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为什么偏偏在俄罗斯财政最困难的时候,把一位老财长提拔成副总理?这究竟是重用心腹,还是让他承担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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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告诫年轻外交官,俄罗斯与中国面临的处境不同,不能指望在安稳环境中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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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普京支持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兼任副总理,赋予他更大的财政协调权。
普京交给西卢安诺夫的,究竟是一把整顿财政的“尚方宝剑”,还是一口随时可能背上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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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罗夫告诫年轻外交官:俄罗斯没有安稳的选项
10月20日,拉夫罗夫在面向新进入俄外交系统的高校毕业生讲话时,提到一句常被称为中国俗语的话,大意是不要生活在充满变局的年代。
但他随即强调,对俄罗斯外交官来说,困难不应成为退缩的理由,复杂任务反而要求他们更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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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重点,并不是批评中国人求稳,更不是宣布俄罗斯比中国更善于应对危机。
事实上,所谓“不要生活在变动年代”的说法,是否源自中国古代典籍本就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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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罗夫借用它,是为了说明俄罗斯外交部门如今面对的工作环境:国际关系变化加速,与西方的对抗仍在持续,传统的谈判渠道受到限制,外交人员需要在更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争取结果。
小烽认为,这番讲话可以放在中俄发展条件的差异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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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庞大的市场和持续推进产业升级的空间,保持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有利于技术积累、贸易往来和长期投资。
中国同样面临安全挑战和外部压力,但稳定发展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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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则有不同的现实约束。
它拥有能源、粮食、军工和核力量等重要资源,却也长期受到产业结构、人口、技术获取和外部市场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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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俄乌冲突之后,安全议题占据更突出的位置,对外政策往往优先考虑如何保障战略利益、减少制裁损失以及维持国际合作渠道。
至于“俄跟中国不一样”,说的是面临的政策选择和现实成本不同,而不是哪个民族天生喜欢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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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调在发展中增强实力,俄罗斯当前则更迫切地需要在安全压力下维持国家运转。
拉夫罗夫希望年轻外交官适应的这种紧张状态,也正在向俄罗斯国内的经济管理体系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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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上可以强调迎难而上,财政上却不能只靠决心。
对外政策每延续一年,预算就要为军队、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作出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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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恰好解释了西卢安诺夫为何再次成为政府调整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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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长升为副总理:普京给了权力,也交出一道难题
10月19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向普京提出政府人事调整建议,得到总统支持。
两天后,国家杜马批准西卢安诺夫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同时批准原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伊琳娜·奥克拉德尼科娃出任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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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轮换。
西卢安诺夫自2011年起担任财政部长,2018年至2020年还曾兼任第一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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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熟悉俄罗斯预算体系,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主张审慎安排支出、控制赤字和维护宏观稳定。
现在重新兼任政府高层职务,意味着财政部门在跨部门协调中的地位将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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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的解释也很直接:外部压力加大,需要更好地保障金融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率。
问题在于,当前的财政形势,已经无法通过一般性的压缩行政费用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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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过去两年的数字。
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联邦预算赤字约为5.6万亿卢布,远高于最初计划的约1.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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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6年,预算赤字预计达到7.345万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3.2%,几乎是原先预算目标的两倍。
这个变化说明,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比年初预想更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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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2027年的预算草案:预计收入43.3万亿卢布、支出48.8万亿卢布,赤字约5.44万亿卢布。
表面看,缺口比2026年缩小了,但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和支出控制假设之上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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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压力来自国防支出。
俄政府拟在2027年安排约17.1万亿卢布国防预算,占联邦财政总支出的35%左右,比此前对同一年度的计划提高约27%。
如果再把国家安全和执法等项目计算在内,相关领域合计支出占比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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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面下,西卢安诺夫的副总理身份才显得格外重要。
以前,他主要代表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协调;如今,他有望以政府更高层级的身份处理支出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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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熟悉财政系统的奥克拉德尼科娃进入政府办公厅,也有助于预算审查与政策执行之间的衔接。
这就是所谓“尚方宝剑”的现实含义:不是普京允许他随意削减任何部门,而是财政纪律获得了更强的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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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真正管住支出,还要看安全部门、地方政府和其他主管机构能否接受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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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宝剑”背后的“黑锅”:俄罗斯能承受多久?
西卢安诺夫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军费具有很强的优先性,而其他公共需求不会因为战争而消失。
地方政府需要维护道路、医院和学校,企业需要融资与设备,居民希望物价稳定、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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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被一端大量占用,另一端自然更难得到满足。
从2027年草案来看,相较于上一轮对2027年的安排,联邦支出总额增加约2.7万亿卢布,单是国防项目的增量就达到约3.6万亿。
英国国防情报部门还评估,教育、医疗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名义支出可能下降,但具体影响仍取决于预算最终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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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俄罗斯人来说,这种影响未必会立刻体现为某项福利被全面取消,更可能表现为新项目延期、公共服务扩张放缓、补贴标准调整,以及物价上涨侵蚀收入。
财政压力越持久,短期腾挪就越容易变成长期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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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当然不是没有办法筹钱。
政府可以提高部分税负、发行国债、调整能源收入使用规则,也可以继续压缩低优先级项目。
2027年预算已经将国内借款列为填补缺口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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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一种工具都有代价:加税会增加企业与家庭负担,扩大借款意味着未来必须支付更多利息,而依赖能源收入又容易受到国际油价、运输成本和制裁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财政部长的经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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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卢安诺夫能改善收支管理,却无法凭空创造税基;可以控制部分预算申请,却不能单独决定战争何时结束;能够推动财政紧缩,却需要面对紧缩对经济活力和社会预期的反作用。
他此前已经经历过类似的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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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2020年担任第一副总理期间,俄罗斯推进提高退休年龄和上调增值税等改革,社会争议不小。
这些改革并非由他一人决定,但财政官员往往必须负责解释成本、执行政策,因此更容易成为外界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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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难题比当年更复杂。
2018年的改革主要是重新分配未来的财政负担,而当前俄罗斯要同时解决战争支出、增长动力不足与财政缺口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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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国防预算被放在优先位置时,财政负责人在分配有限资源时,很难让所有部门都满意。
小烽认为,如果赤字收窄、通胀缓和,政府会将其视为整体经济治理的成果;一旦支出失控、税负加重,财政系统就更容易成为公众追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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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警惕的,也不是俄罗斯明天就会出现财政崩溃。
俄罗斯仍有征税能力、能源出口、国内债券市场和宏观调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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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现实的风险,是经济长期围绕战争需求配置资源,民用投资被挤出,生产率提升放慢,恢复正常增长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
拉夫罗夫要求外交官适应“多事之秋”,西卢安诺夫则必须为这个“多事之秋”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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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的联系就在这里:国家可以选择以强硬政策维护战略目标,但不能取消经济规律。
对俄罗斯而言,考验已不只是能否把冲突继续维持下去,而是能否在维持安全开支的同时,保住未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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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烽看来,一国真正的战略能力,不只体现在危机到来时能够动员多少资源,还体现在危机持续多年后,是否依然能为普通人的生活、企业的发展和下一代的未来留下足够空间。
西卢安诺夫得到的职位越高,这道财政选择题就越难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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