理真空

2026年10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这家连续多年蝉联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律所头衔的“万人所”——以一种谁也不愿看到的方式，再度成为法律圈内外关注的焦点。网传的罢免决议、管委会副主任的公开回应、私刻公章的旧账被重新翻出、职务侵占的指控在双方的口水战中反复易手，构成了一幅令人唏嘘的图景：一群最精通规则的人，在自家门内陷入了规则失灵的泥潭。

这场纷争的核心，表面上是“公章”，实质上却是一整套治理结构在规模化狂飙之后留下的空洞。本文试图以可查证的公开信息为基础，梳理近日京师律所管委会纷争的基本事实脉络，呈现双方各自的叙事，并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作出尽可能冷静的审视。

一、十月罢免：一份决议与一份回应

事件的公开化，始于一份在网上流传的、作出于2026年10月20日的“关于罢免刘某某管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决议公告”。公告的措辞极为严厉：刘某某等“纠集近百名不明身份人员，冲击行政大厅、抢夺公章、抢占财务室，严重扰乱办公秩序”，经合伙人会议表决，罢免其管委会副主任职务。这里的“刘某某”，指向的是京师律所创始合伙人、管委会副主任刘宏辉。公开信息显示，刘宏辉于2025年12月11日经合伙人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被任命为管委会副主任，截至“罢免”传闻流出时，任职尚不足一年。

然而，罢免公告尚未在官方渠道得到确认，一份以刘宏辉口吻作出的逐条回应便已流传开来。这份回应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版本：其一，“不存在什么抢公章行为”，理由是“一个作废的公章有什么可抢的”；其二，“没有近百名不明身份人员”，只有30名与律所签有正式安保服务合同的持证安保人员，目的是“防止有人在所谓‘搬家’过程中恶意破坏律所财产”；其三，罢免未经合法程序，使用“作废公章”散播公告的行为侵犯其名誉权；其四，也是整份回应中最具杀伤力的一点——刘宏辉承认“律所确实存在内部管理问题”，并直接点出“核心高管涉嫌职务侵占并长期滞留海外、内部行政人员贪腐渎职”。

于是，在同一场冲突中，双方各自使用了一套指控对方的法律语言。一方指控“抢夺公章”，另一方否认并反指“职务侵占”；一方以“合伙人会议表决”赋予罢免以程序正当性，另一方则以“公章已作废”和“程序不合法”釜底抽薪。在没有任何一方出示具有终局效力的司法或行政结论之前，这本质上是一场“指控对指控”的战争，而非“事实对事实”的澄清。

二、公章为什么仍然是“武器”

刘宏辉回应中那句“作废的公章有什么可抢的”，在法律逻辑上并非全无道理。从纯粹的物权和代表权角度看，一枚已经在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完成备案变更、被正式声明作废的印章，确实不再具有合法的对外代表效力。然而，这句反问恰恰暴露了律所治理中一个更为深层的悖论：公章的法律效力可以被“作废”，但公章所嵌入的那一整套行政惯性和商业信任，却不会随着一纸声明而同步消失。

在律所的日常运转中，公章远不止是一枚橡皮图章。出具所函、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办理立案手续、开具发票、变更银行预留印鉴、办理执业许可事项，几乎每一个关键动作都以这枚印鉴的物理存在为前提。银行、税务机关、工商窗口和法院立案庭，在绝大多数场景下并不具备也无意愿去实时核验一枚公章是否已经被内部决议“作废”。谁在物理上控制着公章，谁就在事实上掌握着律所对外行动能力的开关。

刘宏辉一方将“抢夺公章”的指控消解为“一个作废公章有什么可抢”，在法理上或许成立，但在实务中回避了一个关键追问：如果公章确实已经作废，那么新的、合法备案的公章此刻在谁手中？控制新公章的一方，是否正在利用这种物理控制来单方面推进包括“搬家”在内的重大事项？而另一方被排除在新公章的控制之外，其“抢夺”的对象如果确实只是一枚旧章，那这场冲突的实质是否恰恰说明，真正具有排他性控制力的，并非那枚被抢的旧章，而是拒绝让对方触碰新章的那套机制？

同样值得留意的是，京师律所并非第一次被公章争议缠绕。网络上流传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的京师律所声明，指控律师林才红、王冠舜“为将本所搬迁至林才红承租的万达大厦，不顾合伙人会议投票确定搬迁至众秀大厦的表决结果，私刻伪造本所印章并加盖、散布相关文件”，并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建议罢免王冠舜在律所的所有职务。这份旧声明与2026年10月围绕“搬家”和“公章”的冲突在结构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合伙人会议已经就搬迁地点作出表决，但落败的一方拒绝接受，冲突随即从“投票箱”溢出到“印章”和“办公场所”的物理层面。如果这一对照成立，那么近日的纷争就不是一次孤立的情绪失控，而是一场围绕律所物理空间与财务命脉的控制权争夺在多年之后的再度爆发。

三、深圳“预演”：总部与分所之间的收权逻辑

要理解京师总部管委会层面的纷争为何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2026年3月发生在京师深圳分所的“抢公章”冲突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注脚。

2026年3月30日，京师深圳分所内爆发了北京总部人员与深圳团队之间的激烈对峙，现场一度需要警方介入维持秩序。事件的导火索并不复杂：此前一周，北京总部人员从深圳分所风控部门取走了公章并持续掌控；3月30日上午的会议中，总部方面进一步要求接管全部财务U盾及密钥，深圳团队则以“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底线和红线”作为回应。一份题为《告京师深圳同仁书》的声明直言：“京师深圳是我们深圳人的，上面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辛苦的律师费，我们要求财务必须由深圳本地保管。”

将深圳事件与总部管委会的纷争并置，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内在逻辑。京师律所拥有数十家国内分所和数千名执业律师，其扩张速度在中国律所规模化进程中堪称样本。然而，支撑这种规模的治理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管委会”这一在《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中并无刚性制度支撑的管理形态。总分所之间的法律关系、公章变更规则、财务权限边界，在现行规范中几乎是空白。在这种空白之下，总部的“收权”冲动与分所的“自治”诉求之间的张力，几乎注定要在某个节点以某种方式爆发——而公章和财务U盾，不过是这场张力最容易被看见的物理载体。

四、职务侵占：一个尚未被裁决的指控

在所有公开信息中，最需要被谨慎对待的，恰恰是“职务侵占”这一指控。

刘宏辉在回应中声称“核心高管涉嫌职务侵占并长期滞留海外”，这是一项刑事性质的指控，其严重程度远非“抢公章”或“程序不合法”可比。然而，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信息表明公安机关已经就此立案，更没有检察机关的起诉或法院的判决。这意味着，“涉嫌职务侵占”在当前阶段仍然只是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面声称，而非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法律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职务侵占指控在这场纷争中的出现位置本身就值得玩味。它并非出现在正式的报案回执或司法文书之中，而是出现在一份针对“罢免决议”的公开回应里，与“抢夺公章”的指控形成镜像式的对冲。一方说你抢章，另一方说你侵占；一方以合伙人会议决议为依据，另一方以“公章作废”和“程序违法”为依据。在双方都握有部分程序外观、却都无法单方面证明自身正当性的情况下，职务侵占的指控在很大程度上被“武器化”了：它的功能未必是启动刑事追诉，而更可能是将对方置于一种需要自证清白的防守位置，从而在舆论和内部博弈中争取喘息空间。

这恰恰是京师纷争中最令人不安的面向。当“职务侵占”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的罪名，被降格为内斗话语中的一枚修辞筹码，它所消耗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声誉，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对自身专业话语的严肃性。

五、治理真空：当“人合”遭遇“规模”

跳出具体的人事与指控，京师律所的困局指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一家以“人合”为本质属性的合伙制律所，在急剧规模化之后，究竟应当依靠什么来分配权力、裁决分歧、维系信任？

传统合伙制律所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合伙人之间基于专业信任和共同投入形成的紧密关系。但当律所规模扩张到数十家分所、数千名律师、数百名合伙人时，面对面的人格化信任必然被层级化的管理需求所取代。管委会、权益合伙人会议、分所主任联席会议等机制被创造出来填补这一空缺，但这些机制的法律效力、议事规则、决议执行保障，在现行律师管理规范中缺乏刚性的外部约束。当分歧发生时，输掉投票的一方完全可能以“程序不合法”“公章已作废”“决议未经权益合伙人追认”等理由拒绝服从；而当赢家试图以物理手段执行决议时，冲突便从议事厅转移到了走廊和财务室。

一位评论者对此有过颇为尖锐的概括：教别人依法办事的行业，自家的管理规范有时“连街边理发店都不如”。这话固然刻薄，但它指向的问题真实存在。当律所内部缺乏一个各方在事前就共同认可、在事后也无法轻易否定的裁决机制时，任何一次重大分歧都可能退化为对物理控制权——公章、财务U盾、办公场所——的直接争夺。而在这场争夺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消耗的是品牌信誉，磨损的是客户信心，透支的是整个行业对“大规模律所能否实现有效治理”的信任。

六、理性展望：走出“罗生门”需要什么

在目前的信息条件下，对京师管委会纷争做任何“谁对谁错”的终局判断都是不审慎的。罢免决议是否经过合法的合伙人会议程序、被指控“抢夺”的公章是否确已作废、新的备案公章由谁控制、“职务侵占”的指控是否有事实基础，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律所内部章程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或者必要的司法与行业自律程序，才能获得有约束力的回答。

但有一点可以相对确定地指出：无论这场纷争以何种方式收场，如果京师律所——以及所有正处于类似规模化阶段的同行——不能从制度层面回答“管委会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总分所的财务与印章权限如何以可执行的方式界定”“合伙人之间的根本分歧由谁、依何种程序终局裁决”这三个问题，那么公章争夺的战火就只是被暂时扑灭，而非被真正熄灭。

对于一家以“依法”为业的大型律所而言，最深刻的讽刺莫过于，它不得不向外界展示：当法律人自己陷入治理危机时，他们所拥有的法律知识并不自动转化为解决危机的制度能力。走出这场罗生门，需要的不是更高明的法律技巧，而是一种更诚实的制度自觉：承认规模本身并不构成治理，承认共识不能仅靠事后的追认来维系，承认一枚公章之所以能被反复争夺，恰恰是因为它本该被安放其中的那套规则，从未被真正建立起来。

（作者系法天刑辩团队实习生 杨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