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青杠坡扮演拦路虎！48年襄樊被俘，被陈毅刘伯承视为座上宾，郭勋祺：我很惭愧！

一九四八年七月，襄樊战役结束，被俘的国军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被送到河南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

陈毅见到他，第一句话不是审问，也不是客套，而是半开玩笑地骂了一句："你呀你，大炮没长眼睛，怎么跑襄樊去了！"

郭勋祺握着陈毅的手，激动得直喊"仲弘、仲弘"，半天说不出话来，又转身对旁边的刘伯承内疚地说："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

刘伯承一摆手："你啊，说过的明打的不算，不要介意。"

郭勋祺被俘后的这一幕，几乎是他人生最沉重的一个感叹号——一个被时代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人，二十年前，他参与“追剿”红军，二十年后又与解放军对阵，可他这辈子真正想打的人，从来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人。作为故人，陈毅、刘伯承是了解他的，所以，在他被俘之后，才会与他推心置腹，将他视为座上宾。

郭勋祺，字翼之，一八九五年生于四川华阳（今成都双流），一九一二年就入藏随军西征，辗转数年回到成都，进了潘文华的部队，一路从排长、连长干到团长。一九二一年随潘文华投靠刘湘，成为刘湘麾下得力的战将，因战功升任旅长兼重庆城防司令。

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因为长得圆脸圆眼，被叫"大熊猫"；一个因为作战勇猛、天不怕地不怕，被叫"莽娃"。这两个外号，很好地概括了他性格的两面——看起来憨厚，打起来不要命。

但郭勋祺真正的底色，是早年就深埋下的一颗"左"的种子。一九二二年，他在万县经陈孟熙介绍，认识了陈毅——两人一开始是同一支足球队的球友，后来陈毅到重庆《新蜀报》当编辑，两人过往甚密，陈毅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对他影响极大。

一九二五年，郭勋祺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活动，结识了杨闬公、李筱亭、肖华清等共产党人，还见到了素有旧谊的刘伯承，思想逐渐倾向进步。

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参加了杨闬公主持的军事会议，这一下引起了刘湘的猜疑，被明升暗降为副师长，撤去了实权。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他冒着风险掩护了一些革命人士和学生脱险——陈毅，就是在他的掩护下登船出川的。这个人情，陈毅记了一辈子。

当然，郭勋祺终究是刘湘的部下，是川军将领，他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军队去当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复任旅长，被派往湖北参加对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一九三三年任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驻防眉山。

值得一提的是，他驻防眉山时抓住了抢劫华阳永兴场的土匪头子夏海云，要了六千块大洋的赎金，一半用来修建了眉山的三苏祠，一半送回老家创办了永兴高级小学——一个武人，舍得拿钱修文庙、办学堂，可见他骨子里不是个简单的地方小军阀。

而真正让郭勋祺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是长征中的土城青杠坡之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入川建立新根据地。刘湘接到蒋介石命令要派兵入黔堵截，他舍不得把川军主力派去送死，就从潘文华"南岸总指挥"序列里挑了郭勋祺的教导师第三旅、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廖泽的模范第三旅，由郭勋祺统一指挥，应付场面。

临行前，刘湘把郭勋祺单独叫回重庆，关起门来面授机宜：当前本集团的存在，是建立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的矛盾之上，假如没有共产党，川军早就被老蒋吃掉了；眼前蒋强共弱，存共于我有利。所以他给郭勋祺的命令是：率三旅入黔，完全是应付差事，除非红军真的要北渡长江危及川军生存，否则只准虚张声势牵制，如果红军真是借路，千万不可斗硬堵截，只要能掩得住中央的耳目就行了。

这番话，是理解郭勋祺在红军长征中实际所扮演角色的一把钥匙。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部、红五军团董振堂部，在土城青杠坡对紧追不舍的川军发起攻击。红军的判断是当面只有四个团、约六千兵力，可以一口吃掉——但这里有个致命的失误：情报把"旅"译成了"团"，一个旅辖三个团，兵力差了三倍。郭勋祺指挥的实际上有三个旅，装备和战斗力都远超红军的预估。

战斗一打响，局面就完全不是预想的那样：打到上午十点，川军丝毫没有崩溃的迹象，反而越战越强，红军的包围网有被冲垮的危险。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冲到第一线，甚至像普通士兵一样端起机枪，炮弹在他身边炸响，气浪几次把他震倒在地；最后是投入了全军最后一支预备队——陈赓的干部团，才勉强稳住阵地。直到傍晚林彪的红一军团回援，胶着的红三、五军团才撤出战斗，第二天天亮前，红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晨雾里，一渡赤水。

青杠坡这一仗，红军没打赢，但也不是溃败——是主动撤出，转入了后来名垂战史的四渡赤水。而郭勋祺的表现，恰恰印证了他这个人有多复杂。土城之战后，蒋介石因为郭勋祺"剿共"有功、阻挡了红军北渡长江，对他青睐有加。但郭勋祺没有顺着这个势头穷追猛打，一月三十日他进占土城后，以休整为名拒绝追击；此后按潘文华的命令，不紧不慢地跟着红军，始终和红军保持相隔一天路程——红军要往四川进，他就贴得紧一点；红军往贵州、云南走，他就走得慢一点，一直"护送"红军向云南前进才罢休。

换句话说，他在执行刘湘"借路则不可斗硬"的战略，也多少带着对共产党的那点旧情。等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西渡金沙江，郭勋祺回重庆向刘湘汇报，刘湘对他在土城的"战绩"极为满意，升他当了模范师师长。可是，几个月之后，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威胁到川军根本利益时，郭勋祺又毫不含糊地在百丈关与红军激战三昼夜，迫使红军放弃战役目标后撤。

这就是郭勋祺——私谊归私谊，一旦涉及川军的生存，他照样下得去狠手。

真正让郭勋祺走到人生高光、又因此栽了大跟头的，是抗战。

一九三七年川康整军，模范师改编为一四四师，郭勋祺仍任师长。九月，他出川抗日，临行掷下狠话："此次出川，定要奋勇杀敌，光复河山，不赶走日本强盗，决不见家乡父老。"

十一月，川军投入南京保卫战。二十六日，日军倚仗步骑优势、配合二十多架飞机，向一四四师、一四六师阵地狂轰滥炸，两个联队分两路进攻。

郭勋祺指挥一四四师，把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引进炮兵有效射区，先打领头的坦克，把日军的坦克、战车炸成破铜烂铁，然后带头冲出阵地追杀日军，一天下来，阵地上留下近三百具日军尸体。

二十七日，他仍亲临一线，在太湖西岸夹浦、金村一带与日军第六师团遭遇，大腿中弹，仍挣扎着到前线指挥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直到二十八日把防线移交友邻部队才住进医院——伤口已经化脓溃烂。

史沫特莱后来在《中国的战歌》里评价他："郭勋祺将军代表现代化倾向……在军内，他是一个最为进步、头脑开明、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

一九三八年春，郭勋祺伤愈出院，升任第五十军军长，下辖一四四、一四五、新七师。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亲自赋诗为他饯行："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俦。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

五十军的军部设在皖南青阳的木镇，离新四军军部云岭只有五十公里。这一下，郭勋祺早年埋下的那颗"左"的种子，在抗战的统一战线里生根发芽了。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带着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徒步去看他，两人一起住了三四天，陈毅大谈统一战线，还提出新四军要东进敌后作战，需要通过他的防区，请他协助。

郭勋祺一口答应，马上通知驻南陵、繁昌的一四四师，尽力协助新四军先遣支队通过。一九三八年四月他攻打芜湖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主动请新四军第三支队配合作战，作为答谢，一次就给了新四军三支队三万发子弹、一千套军装。

他还请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来讲游击战术，接到蒋介石的防共密电，转头就交给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看，提醒他们做好准备；他还掩护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北上，给新四军补充弹药。

一九三九年二月，史沫特莱专程访问五十军，那场彻夜长谈让她写道："我又一次体察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

然而这些"通共"的行径，一桩桩都被五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去惑报告给了蒋介石。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终于借贵池战役"作战不力"为由，撤去了郭勋祺的军职。接到撤职电报时，他正在前线视察，长叹一声："我一片抗日救国的雄心，就这样被无辜断送了！"随后他被送回重庆软禁。

史沫特莱后来写道：郭军长被解除五十军职务，是因为他太进步，"他和许多青年军官在战场上阻止五十军把对准侵略中国的民族敌人的枪口转向新四军"。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郭勋祺才彻底明白自己被撤职的真正原因——蒋介石怕的就是他这支川军，在关键时刻倒向新四军。此后他被送进陆军大学特五班学习，一九四二年毕业后挂了个军政部的闲差，吃闲饭多年。

这段被撤职的经历，是郭勋祺心里的一根刺。

抗战胜利后他一度复出，一九四八年，大特务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手下三个旅都是川军却指挥不动，经黄埔同学曾扩情推荐，想请郭勋祺当副手。郭勋祺一听就火了："老子宁愿到成都去开台基（妓院），也不给他当小媳妇！"是陆大校长杨杰劝他："不去，蒋不会放过你；去了，可以掌握自己的军队。"他这才勉强答应。

可到了襄樊，康泽又信不过他——康泽素来知道郭勋祺有"通共"嫌疑，在守城部署上不采纳他的判断。郭勋祺判断共军必从西门突破，康泽却认定共军从南门攻城，把主力六千多人放在南门，结果证明康泽判断错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襄樊战役结束，康泽和郭勋祺一起当了俘虏。

被俘，反而让郭勋祺真正回到了共产党人的队伍。刘伯承闻讯，特电把郭勋祺护送到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郭勋祺回电致谢，译电员看着电报直挠头——上面写着"一号、二号"和"仲弘兄"，不知道是谁。

旁边的陈毅大笑："仲弘，就是陈毅！"故人相见，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陈毅为当年没能保护他而道歉："那个时候你太红了，我们没有注意到要保护你，让你受委屈了。"

郭勋祺激动地说，当年他气得想直接把部队交给新四军，专门派人去找项英联络，却被拒绝了，至今有怨气。

陈毅解释说："那个时候怎么行？大局是统一抗战，还没有破裂。如果当时我们接受了，蒋介石就会说我们不抗日、专门挖墙脚。翼之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再怄气了。"

半个月后，陈毅问他将来想干什么，郭勋祺说："我想好了，还是回四川搞策反。虽然有风险，但我旧友多、关系多，现身说法应该没问题，也好为解放做点贡献。"于是郭勋祺带着任务回四川。

途中他一度被国军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挡获，转送汉口白崇禧处，又被中央军校校长黄杰等人挟持飞往南京，软禁在中央医院，直到蒋介石下野，他才经人向李宗仁说情、解除软禁。

一九四九年初，他回到成都，公开亮明身份，说自己是中野敌工部派来的，向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陈离等一批川军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员，为和平解放成都立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劳。

建国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安心为新中国做建设。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成都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两个阵营对郭勋祺的评价，几乎可以折射出他一生的两副面孔。国民党那边，蒋介石始终不信任他——早年因他倾向进步撤他的旅长，抗战因他"通共"撤他的军长、软禁他，即便复出当副司令，康泽依旧提防他。在蒋介石眼里，这是个"太进步"、靠不住的人。

共产党这边，陈毅、刘伯承念他早年的情分、抗战的功绩、和平解放成都的贡献，待他如旧友；党史资料和官方评价里，他被打上了"川军抗日名将"、"爱国将领"的印记，相关文章在讲述青杠坡时，也称他是红军当年的"老对手"。

至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那句"世界上最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是他抗战生涯最闪亮的一块勋章。

当然，有些流传的说法需要辨析。其一，常有人说郭勋祺在土城"放走"了红军，这并不准确。青杠坡他确实守住了阵地、让红军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但红军是主动撤出转入四渡赤水，并非溃败；他此后的"放水"，根子在于刘湘"借路则不可斗硬"的整体战略，也带几分私人旧情，但一旦红军危及川军根本（如红四方面军南下百丈关），他照样死战。其二，说他是"起义将领"，严格讲也不太贴切——他不是在战场上阵前起义，而是被俘后接受了解放军的任务、回川策反，他的功绩在于和平解放成都，而非起义本身。其三，青杠坡之战在民间常被渲染成"红军大败"，这同样失真——那是一场因情报失误（把旅译成团）而没打赢的仗，红军付出了代价，却也由此转入四渡赤水的妙手，谈不上谁碾压谁。

说到底，郭勋祺是一个被大时代抛到风口浪尖上的川军军人。他身上同时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对旧友、对进步理想念念不忘的"大熊猫"，一个是在战场上敢打敢拼、也恪守军阀生存法则的"莽娃"。

他打过红军，也掩护过共产党人；他在抗日的血与火里流过血、立过功，也因不肯把枪口转向新四军而丢掉军职；他最后用一场策反，为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这一生，就像他晚年在陈毅、刘伯承面前那句"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一样——带着一分旧情、一分亏欠、一分释然。

而历史给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儿子在追忆里写下的那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当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