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美术馆“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非官方图录：④人物和静物

神话秘室

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人体画在欧洲绘画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众多佳作更是成为艺术史中的经典。在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人体画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这些作品往往以希腊和罗马神话为灵感，其故事原型主要源自奥维德的《变形记》。

普拉多博物馆珍藏了大量人体画作，大多由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画派的艺术家创作，展现了这两个地区在人体艺术方面的深厚底蕴与成熟发展；相比之下，西班牙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在王室收藏中，此类画作的展出受到严格受限；而在普拉多博物馆，它们曾在一个被称为“秘室”的空间内展示。本次展览致力于集中呈现原藏于“秘室”的数幅标志性作品，以回溯这段普拉多往事。许多著名画作，包括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创作的四幅杰作，最初都陈列在马德里近郊的帕拉达塔行宫。

提香（约1485/1490-1576， 皮耶韦-迪卡多雷- 威尼斯），《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约1555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提香的杰作， 提香的艺术生涯在威尼斯达到顶峰。1516年，他接手了该城所有重要的公共艺术委托。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四十余年。正是这段历史，令提香的许多代表性杰作得以珍藏于普拉多博物馆。

提香在这幅画作中展示了描绘人体的精湛技艺。通过床单和帷幔的深红色调，人体之美得以彰显。爱与美之神维纳斯与丘比特一同出现，被解读为一种寓言。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视觉和听觉（由一名音乐家象征）被视为认知美与和谐的桥梁，因此这两种感官被认为优于其他感官。画中的其他物品也反映了对爱的思考：狗象征着幸福，而孔雀象征生育。

提香追求理想之美；而鲁本斯则以作品展现了巴洛克艺术的繁荣。鲁本斯在创作中深入表现人类的激情，其画中人物的丰腴美态和构图的动态感，在《劫夺希波达墨娅》中尤为凸显。即便是描绘单一人物，他的作品亦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动感。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狩猎女神戴安娜》，约1620年，来自王室收藏。

狩猎女神戴安娜头戴新月冠，在众仙女的簇拥下出现。与其他类似主题的绘画不同，本作并未直接描绘狩猎场面，而是展示了狩猎前的一刻。一位仙女吹响号角，宣告着行动即将开始。这幅画作出自鲁本斯及其工作室之手，而其中狗的形象，很可能是由动物画专家保罗·德·沃斯绘制的。

鲁本斯与包括曼图亚公爵和费利佩四世在内的众多欧洲宫廷维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卓越的社会地位和非凡的艺术才华，使其极具影响力。鲁本斯创作的肖像、宗教和神话主题作品，对多个画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 锡根- 安特卫普）及其工作室，《劫夺希波达墨娅》，1636-1637年，来自王室收藏。

鲁本斯的绘画以运动感和群像描绘著称。在这幅画中他选择了奥维德《变形记》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在希波达墨娅和庇里托俄斯的婚宴上，半人马们喝醉了酒，试图劫持年轻的新娘希波达墨娅。画中人物的肌肉塑形和形体表达反映出鲁本斯对米开朗基罗作品的深刻理解。

这幅画是帕拉达塔中最大尺幅的画作之一，帕拉达塔是专为国王们设立的狩猎行宫。与鲁本斯的其他画作一样，此作反映了人类的处境，以及半人马的兽性与人类的理性之间的斗争。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墨丘利》，1636-1638年，来自王室收藏。

墨丘利是商业和旅行之神。在这幅画中，他左手握着双蛇杖，帽子和凉鞋均饰有羽翼，象征着他的敏捷。他的姿势让人联想到古典雕像，体现了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鲁本斯对视觉元素的融合和应用。鲁本斯及其工作室为帕拉达塔创作了一系列装饰性画作，这幅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福尔图娜》，1636-1638年，来自王室收藏。

在古代神话中，命运女神福尔图娜被描述为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因此，在这幅画作中，她手持象征大海波涛汹涌、变幻无常的船帆，立于象征不稳定的球体之上。通过女神身体的刻画，鲁本斯展示了他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和丰腴之美的独特演绎。

日常物品之美：静物

本单元展示16至19世纪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静物画的演变。这一时期中，静物画逐渐摒弃了朴素精确的风格，转而追求形式和色彩的丰富表达。这些作品的主题多样性同样引人注目。

老扬·勃鲁盖尔（1568-1625， 布鲁塞尔- 安特卫普），《花碗》，1615年，来自王室收藏。

老扬·勃鲁盖尔作为佛兰德斯静物画的主要奠基人，擅长绘制生动逼真的花果装饰画和花卉画。他经常创作此类作品：一个深底陶制花碗盛放着各个季节的不同花朵，所有花卉都经由他的深入研究。通过将这些花卉聚集一处，他创造了一个色彩丰富且充满生机的理想画面。如桌上零星散落的花朵，仿佛刚从碗中掉落，这一细节巧妙地映射出自然的丰饶。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老扬·勃鲁盖尔、弗兰斯·斯奈德斯（1579-1657，安特卫普），《鲜花、水果和天使的花环》，约1620年，来自王室收藏。

在17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中，这类被称作“花果装饰画”的作品格外流行。这些画作采用窄长的垂直构图，绘有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花卉，主要用于家庭室内装饰。本作中还加入了人物，从而更加突显了该画派特有的协作精神：画家们各司其职，负责擅长的细分领域。因此，斯奈德斯以出色的技法绘制了水果，老扬·勃鲁盖尔用精细的笔触绘制了花卉，而人物的形象则在鲁本斯工作室内完成。

克拉拉·佩特斯（约1588/1590-晚于1621，安特卫普？），《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约1611年，来自王室收藏。

克拉拉·佩特斯是17世纪为数不多的女画家，普拉多博物馆拥有她的四幅杰作，均被视为其艺术生涯的精华。尽管她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在佛兰德斯静物画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佩特斯的静物画深受佛兰德斯社会精英的喜爱，画中常常展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奢侈品和佳肴，多为海外珍品。作品中展现的朴素与和谐，以及对物品和食物细节的精准捕捉和细腻描绘，使她的画风在佛兰德斯独树一帜。她的画作因被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广受追捧。

保罗·德·沃斯（约1596-1678，安特卫普），《储藏室里打架的猫》，1630-1640年，来自王室收藏。

保罗·德·沃斯是当时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他曾师从静物画家弗兰斯·斯奈德斯，并常与鲁本斯合作。德·沃斯尤其擅长描绘动物羽毛和皮毛的触感。其笔下的动物通常取材于古希腊智者伊索的寓言，并巧妙地将动物与人的行为相映射。

在这幅画中，这场猫的争斗源于有人未紧闭窗户，让猫闯入了储藏室。这场混战不仅破坏了部分餐具，还造成了食物的浪费。因此，这幅画作蕴含道德启示：引导人们反思疏忽大意可能带来的后果。

胡安·范·德·哈曼是西班牙静物画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作品展现出克制和简约的风格，这种特点亦反映在被认为是“农人”胡安·费尔南德斯的作品中。胡安·德·阿雷利亚诺不仅吸收了佛兰德斯的影响，还融汇意大利等其他绘画传统的精髓，从而使花卉画声名鹊起。随后，法国的绘画传统亦融入其中，这在米格尔·帕拉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帕拉的画作与马里亚诺·福图尼的《蜀葵》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蜀葵》的构图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巧思。

胡安·范·德·哈曼-莱昂（1596-1631，马德里），《甜品和玻璃容器静物》，1622年，来自王室收藏。

胡安·范·德·哈曼-莱昂是西班牙静物画萌芽期的标志性人物，这幅画是他最著名的佳作之一。作品采用了17世纪上半叶典型的构图风格，画面中不同的加工食物和与餐饮有关的物品被精心摆放在一张桌子或木板上。所有这些都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简洁朴素的构图中，深色背景和巧妙的光影处理加强了物品的立体感，映射出玻璃器皿的光泽。

胡安·费尔南德斯，又称“农人”（传）（据记载1630年至1636年活跃于马德里），《四串挂着的葡萄》，约1636年，2006年购藏。

这位画家的生平虽鲜为人知，但他的画作在英国和西班牙宫廷备受赞誉。因此，他被视为最著名的静物画大师之一，因描绘葡萄而著称。其作品中的葡萄串通常置于深色背景前，通过光影交错营造一种错觉效果。展示了他在捕捉葡萄成熟阶段中微妙变化的才能。

胡安·德·阿雷利亚诺（1614-1676， 马德里自治区桑托尔卡斯市- 马德里），《花环与景观》，1652年，由萨维·拉菲特于1930年捐赠。

阿雷利亚诺是17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花卉画家，深受尼德兰顶尖花卉大师的影响。他经常创作一些构思精妙的作品，比如这一幅：花环和雕刻框架将背景中的景观勾勒包裹其中。精心绘制的各式昆虫栖息于花朵之上，与精细描绘的花卉共同营造出一种视错觉。

米格尔·帕拉·阿布里尔（1780-1846， 巴伦西亚- 马德里），《花篮和巴伦西亚王室宫殿景观》，1844年，2006年购藏。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巴伦西亚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花卉绘画的艺术家。他们同时也参与丝绸纺织品的生产，设计基于花卉主题的装饰图案。米格尔·帕拉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他的画作融入了其他静物画派的元素，展现出非凡的复杂度：如帷幔、垂直构图和视错觉。后者是制造“视觉欺骗”的一种作画技巧，在此作中，它让观众误以为背景中的画是一扇窗户。这种技法也被称为“画中画”。画家在处理画框上垂纱所呈现的层叠透光效果以及描绘花卉的丰富色彩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1838-1874， 塔拉戈纳省雷乌斯市- 罗马），《蜀葵》，约1872-1873年，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

蜀葵是15世纪从中国南方传入欧洲的花卉品种。福图尼对这种花卉情有独钟，曾多次深入大自然亲身研究，并绘制素描和水彩。这幅画是他以最大尺寸呈现这一花卉的代表作。

福图尼着意描绘叶片上的光线反射效果，并选择了垂直的构图形式，没有提供任何空间参照——画中既未描绘花卉生长的土地，也没有任何背景。这两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在当时的花卉画领域颇为新颖，展现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深刻理解。实际上，福图尼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绘画和版画，这些藏品显然对他创作这幅画作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