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曾四次考虑任用徐向前:或拟派东北,或考虑中原,或准备山东,或安排西北。
这四次考虑,有的进入了正式人选方案,有的因战局调整作罢,有的因身体原因搁浅。
这些考虑看似分散,实则串成一条清晰线索:毛泽东主席始终把徐向前放在战略棋盘的重要位置。
第一次是1945年9月。
抗战刚胜利,党中央确立“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东北成为全党战略中心。
中央电报提出成立冀热辽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并提到“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最后确定林彪去东北,但徐向前能进入候选人行列,已说明中央把他视为能够独当一面、开创局面的战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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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46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一度考虑让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
据《徐向前传》记载,毛泽东主席详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后,认为“远远谈不上已恢复健康”,难以胜任紧张繁忙的工作,这一考虑只得搁浅。
第三次是1946年9月初。山东野战军泗县战斗失利后,部队士气低落,战局陷入被动。
中央考虑,敌人在控制陇海线后,山东与华中联系可能被切断,因此拟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前线指挥,由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
最终未能成行。《陈毅传》未说明原因,但从他身体依然不佳推测,最大可能仍是健康问题。
第四次是1949年4月底,太原战役刚结束。
毛泽东主席电告徐向前必须休养,提出18兵团工作由周士第代理;病愈后或改任其他工作,或去西北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18兵团司令员,并征求他的意见。
四次考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因为出身和挫折而减弱。
徐向前曾长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又经历西路军失利,但毛泽东主席没有因此把他放到边缘位置,反而在关键战略方向上多次想到他。
这种信任不是无原则的安抚,而是建立在对军事才能和忠诚品格的深刻了解之上。
东北人选,说明他被视为能主持大战略区军事的“硬人选”;山东考虑,说明他被看作能扭转前线被动局面的指挥员;一野副司令员安排,说明中央仍把他放在大兵团和战略方向的重要岗位上。
四次考虑中真正成行的并不多,但不能把“未成行”简单理解为“不重用”。
经过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徐向前原本不轻的病情进一步加重。
战争耗神耗力,毛泽东主席知道他为战役殚精竭虑,所以在太原战役一结束就要求他立即休养。
这不是不用,而是不能强用;不是不信任,而是要把人才用在能够承受的关键处。
1949年4月那封电报尤其能说明问题:一方面要求必须休养,安排周士第代理;另一方面又提出病愈后的安排,并征求他的意见。
徐向前深受感动,报告自己“肋膜两次出水,胸背常痛”,请解除现职,并提议周士第接替、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中央批准他赴青岛疗养,但没有放弃对他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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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10月19日的任命。
远在青岛养病的徐向前,事先并不知晓自己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共和国第一任总参谋长,位置之重要、责任之重大,众所周知。他虽已辞去一野副司令员之职,毛泽东主席依然没有放弃重用的机会。
这说明,此前四次考虑并非临时安排,而是长期信任链条中的环节:身体不允许时让他休养,条件具备时又把他放到全军军事指挥枢纽的位置上。
综观四次点将,信任与重用有三层含义:战略上的看重,政治上的信任,使用上的爱护。
四次考虑,有的未竟,有的转化为新的安排,从中反映出的,是一位战略家对名将的深刻识别和真切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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