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淼：有凤，来仪？——评川剧《红楼之凤》

在《红楼梦》众多女性角色中，王熙凤显然不是容易被同情的人物，她精明、强势、善于权谋，也心狠手辣。尤其是在尤二姐的悲剧中，她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甚至推动了悲剧的发生。川剧《红楼之凤》正是把这样一个身上带着污点的女性再次推到舞台中央，让她获得完整的唱腔、充分的表演空间，也获得重新讲述自己的机会。这种角度的讲述，其实比书写一个单纯的“受害女性”困难很多，《红楼之凤》所面对的问题并非王熙凤值不值得同情，而是当一个女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时候，追问她如何成为如今的模样，这才是所谓的女性书写。

一、从王熙凤出发，重新看见女性的复杂性

徐棻老师对女性人物有着一份天然的怜惜。这种怜惜，并不是简单地把女性写成好人，也不是因为人物是女性，就要为她的所有行为寻找合理性。恰恰相反，这份怜惜体现在有深度的女性书写，允许女性人物拥有复杂的人性，允许她们有欲望、有野心、有缺陷，甚至有不可推卸的罪责。重要的一个前提，作品并没有洗白王熙凤。《红楼之凤》保留了“诓尤”“堕胎”等核心情节，也没有回避王熙凤的狠辣、算计和权力欲。她对尤二姐的伤害不是误会，也不是某种可以轻易开脱的偶然行为。恰恰相反，只有承认这一点，人物后面的悲剧才能真正成立。

作品并没有因为王熙凤的恶，就取消我们理解她的可能，所做的是在“恶”之后继续追问。比如有意思的舞台对照，王熙凤在贾府中具有威势，她可以调度下人，可以决定丫鬟的命运，可以设计尤二姐；可当戏剧关系转到她与贾琏之间时，掌握着家族内部相当大权力的王熙凤，又始终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限制。比如有一句唱词：“他那里三妻四妾不为过，我这里一夫一妻难成双。”这句话真正刺人的，是它瞬间撕开了王熙凤所有强势背后的虚弱。她可以管理一个家，却管理不了自己的婚姻；她在等级制度中高高在上，却在性别秩序中仍然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深陷“没有儿子就无法成为十全十美的媳妇”的处境。王熙凤的悲剧并不仅仅在于她最终失去了权力，更在于她曾经如此相信权力，相信只要自己足够精明、足够强势，就能够保住自己拥有的一切。然而到最后，她才发现，自己所依附的那个世界，本身就不可靠。只需突然一句“贵妃娘娘死了”，这座百年大厦便顷刻倒塌。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熙凤既是封建家族秩序的维护者，也是这一秩序的牺牲者。

这也是这出戏真正把舞台交还给了女性的体现。《红楼之凤》真正可贵的地方，并不只是“以女性为主角”。舞台上出现很多女性，与真正把舞台交给女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故事里不仅有王熙凤和尤二姐，几个奉命去规劝尤二姐的丫鬟，也分别拥有自己的唱段；戏份很少的小娟，也不是一个用完即弃的功能人物，她被交代了被父母卖进贾府的身世。这些人物看起来轻重悬殊，实际上却构成了一条很有意思的女性序列。王熙凤、尤二姐、平儿、小娟，她们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王熙凤是主子，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尤二姐是被卷入妻妾关系的女性；平儿明知正在发生什么，却只能执行主人的命令；到了小娟那里，她甚至连进入这个世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她只是因为贫困，被父母卖进了贾府。所以，当这些女性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红楼之凤》写出的本质是女性在同一种秩序中的不同位置，提供空间重新理解女性之间的伤害是如何产生的。有些伤害当然来自人的欲望、嫉妒和选择，但有些伤害之所以会反复发生，则源于一个制度早已规定好了谁可以拥有更多，谁必须彼此竞争。

二、在传统川剧的表达中，看见人物内心

这种人物理解，又不是靠概念完成的，而是落实在非常具体的戏曲语言里。这是《红

楼之凤》另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地方。戏曲唱词其实极难写，它既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人的生活语言，又不能一味堆砌典故、辞藻和对仗。真正好的唱词，文学性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物，还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是这个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红楼之凤》的唱词之美，首先当然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语言之美。叠词、对偶、长短句、音韵的反复，让很多唱段即使脱离舞台，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与此同时还结合了川剧唱词的地方性与生活感，比如老祖宗形容王熙凤的能言善辩是“吧唧吧唧一串话”。但如果只说“唱词很美”，其实还没有说到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徐棻老师很擅长让语言成为人物心理运动的过程，在唱词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展现人物内心真正无法解决的困惑，以及此时此刻的情感。王熙凤尤其如此，她的很多痛苦是在强硬、辩解、不甘、自嘲甚至怨恨之间一点点显露出来。再比如，王熙凤骗尤二姐进府这一场戏，事情的本质是残酷的、悲哀的，但王熙凤与尤二姐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展现尤二姐心理世界的唱词，非常细腻精准地写出了尤二姐“叫我怎好不应允”的原因，让整个呈现变成美的过程，反而显露出以美写悲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之凤》的现代性，未必主要来自舞美、节奏或者某些接近话剧的场面处理。它更深的现代性，在于戏曲最传统的“唱”，仍然能够进入一个现代观众可以理解的复杂心理。戏曲没有为了现代而放弃自己的长处。恰恰相反，它用唱腔把现代戏剧经常依靠心理独白完成的东西，转化成了属于戏曲自己的表达。

三、王熙凤的悔恨，能否完成对封建秩序的批判？

《红楼之凤》并没有将故事停留在王熙凤与尤二姐的个人恩怨上。通过对原著情节的重新组织，作品把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的兴衰联系起来。尤其是跛道人这一人物的加入，让舞台上多出了一个观察者，他既在故事之中，又仿佛置身故事之外。王熙凤在贾府内部争夺权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但观众通过跛道人的视角，又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结局：无论这些人物如何争斗，整个贾府最终都无法逃脱衰败的命运。这种结构上的处理，意味着王熙凤的悲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她所依附的家族秩序本身已经走向崩溃。这也是为什么，最后白茫茫的舞台意象会让人感到格外苍凉。曾经热闹繁华的贾府，曾经机关算尽的王熙凤，到最后都被卷入了同一个结局。

但作品真正动人的地方，并不只是让我们感叹繁华终将落尽，而是在这样一个落点中，让我们回过头思考在这一场繁华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的命运，被当作了维系家族利益与权力的代价。尤二姐如此，其他身份卑微的女性如此，王熙凤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她们处于不同的位置，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却最终共同承担了这个家族衰败的后果。

正因为《红楼之凤》已经走到了这里，我也对它产生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当一出戏让王熙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时，这种个人的悔恨，是否足以支撑作品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王熙凤个人的道德责任。她确实伤害了尤二姐，也牺牲了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她自己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就抹去她对其他女性造成的伤害。还有第二个层面。王熙凤与尤二姐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但如果继续往下追问，就会发现，她们争夺的其实是一个由男性权力决定的位置。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一个如此聪明、能干、有行动力的女性，最终只能通过控制和伤害其他人，来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为什么她拥有如此强大的管理能力，却无法获得与这种能力相匹配的真正自主权？也许这些问题比简单地判断王熙凤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更值得讨论与思考。

《红楼之凤》其实已经触及了这些问题，只是在最终的戏剧表达中，人物的悔恨与命运的悲凉，仍然占据了更突出的情感位置。当然，这也涉及戏曲艺术本身的特点。戏曲需要通过人物命运来凝聚情感，不可能把所有社会问题都转化为直接的议论。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可以期待更多重新改编《红楼梦》的作品，通过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让观众在感受到王熙凤个人悲剧的同时，也更加清楚地看见那个制造悲剧的世界。

至少目前，剧作家愿意用如此充分的舞台空间，去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女性人物，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艺术选择。《红楼之凤》所体现的仍然是徐棻老师对女性命运持续而深切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停留在赞美女性、歌颂女性的层面，而是试图进入女性真实而复杂的生存处境。而理解王熙凤，并不是为了原谅她的一切，而是为了不让她的悲剧，仅仅成为她一个人的错误。

*本文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舞台艺术创作人才研修资助项目《川剧评论话语体系构建与青年评论员人才培训》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胡淼，四川传媒学院专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