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零年的春末，我从川北山区跟着同村的陈二狗搭了辆拉货的解放牌卡车，一路颠进了省城郊区，落脚在一家叫"新红服装厂"的地方。
厂子是那年月典型的集体大厂做派，铁栅栏门漆皮剥落了大半，门头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搪瓷牌，院子里堆满了打包的布匹和剪剩的边角料，空气里混着机油味、棉絮和蒸汽熨斗烤出来的糊焦气，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皮肤里。我被分到二车间做粗活——搬运、整料、清仓，不用动脑子，但熬人，一天下来腰像断了又接。
车间主任叫廖树根，五十不到，但一张脸已经皱得像晒干的苦瓜皮，专爱拿临时工撒气。谁要多问一句为什么这月工分少了，他就睁着眼说是统计失误，说机器损耗，说厂规。你要再追，他拍桌子走人，留下你站在原地干瞪眼。
我那时候才二十一岁，初中念到一半就没念了，出来无非是想多挣几个钱往家里寄，养活父母和小妹。头几个月我忍着廖树根的冷眼，忍着工友之间的排揎，每天晚上回宿舍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继续搬。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认识了孟秋霞。
她在二车间是出了名的老工人，四十五岁，进厂快十年，个子不高，但身段丰盈，皮肤保养得比同龄女工都白净，眉眼生得沉静，话不多，沉默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场，不像在厂里做了将近十年的人，反倒像是临时借道、随时要离开的过客。
我们认识，起头是因为一次意外。我扛着一捆厚毛呢料脚下打滑，整捆布从肩上翻了下来，散了一地，廖树根当时就在旁边，冷笑着没吭声，也没叫人来帮。是孟秋霞走过来，蹲下身把散开的布一匹一匹整齐叠回去，一句话没说，站起来走人，转身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我当时说不明白，只是从那天起，总忍不住多看她几眼。
后来两人下班路上走了几回，慢慢开了口，从布料价格聊到家乡天气，再到她偶尔说几句见闻，我才慢慢发觉这个女人懂的东西远比她表现出来的多。
有一回她顺口提了个"成本核算"的词，还带了句英文，我愣了好半天，问她在哪学的，她只是笑笑，岔开了话题。那个笑，我后来想了很久。
再后来，厂里宿舍紧张，我们住得近，一来二去，就成了临时夫妻。同房时她总让我站着，从身后发力。头几回我没在意，但次数多了，我开始觉出不对劲——她的眼神不在我身上，像是在出神地想着什么，偶尔还轻声念几个数字，压得极低，像是在记什么东西。我问过她，她只是淡淡地笑，说是做梦，说没事。
就这样过了将近一年。
直到某个清晨，我去找她，房门的锁换了，院子里的邻居说她昨晚连夜走了，行李一件不剩，连租金都结清了。我站在那扇锁着的门前，足足站了十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
五天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
第五天一早，厂长的桑塔纳停在了我宿舍楼门口。
01
孟秋霞是四川南充人，这是她自己说的，但说得很轻描淡写，像是顺口提了一句不打紧的事。
我第一次真正跟她说话，是在厂区食堂外头的水泥台阶上。那天是一九九零年五月底，天气已经热得发黏，食堂里闷得像蒸笼，大多数人都端着饭盒往外走，找块阴凉地方蹲着吃。我端着一碗盐菜炒饭，找了个台阶坐下来，一抬头，孟秋霞就坐在台阶另一头，膝盖上搁着饭盒，正低头用筷子拨弄着什么，神情很专注，像是在数米粒。
我没打招呼，她也没看我，两个人就这么各吃各的，沉默了将近五分钟。后来还是我先开的口，也不是想说什么，只是食堂今天的盐菜炒饭咸得齁人，我忍不住咧了咧嘴，嘟囔了一句："这厨师是不是盐当饭卖的？"
她停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用那种很平淡的口气说："你运气好，上个月有回他把糖当盐放了，甜面条。"
我愣了一秒，然后忍不住笑出来，她嘴角也动了动，没笑出声，但那个弧度在那儿。
就这样搭上了话。
她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是干净利落的，不绕弯子，不废话，这在厂里的女工里头算是异类。厂里的女工大多数爱扎堆说闲话，谁家男人喝酒、谁的孩子成绩差、谁这个月工钱被廖树根克扣了，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事，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孟秋霞从不参与，她每次路过那些人堆，都是直接走过去，眼皮子都不抬一下，那些女工背后叫她"孟冷面"，说她摆架子，说她装清高，说不定是哪里来的寡妇，在外头有男人养着，不然凭什么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
我头一回听到这话，是从我们车间的一个工友嘴里，那人叫刘小勇，十八九岁，嘴碎，整天没事干就爱嚼舌根。他凑过来，压低声音跟我说："哥，你知道那个孟秋霞不？"
我说知道，咋了。
他挤眉弄眼，伸手捅了我一下："那女的来历不简单，你没发现她手上那只表吗？上海牌的，你看她平时不戴，偶尔袖口撸上去才露出来，那表在咱们省城里头最少得两百来块，她一个女工哪来的钱？"
我没吭声，心里其实也纳闷过——两百块，那是我将近四个月的工资，一个在厂里做普工的女人，戴这个干什么？
但我没多问，也没去打听，那时候我忙着应付廖树根，忙着把每个月的工钱攒够了往家里寄，没精力管别人的事。
02
孟秋霞在二车间负责验布和整料，活计比我轻，但要细心，布面上有没有瑕疵、经纬密度够不够、边线有没有抽丝，她一眼扫过去就能挑出来，速度比老师傅还快，廖树根对她倒是少有的客气，从不当面数落她，顶多背后阴阳怪气两句，也不敢太过分。
有一回我搬完一批布，正靠在墙边歇气，看见廖树根走到孟秋霞的工位旁边，低声说了什么，孟秋霞头也没抬，手上继续验布，嘴里冒出一句："廖主任，这批布的克重不达标，我已经做记录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你来签字。"
廖树根脸色一僵，咳嗽了一声，没说话，转身走了。旁边几个女工对视了一眼，没人敢笑出来，但眼睛里都在笑。
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不是那种能被人随便拿捏的。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她。不是故意的，是那种没由来的注意——她什么时候去食堂、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工位旁边站着出神。她出神的时候很少，偶尔有，通常是下午三四点钟光线斜进来的时候，她会停下手里的活，对着那片光愣一两秒，然后重新低头，继续干。
有一回下班，我们正好都往厂区大门方向走，我加快两步跟上她，问她："孟姐，你是哪儿人？"
她没停脚，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川北的，你呢？"
"我也是川北的，绵阳那边，你老家南充是不是？"
她顿了一下，嘴角往上扯了一点："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口音像，随便问问。她没再接话，但走了几步，忽然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你姓罗。"
"罗建军，"我说，"建军节那天生的，我妈起的名字。"
她"嗯"了一声，算是记下了，然后加快步子先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背影消失在厂区人流里，觉得这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说不清楚，但叫人想弄明白。
03
六月底，厂里来了一批赶货的订单，说是要给省城几个百货公司供秋装，整个二车间加班加点，天天要熬到晚上九点多才能收工。廖树根在车间里踱来踱去，逮到谁动作慢了就阴阳怪气地损一句，说什么"临时工不中用，喊来顶什么用，吃白饭的"。
有天晚上快九点，我正在往仓库推一批整好的布匹，推车轮子卡在地面的一道缝里，整车布差点倒了，我撑住车把手，憋着一口气稳住，额头上汗哗地就下来了。孟秋霞从旁边走过来，两只手按住车的另一侧，跟我一起把车推正，也没说话，就当顺路帮了一把。
等我把布推进仓库，出来的时候，她还站在门口。我走过去，低声说："孟姐，谢谢。"
她摆摆手："你今天吃饭了吗？看你中午就没进食堂。"
我这才反应过来，中午廖树根突然叫我清一批积压的布料，一直弄到下午两点多，食堂早关了，随便嚼了两块饼干应付过去，后来忙起来就忘了。
"忘了，"我说。
她从衣兜里摸出来一个油纸包，递给我，说："糍粑，早上带的没吃完，你吃。"我接过来，糍粑已经凉透了，但我那会儿饿得两眼冒光，三两口就吃完了。她站在旁边看着，没走，等我吃完，才说："廖树根这人不是东西，但你别跟他正面磕，临时工磕不赢他。"
我把油纸包递回去，问她："那怎么弄？"
她想了想，说："记账。他克你的工分，你记下来，日期、数目，找个小本子藏好，别被他看见。"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以为这种事就你一个人有？厂里临时工的账，这种事没那么容易就过去的。"
我盯着她看了一秒，点了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各自回宿舍。
那句话我后来想过好几回，总觉得说得比安慰人更像是别的什么，但一时也说不清是哪里不对。
04
真正走近，是从七月初开始的。
那阵子厂里住宿紧张，有一批新来的正式工要分配宿舍，临时工的住处被压缩，我原来住的是六人间，突然来了三个人要挤进来，床铺根本不够。廖树根私下里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想睡地板，自己想办法。我没钱去外头租房，在厂区周边转了一圈，最后是孟秋霞说，她住的那栋家属楼旁边有间小仓库房之前住过一个女工，房东还没租出去，两块五一个月，比外头便宜，她可以帮我说一声。
我去看了，就是一间小屋，窗户朝北，光线很暗，但比睡地板强多了，当场就定了下来。这样一来，我们住的地方只隔着一堵墙，下班走路回来是同路，早上出门上工也是同路，每天这么走着，话就多了起来。
她跟我聊的话题很杂，有时候是厂里的事，哪批布料质量差，哪个供货商掺了水；有时候会说一些外头的事，省城最近在搞基建、轻工行业最近政策有没有变动，说得头头是道。我问她从哪儿知道的，她总是说看报纸，然后换个话题。
有一回我们路过县里一个小书店，她停下来进去，我跟着进去，看见她从架子上抽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省轻工局发的什么行业规范汇编，她站在那翻了将近十分钟，然后把册子放回去，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不用买，随便看看。
我当时问她："你这记性这么好？"
她说："有些东西，看一遍就够了。"
那天晚上走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她停下来买了两个，递给我一个，两人站在路边啃，没怎么说话。她问了我一句："你小妹现在念几年级了？"
我一愣，问她："我说过我有小妹？"
"嗯，有回你跟刘小勇说话我听见了，说要多攒钱给家里，你小妹念书学费贵。"
我说四年级了，再过两年要升初中，学费又是一关。她"嗯"了一声，咬了一口烤红薯，烫得倒吸了口气，然后说："好好干，别让廖树根逮住把柄。"
我说知道了，孟姐。那晚的沉默是好的那种，不尴尬，只是各自想着什么。
05
成为临时夫妻这件事，发生得自然，也发生得突然，中间没有什么特别浪漫的过程，就是有一天晚上她没有出声把我推开，然后事情就那样了。
那是七月底的一个夜里，厂里刚加完班，我回来的时候路过她房门口，看见她蹲在门外头修一个炉子，那炉子是旧的，火口堵了，她拿根铁丝戳了半天也没弄通，头发乱了几绺垂下来，汗也出了，看着有点狼狈。我走过去，接过铁丝，花了大概两分钟把炉口疏通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手，说进来喝碗绿豆汤，她煮了太多，一个人喝不完。
我就进去了。
她的房间不大，但收拾得极利落，没有多余的东西，连桌上都只摆着一只搪瓷缸和一本翻旧了的日历，日历上有些日期被圆珠笔划了圈，我扫了一眼，看不出什么规律，也没细想。绿豆汤是甜的，加了冰糖，凉着喝，我喝了两大碗，然后两个人坐着说了会儿话，说到很晚。后来的事，不说也知道。
就这样住了进去，没有任何名分，两个人都清楚这是临时的，他乡做伴，各取所需，谁也不欠谁。
但有些事，时间一长就开始觉出奇怪来了。
同房的时候，她总是要我站着，从身后发力，头两回我没在意，但次数多了，我发现她的眼睛经常不在我身上，像是在想什么，眼神飘着，有时候嘴里还会轻轻念些什么，声音压得极低，我侧耳去听，听到的是数字——不是连续的，是断开的，像是在记什么顺序。
我有一回忍不住，侧过头问她："你嘴里嘟囔什么呢？"
她回过神，拍了我一下，说："没有，做梦呢。"
"清醒着做梦？"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她把话截了，语气不重，但意思很明白——这件事不用你操心。
我没再追，但心里留了个结，没散。
06
八月里有一件事，让我开始真正觉得孟秋霞这个人不寻常。
那天下午，厂里来了两个陌生人，穿的是普通衣裳，看不出什么来路，说是来参观学习的，厂长吴国平亲自出来接待，把两人领着在厂区里转了一圈。那两个人走到二车间的时候，孟秋霞正在工位上验布，背对着他们，其中一个人走过她身边，脚步顿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但没说，径直跟着吴国平往前走了。
我当时站在旁边，清楚地看见孟秋霞的背脊微微一僵，然后恢复正常，手上验布的动作一点没停。
等那两个人走远了，我走过去，低声问她："你认识那两个人？"
她头也没抬，说："不认识。"
"那人看你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
"你眼神好，"她说，"多管闲事。"
我没再问，但那天下班回去，比平时晚将近半个小时，我在门口碰见她，随口问了句去哪了，她说在车间收尾，我看了她一眼，她眼神平稳，神情如常。
但我知道那个点车间收尾不用这么久。
类似的事不是只有这一次。九月里有一回，厂里的账房突然换锁，说是原来的锁坏了，我路过那儿的时候，里面有说话声，声音压得极低，断断续续地，隐约听见有人在念数字，节奏和孟秋霞在床上念的那种很像。我站了一会儿，没进去，转身走了。
晚上我跟她提了一嘴，说今天账房在搞什么，她喝了口水，平静地说："换锁嘛，正常的。"
我说："我听见里面有人在说数字。"
她放下搪瓷缸，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定，说："建军，你有时候耳朵太灵，不是好事。"
我被那句话堵回去了，也说不出什么反驳的，只是把那个感觉按下去，继续过日子。
07
十月里，二车间出了一档事，搅动了整个厂区。
事情的起因是一批退货——省城一家百货公司退回来一批秋装，说是衣服的面料不达标，颜色脱落严重，穿一水就掉色，百货公司要求退款，还发了正式的质量投诉函过来。吴国平把廖树根叫去骂了一通，廖树根出来黑着脸，把二车间的工人挨个骂了一遍，说是验布环节出了问题，工人偷懒，睁眼瞎，让厂里蒙了羞。
大家都不吭声，被骂得缩着脖子，偏偏刘小勇那个嘴碎的，忍不住咕哝了一句："这批布本来就是廖主任验收进来的，跟我们工人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不大，但廖树根听见了，当场就发了火，拍着桌子指着刘小勇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临时工，你在这儿还没站稳呢，翅膀就硬了？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就卷铺盖走人？"
刘小勇脸色白了，缩回去不说话了。全车间鸦雀无声，只有机器的轰鸣声在转。
孟秋霞站在自己工位上，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手上的动作也没停，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但等廖树根出了车间，她才抬起头，扫了一圈，目光在我和刘小勇身上停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
那天晚上，我跟她说起这件事，说廖树根这人迟早要出事，黑锅随便甩，工人都是出气筒。
她坐在桌边，两手捧着搪瓷缸，听我说完，停了一会儿，才开口："你说的那批布，是九月初进来的那批，对不对？"
我说是，就是那一批，我当时还帮忙搬进仓库的。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把日历翻过去，在某个日期旁边用圆珠笔加了一道痕，很轻，但很清晰。
我问她做什么记号，她说没事，记个日子。我没追，但那个动作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总觉得哪里不是普通的意思，又说不出来。
08
十一月里，天气凉下来，厂里的加班少了一些，节奏稍微松了松，工人们开始有空在下班后凑堆说话。那阵子刘小勇又爱找我聊，主要是说廖树根的坏话，说他不止克临时工的工分，还跟供货商有勾兑，进来的布料以次充好，差价装进自己口袋，说得有鼻子有眼，但都是听说来的，没有实据。
我跟孟秋霞提过这件事，她那次没有像平时那样截断话头，而是认认真真地听完，问我："刘小勇是听谁说的？"
我说不知道，他那个人消息多，来路乱。
她点了点头，说："这种话别跟别人说，也别让他乱传。没有实据的事说出去，传来传去传变形，到最后变成说你坏话的证据，厂里的事，守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
我看着她，忽然问了一句："孟姐，你在这厂里，图什么？"
她愣了一下，回头看我："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这个人，我越来越看不透，你懂的东西太多了。"
她打断我，笑了一下，说："想多了，我就是个普通工人，进厂快十年了，你说我能图什么。"
那个笑，依然是那种很淡的、平静的笑。我没再说，但那天晚上睡前，那句"图什么"在脑子里转了很久，一直没想出个答案来。
09
腊月里，厂里开年终总结会，正式工和部分骨干临时工都得参加，我被廖树根划在名单外，但孟秋霞在。那天会开了将近三个小时，我在宿舍等她，一直等到将近晚上八点她才回来，脸色有点白，但神情平稳，进门就去洗了把脸。
我问她会上说了什么，她说没什么，就是例行总结，吴国平讲了讲今年的成绩，布置了明年的任务。
我说："廖树根在会上有没有提那批退货的事？"
她把毛巾挂好，转过来看我，说："提了，说是供货商的问题，已经处理了。"
"就这样过去了？"
"你以为呢，"她说，"这种事，没有完整的东西摆出来，谁都能说已经处理了。"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你说的这话，不像是个验布工说的。"
她沉默了一两秒，然后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日历翻了翻，没有回答我这句话。那是她第一次没有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回答，我注意到了，但没追问，各自睡了。
一九九一年就这样来了。
10
过了年，正月十五一过，厂里又开工了。孟秋霞似乎比之前更忙了一些，有时候下班之后不直接回来，进门说两句话就说困了，早早睡了。我没有多问，但注意到一件事——她桌上那个搪瓷缸的位置开始变，有时候在桌角，有时候搬到床头，有一回我进去倒水，顺手拿起来，她立刻抬头说"放着别动"，眼神比声音快，快得有点不像是反应，倒像是早就盯着。
我把缸放回去，说："缸里装着什么宝贝？"
她低下头，说："没什么，别乱动别人的东西。"那口气不重，但那道眼神我记了好久。
二月末，我在厂区外头碰见了一件事，让那个说不清的感觉开始发酵。那天下班我出了厂区大门，在路口碰见孟秋霞站在那儿，跟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我没见过，四五十岁，穿一件深蓝色涤纶夹克，背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说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两个人靠得很近，像是在交代什么要紧的事。
我走过去，孟秋霞先看见我，神情没变，只是对那个男人点了下头，那男人扭头看了我一眼，随即走开了，走得很快，很快就拐进旁边的小巷子里消失了。
我走到孟秋霞旁边，问她："那人是谁？"
她说："亲戚，路过，随便聊几句。"
我说："哪边的亲戚，从没听你提过。"
她侧过头，那个眼神是我不太熟悉的，很平，但带着一点什么，说："建军，有些事我不方便说，你别追着问，好不好。"
我站在原地，没说话，看着她先走了。风从街口吹过来，三月初的风还凉，我把手揣进裤兜里，脑子里那个压着的感觉越来越重，像是一块石头搁在了胸口上。
11
三月底，廖树根又出了一件让全车间炸锅的事。他把刘小勇给开了。
理由是刘小勇在工作中损毁了一批面料，说是他操作不当，把一整匹白色棉布压坏了，要按照损毁价格从他工资里扣，扣完不够，还要赔三十块。刘小勇当场就急了，说这批布根本就是从仓库里领出来的时候就有问题，不是他弄坏的，他冤枉。廖树根说没有凭证，一口咬定就是他弄坏的，叫他要么赔钱，要么走人。
刘小勇急得眼睛都红了，在车间里大喊："我冤枉！我是冤枉的！"
廖树根冷着脸站在那，说："冤枉？你要冤枉就上厂长那儿申诉去，看厂长信你还是信我。"
刘小勇真去找了吴国平，吴国平听了将近十分钟，最后说了句：廖主任是车间负责人，他的判断我们要尊重，你先回去，这件事我们研究研究。
研究到最后，刘小勇还是走了，赔了十块，剩下那二十块廖树根说算了，让他滚。那天下午车间里气氛很沉，大家都低着头干活，没人说话。
孟秋霞也没说话，但我看见她在验布空档把刘小勇被扣的那批布的编号悄悄记在了一张小纸条上，折起来塞进了口袋。晚上回去，我问她那纸条是干什么的。
她把脸盆端到一边，侧头看了我一眼，说："留着，说不准有用。"
"刘小勇都走了，留给谁用？"
"留着就是留着，"她说，声音平淡，没有多解释。
我盯着她，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有些问题问了她也不会答，我已经摸出规律了。
12
四月里，有一件事彻底把我绑进了这说不清楚的事里头。
那天我在仓库整料，廖树根进来，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跟我说，说最近厂里有人乱说话，有人跟外头乱传，他知道我跟孟秋霞住得近，让我留意一下她最近有没有跟什么外头的人接触，特别是有没有给谁送过什么东西，他说如果我能帮他把这件事搞清楚，可以帮我把临时工的身份转正，每个月能多二十块。
我站在那儿，听他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廖主任，我一个搬料的，哪有那个眼力，我啥也没看见。"
廖树根眯起眼睛，盯了我好一会儿，说："你小子，脑子灵就别装死，好处你拿不拿，自己想清楚。"
我说想清楚了，我就是个外来的临时工，消息不灵通，实在帮不上廖主任。
他冷笑一声，拍了拍我肩膀，说："行，你小子是条汉子，有种，但有种归有种，我希望你别给自己找麻烦。"说完，他走了，我站在仓库里，听着他脚步声渐远，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果然，没过三天，廖树根叫我去清最脏最重的那批积压旧料，说是之前没人清，点名要我去，一个人干，干完才能收工。那天我从下午两点干到晚上八点半，腰都直不起来，出来的时候双手全是灰，眼睛也熏得发红。这还不算，当月工分他悄悄扣了两块五，我去问，他说统计有误，已经是老一套了。
那天晚上我跟孟秋霞说了这件事，把廖树根找我当线人的事说得很详细。她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你没答应他？"
"没有。"
"好，"她说，点了点头，"你做对了。"
我说："孟姐，你能告诉我，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窗外有风，把窗纸吹得簌簌响，她坐在那盏昏黄的灯下，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建军，再等一阵，等这件事完了，我再跟你说。"
13
五月，厂里来了一批新的检查，说是省里统一要求，对各个集体企业做账目自查，要求上报近三年的原材料采购记录和产品销售台账。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廖树根那几天明显不对劲，话少了，脸色阴着，开会的时候心不在焉，有两次被吴国平点名问话都答非所问。
车间里的人私底下议论纷纷，说廖主任这是做了亏心事，怕账目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孟秋霞那几天也紧绷，但那种紧绷藏得很深，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观察她将近一年，太熟悉她那种收得特别紧的沉默背后是什么意思。
那几天，她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桌边，把日历翻来翻去，在某几个日期上反复核对，核对完把日历折起来，塞进那个搪瓷缸里，然后把缸子挪到她睡觉时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
五月十八号，廖树根把我叫到仓库，这回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声音压得很低，说："罗建军，上回我跟你说的事，你最好再想一想。那个孟秋霞不是好相与的，你跟她住在一起，到时候出了事，你说你说不清楚，有些人要是跳出来咬你，你一个临时工，啥都没有，谁替你说话？"
我盯着他，说："廖主任，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
他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说："你小子，给脸不要脸。"
我没说话，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之前把仓库门带上，那声关门的响动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回了好几下。
那天晚上我照常回去，孟秋霞已经在屋里了，正在收拾什么，见我进来，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了句："今天廖树根找你了？"
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她低下头，没有解释，只说："他说什么了？"
我把话原原本本转述了一遍，她听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建军，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你记住一件事——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对你最好的。"
我想追问，她摆了摆手，说："睡吧，明天还要上工。"
那个夜里我睡得不踏实，迷迷糊糊听见她翻身，听见她轻轻开了一次抽屉，不知道拿了什么，又轻轻关上，然后归于寂静。
14
五月二十号那天，孟秋霞下班之后照常回来，比平时沉默，吃饭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吃完放下碗，收拾了一下屋里的东西，把几件外套叠好，然后对我说："建军，你睡吧，我去找王大姐聊聊，可能晚一点，别等我。"
我说行，你去吧。我以为是普通的一句晚安。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去敲她的门，敲了好几下没人应，邻居张婶开门出来，靠在门框上说："那个孟秋霞昨天半夜走了，我听见动静，出来一看，她提着包下楼，我问她去哪，她说有急事，租金已经提前结给房东了。"
我站在那扇门前，愣了很长时间，没说话。张婶又说："临时夫妻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人走茶凉，你想开点。"
我没吭声，转身进了自己屋里，坐在床沿上，窗外天光还早，院子里安静，只有一两只麻雀在墙头跳来跳去，啾啾地叫着，叫得人更空。
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四天，什么消息也没有。
第五天一早，宿舍楼外面传来了一声汽车喇叭声。那个年头，能开进厂区的轿车没几辆，能停到职工宿舍门口来的更是寥寥无几。我趿拉着解放鞋走到走廊拐角，往外看了一眼，就看见了那辆擦得油光锃亮的桑塔纳。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
厂长叫吴国平，平素是个架子端得极稳的人，见了临时工从来不正眼瞧，说话也是居高临下的腔调。可那天他从车上下来，脸上的笑是我从没见过的那种——堆得密密实实，眼睛里却带着一丝藏不住的慌乱。他走到我面前，两只手竟然微微抖着，亲自拉住我的胳膊肘，声音压低了："建军啊，快上车，省里的大人物要见你，专门点了你的名字。"
我盯着他看了一秒，把手抽了回来，冷着脸问他："厂长，上个礼拜您还让廖主任转话，说我是厂里的麻烦，早走早利索，今天又是什么意思？"
吴国平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迅速扯回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搓着手说："那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已经说了廖树根了。你别多想，先上车，路上再说，再说！"
车里还坐着两个我没见过的中年人，穿着熨帖的深色中山装，表情客气而不透露丝毫信息。
车子一路没进省城，而是拐进了厂子附近的县城，停在了一家叫"迎宾楼"的招待所门口。那是县里接待上级的地方，平时普通人根本进不去。吴国平陪着笑把我往里引，楼道里的服务员见了他们，一个个侧身让路，没有一个人多问一句。
我跟着上了二楼，走进一间挂着"会议室"木牌的房间，一推开门，里面坐着七八个人，桌上铺着一摞摞厚厚的文件袋、账本和盖了公章的表格，气氛压抑得连椅子腿蹭地的声音都像是响在棉花里。
坐在门口那侧的，是廖树根。
他斜眼看见我进来，嘴角往下一撇，阴阳怪气地凑到旁边人耳边，声音不轻不重地说："厂长也真是，把个惹麻烦的临时工带到这种地方，大人物日理万机的，能专门为他……"
话没说完，他往正对面主位上扫了一眼，当场卡住了。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心脏猛地往下沉了一沉。
主位旁那把椅子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她脱下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换上了一套剪裁合身的深灰色女式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颈间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她面前摆着一叠文件，手边放着一支钢笔，整个人的气场与在车间里那个沉默叠料的女工，像是两个人。
那是孟秋霞。
廖树根的嘴张了半天，才挤出来几个字，声音已经哑了半截："孟……孟秋霞？你坐在那儿干什么，你不是走了吗……"他猛地回过神，腾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你个做工的坐那儿干什么！那是主位！你给我——"
她缓缓抬起头，把钢笔放下，目光落在廖树根脸上，平静得像一汪静水。
旁边那个穿深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轻轻咳了一声，声音不高，却像是一颗钉子敲进了木头里："廖主任，注意你的身份。这位是省轻工业厅稽查组的邱副组长。"
廖树根的身子一僵，缓缓坐了回去，脸上的红一点一点褪掉，变成了一种灰白。
我站在门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盯着她——那个让我站着从身后发力的女人，那个同房时轻声念数字的女人，那个留下一句"再等一阵"然后消失的女人——
此刻正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向我，里面有歉意，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复杂，还有一点东西，像是她终于可以对我解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