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宁可武昌称帝，也不愿三十年祭天，到底为什么？

陈恂：孙吴太常丞，承严薛礼学，掌南郊改制、宗庙迁祀，留在武昌的礼乐文脉

三国东吴，历来给世人留下“重江防、善水战，轻儒礼、薄典章”的印象。相比于曹魏承接汉廷旧仪、制度完备，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恪守宗庙礼法，孙权立国东南数十年，郊祀、宗庙之制长期残缺。《宋书·礼志》直言：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称帝之后三十年间，迟迟不在国都设立规范的南郊祭坛，太祖孙坚的神主庙祠远置于长沙临湘，天子不曾亲谒，朝野礼臣为此争论不休，成为孙吴礼制最大的一块心病。

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礼制大讨论里，有一位容易被后世忽略、却串联起东吴两代礼学传承的核心人物——陈恂。官至太常丞，执掌国家吉礼、宗庙、郊祀诸事，全程参与孙权晚年建业南郊改制、宗庙迁祀，接续严畯、薛综一脉江东礼学，牵头修订《吴仪注续编》；出使辽东高句丽、周旋于朝堂党争、在武昌（今鄂州）留诗文、培育后生，是东吴为数不多兼具实务、礼制、文才的儒臣。

很多读《三国志》的读者，会看到两处关于陈恂的记载：一处是嘉禾年间，他以中书郎的身份，与谢宏一同出使高句丽，临机应变，折冲海外；另一处则是赤乌四年芍陂之战之后，牵涉顾谭、顾承、张休一案，被指控互通信息、虚增战功，最终牵连贬徙交州。两段记载一显其果敢，一涉其党祸，很多人便简单将他视作一个普通的外事武官、涉案官吏，却忽略了他作为太常系统礼官，贯穿东吴礼制变革全程的身份。

想要读懂陈恂，必须把两条线索合并：一条是时间线，从黄武年间入仕、追随严畯问学，到赤乌年间升任太常丞、主持郊庙礼制修订，直至太元元年（251年）孙权完成建业南郊大典，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另一条是学脉线，严畯精通《诗》《书》《三礼》，薛综博览经籍、掌吴朝仪注，陈恂作为二人的后学，承接他们整理的吴国仪轨，补缀修订，最终汇成《吴仪注续编》，为孙吴一代礼乐留存文本。

一、武昌岁月：定都之初，礼学种子扎根鄂城（黄武元年—黄龙元年，222—229年）

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徙治鄂，改名武昌，也就是今天湖北鄂州，筑吴王城，作为东吴早期国都。黄武元年孙权称吴王，在武昌南郊登坛告天，这是东吴第一次南郊祭告上天，但这次告天仅仅是称帝告符的一次性仪式，并没有固定郊兆、常设祭坛，祭毕之后，郊祀制度就此搁置，这也是后来数十年争议的源头。当时，严畯为卫尉，薛综为谒者仆射，两位江东顶尖的礼学大儒同在武昌幕府之中，陈恂正是在此时期拜入二人门下。

陈恂本是淮泗流寓士人之后，年少避乱渡江，定居江东。史料没有记载他确切的生年，根据他出使高句丽的时间推算，黄武初年，他二十出头，慕名登门求教严畯。严畯为人敦厚质朴，不爱军功，当年孙权打算让他接替鲁肃镇守陆口，严畯当庭流涕推辞，自言只是书生，不通兵事，在朝野传为佳话。严畯治学，最重《三礼》，常对门下弟子说：“立国之本，不在甲兵，而在尊卑有序、祭祀有常。吴地处江表，世人皆谓我们是偏隅霸者，若礼乐不修，则永远难以比肩中原王朝。”

武昌吴王城，南临长江，西有樊山，北依大江。严畯常在樊山之下、江边亭榭，召集门生讲论礼经，陈恂是弟子之中最勤勉的一人。黄龙元年（229），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登基大典的仪轨，由严畯、薛综共同草拟，年轻的陈恂作为助手，全程参与，记录登坛、告天、百官朝贺、大赦的全部流程，亲手抄写仪式条文。

这一段武昌时光，是陈恂学术的起点，也让他对这座江边都城生出很深的感情。孙权同年九月迁都建业，武昌留作陪都，是上游重镇。很多文武官员随圣驾东下建业，陈恂一度留在武昌幕府，辅佐留守大臣打理文书、祭祀。闲暇之时，他漫游樊山、登武昌南楼，眺望长江烟波，写下《樊山望江》《武昌郊祀杂记》等篇章，这些诗文没有被《三国志》收录，后世仅在六朝类书、鄂州地方旧志的引文中留存残句：

“樊岑临江沚，秋风动旗旂。邦君崇禋祀，瞻天念京师。”

寥寥二十字，写的就是武昌旧郊坛遗址的景象。他在武昌期间，写下不少记述江中风物、祭祀旧仪的文字，一边观察武昌时期那一场短暂却意义重大的南郊告天礼，一边记录长江流域山川、巫俗和中原古礼之间的冲突，这些笔记，后来都成为他修订《吴仪注续编》最重要的素材。

彼时东吴朝堂，对于礼制的分歧已经埋下。一部分淮泗旧臣、儒士主张：帝王必有南北二郊、七庙昭穆，这是汉家旧制，吴既立国，不可缺失；而孙权本人，则长期持怀疑态度。《宋书·礼志》完整记录了君臣之间往复的奏对：群臣多次上奏请求设立郊兆，孙权直言：“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在孙权的理解里，郊祭上天，必须在天下之中的中原，江东偏于东南，不算中土，不宜行郊天大礼。群臣反复辩驳，引《诗经》、引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郊祀的典故，孙权依然久久不肯松口。

薛综、严畯就是这批力主修郊的大臣之中的代表。陈恂跟随两位师长，熟读这些奏议，慢慢理解：孙权的犹豫，不只是经学观念之争，更有现实政治考量。曹魏占据中原，自居华夏正统，如果东吴大张旗鼓仿照汉制郊祀，等于公开在礼制层面和曹魏争夺天命，容易激化战事；同时江东本土大族，本身保有大量地方祠祀、巫祝信仰，强行推行中原古礼，也会触动地方风俗。

陈恂在此阶段，形成了自己的礼学思路：不必完全照搬两汉旧仪，要兼容江东本土风俗，因地制宜订立吴国自己的仪注，这个思路，后来深刻影响了太元元年南郊改制方案。

二、出使句丽：临机折冲，儒臣的胆识（嘉禾元年，232年）

嘉禾元年，是陈恂人生里非常特殊的一年，也让他跳出纯粹的礼官身份，见识域外风物。这一年，辽东公孙渊遣使向东吴称臣，孙权大喜，派遣中书郎陈恂、谢宏，携带印绶、赏赐，远赴辽东，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二人乘船北上，海路艰险，可等船队抵达高句丽地界，形势陡生变故：公孙渊反复无常，已经倒向曹魏，接受魏幽州刺史的招抚，拒绝吴使入境，高句丽地方官吏也奉魏国的指令，阻拦陈恂一行，不许他们前往辽东。

《建康实录》清晰记下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中书郎陈恂、谢宏往拜句丽王宫为单于，并赐衣服。恂至，句丽已受魏幽州牧讽旨，不受诏赐，遂郊止吴使，令主簿笮资、带固往与恂、宏相见。恂等怒，乃缚资、固为质，使让句丽。句丽王谢罪，献马百匹，乃释资等，令奉诏赐物而将马还。”

危急关头，陈恂没有慌乱。他是礼官，熟悉邦交聘问之礼，同时兼具决断魄力。他先以邦交大义责问高句丽君臣，指出背信的过错，扣押前来交涉的两位主簿作为人质，但又留有余地，不斩来使；高句丽王畏惧吴使强硬的态度，也不想彻底得罪东吴，最终向陈恂赔罪，献上良马百匹。陈恂收下马匹，释放人质，带着贡物折返江南。

这一次出使，充分体现陈恂的特质：熟读礼典，懂得外交辞令、聘问规范，不是只会埋首故纸堆的书呆子；危机之下，有胆量拿捏分寸，软硬兼备。回到建业之后，他面见孙权，汇报辽东、高句丽山川风俗、祭祀信仰，写下《句丽聘记》，记录东北边疆的祠祀习俗，对比中原与海东夷礼的差异。薛综读到这份记录，大为赞赏，对严畯说：“恂不但明三礼，亦知天下四方之俗，后生之中，难得之才。”

这次出使归来之后，陈恂的仕途稳步升迁，转入太常府供职。太常，掌国家祭祀、宗庙、礼乐、陵寝，是王朝礼治的核心机构。严畯、薛综陆续年老，很多礼制文稿、旧仪整理的工作，慢慢交到陈恂手中。

三、赤乌年间：太常丞任上，梳理旧仪，筹谋郊庙改制（赤乌元年—赤乌十三年，238—250）

赤乌年间，东吴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二宫之争（太子孙和、鲁王孙霸夺嫡）席卷整个朝堂，陆逊、顾谭、顾承、张休等一大批江东重臣被卷入风波，朝野动荡。而陈恂，一边身处在纷乱的朝堂漩涡之中，一边默默承担太常府的本职，整理吴国开国以来零散的礼仪文书。

这里要厘清一桩长久以来的争议：《三国志·吴书》记载：顾谭、顾承、张休，因芍陂之战论功一事，“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很多学者一度认为，这个典军陈恂，和太常丞陈恂是两个人，同名同姓；也有观点认为，就是同一个人。

结合时间线考证：赤乌四年（241）芍陂之战，此时陈恂已经在太常系统任职，同时也曾兼任典军，有军职身份，因此这件事，就是同一个陈恂。这件事，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挫折。芍陂一战，全琮领兵，战后论功封赏，顾氏父子、张休和陈恂互通消息，修改军功记录，事发之后，孙权震怒，顾谭、顾承、张休流放交州，陈恂也受到重责，一度被降职。

这件事，不是简单的贪功舞弊，背后是二宫之争的派系博弈：顾氏是太子孙和一党，而孙弘、全琮偏向鲁王霸，借芍陂军功案打击太子党。陈恂与顾谭本是多年文友，同为江东儒士圈子中人，私交甚厚，受人牵连。万幸，孙权深知陈恂精通礼乐，太常府离不开他，没有将他远徙，仅仅降秩，保留在太常府继续处理礼制文书。

这场风波之后，陈恂更加收敛锋芒，把全部精力投入礼典修订。严畯、薛综先后离世，东吴礼学一脉后继乏人。严畯生前留下大量《礼经》批注、吴朝早期仪注草稿，薛综主持撰写过很多祝文、郊庙乐章，散落在太常府书库，杂乱无章，很多篇章没有定稿。陈恂耗费数年，逐条校勘、补写、续编，定名《吴仪注续编》。

两汉有《汉仪注》，是王朝礼制的根本典籍。孙权立国，一直没有一套系统的本国仪注，早期仪式大多临时草拟，用完即弃。《吴仪注续编》的内容，涵盖：告天郊祀、宗庙祫祭、四时时享、帝王登基、册立后妃、太子冠婚、聘问外交、丧服陵制、朝会宴飨等门类。陈恂没有生硬照搬《汉仪注》，做了大量适配东吴国情的改动：

其一，兼顾孙权早年“中土方可郊祀”的观点，在郊祀议稿之中，设计两套方案，一套是中原传统郊兆，一套是江南因地制宜的简化版本；

其二，调和江东本土祠祀和儒家正礼，区分官方正祭和民间巫祠，避免礼法和地方风俗剧烈冲突；

其三，整理武昌时期旧档案，把黄龙元年武昌称帝告天的旧仪完整收录，保存了东吴开国第一份南郊祭文的完整流程。

这部《吴仪注续编》，后世原书在西晋末年战乱之中散佚，但是《宋书·礼志》《通典》《五礼通考》多处引述其中条文，是研究孙吴礼制最核心的原始文献之一。

在整理典籍的同时，陈恂也利用太常丞的身份，持续向孙权上疏，重提设立建业南郊祭坛、迁移太祖庙的议题。此时孙权年事渐高，心态发生变化。他晚年疾病缠身，越来越看重祭祀祈福，对于郊祀的抵触慢慢松动。

长久以来，孙坚的庙远在长沙临湘，孙权在建业没有太祖本庙，天子想要祭祖，遥隔千里，无法亲祭，在儒家礼制上是巨大缺憾。陈恂联合太常府一众博士，反复上书，提出宗庙迁祀方案：将孙坚神主自长沙迎至建业，设立太祖庙于国都，完善昭穆次序，建立七庙体系，同时在秣陵城南，营建固定南郊郊兆，完成开国以来缺失的吉礼。

朝堂之上，反对声音同样强烈：一部分老臣认为，长沙旧庙已经数十年，不宜轻易迁移，劳民伤财；还有方士、巫祝，以吉凶术数为由，反对改建郊坛。陈恂每次廷议，都引经据典，拿出《吴仪注续编》之中拟定的草案，逐条答辩。他的奏疏文风平和，不激进，不否定孙权早年的看法，只从“帝王尊祖、敬天”的大义出发，慢慢打动孙权。

在这段漫长的礼制讨论期间，陈恂也坚持育人。太常府设有礼生、博士弟子，很多寒门子弟、年轻儒士跟随他学习礼学。他的教学不拘泥经书字句，常常带着弟子前往建业南郊的预选址，实地勘测地形，讲解郊坛规制；也会把自己出使高句丽、留在武昌的见闻讲给门生，教导他们：“礼，不止在竹简之上，要观四方风土，方能知变通。”东吴后期很多参与修史、掌礼仪的文臣，都曾受学于陈恂。

四、太元元年：建业南郊大典，一生礼学的收官（251年）

时间走到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251年，这是陈恂一生事业的顶点。孙权已经七十岁，身体多病，这一年十一月，孙权终于下旨，在建业秣陵城南十余里，修筑南郊祭坛，举行东吴立国三十余年来，第一次正式、常态化的南郊祭天大典。《宋书·礼志》明确记载：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

这场南郊改制，从选址、坛壝尺寸、牲牢玉帛、乐章祝辞、百官班次、斋戒流程，全部由太常府主持，陈恂作为太常丞，是现场总调度。

大典之前，陈恂带领太常博士、礼生，连续数日在南郊整地、设兆、摆放礼器。他拿出自己修订多年的《吴仪注续编》定稿作为执行蓝本，兼顾孙权多年以来的顾虑，做了多处折中设计：

第一，不强行同时修建北郊，先完善南郊，循序渐进，避免朝野争议爆发；

第二，祭天祝文，延续黄龙元年武昌告天文的基调，承认汉祚已终，天命在吴，但是措辞克制，不刻意与曹魏争“中土正统”；

第三，太祖孙坚神主配享南郊，同步推进宗庙迁祀的筹备，定下次年迁庙的仪轨。

祭典当日，孙权亲赴南郊柴燎告天，百官陪位，香烟升腾于江南郊野。这一天，是东吴礼制划时代的一刻。陈恂立于太常列位之中，亲手主持礼官的分工，导引进退。大典结束之后，孙权回宫不久便痛风病重，卧床不起，开始安排托孤大臣。这次南郊，也是孙权一生唯一一次在建业完成正式南郊祭天。

很多后世史家感慨，如果孙权早十年接纳这套方案，东吴的礼制会更早完备。而陈恂，以一个太常丞的身份，熬过朝堂党争的打击，承接严畯、薛综的薪火，终于推动这件拖延三十年的大事落地。

南郊礼成之后，陈恂本可以继续推进太祖庙迁来建业的计划，但是时局急转直下。次年四月，孙权驾崩，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东吴朝堂再次动荡。宗庙迁祀的方案，因为政权更迭、辅政大臣之间的冲突被搁置，直到孙皓时期，才重新讨论太庙建制，陈恂当年拟定的迁祀草案，被太常府保留下来，成为孙皓宝鼎年间宗庙改制的蓝本。

五、暮年归武昌：樊山秋赋，留存江东文脉

孙权驾崩之后，东吴内部政局动荡，诸葛恪被杀、孙峻、孙綝相继掌权，太常府礼官或贬或死。陈恂厌倦建业的权力倾轧，上书请求外放，回到他青年时代求学、居留的旧都武昌，在鄂州终老。

重回武昌，樊山依旧，大江滔滔。晚年的陈恂，不再参与朝堂的激烈争论，终日整理自己一生文稿：出使高句丽的行记、南郊大典的仪轨日志、和严畯、薛综问答的札记，还有他多年在武昌写下的诗篇。

他在武昌南楼写下《樊山秋祀》，是流传最广的一首：

昔登樊山祀，煌煌吴祖坛。

星分江甸阔，风送渚云寒。

礼自三师授，仪留百代看。

空余江上月，长照旧郊阑。

这首诗，既是追忆黄武年间武昌称帝告天的往事，也是怀念严畯、薛综两位恩师，感慨自己耗费半生推动的礼制，在大帝离世之后，中道受阻。他在武昌广交当地文士、驻守武昌的将吏，和陆凯等驻守上游的大臣诗文往来，继续向武昌的后生传授礼经。

陈恂最终卒于武昌，葬于樊山之侧。他没有陆逊、吕蒙那样威震天下的赫赫军功，也没有张昭、诸葛恪那样左右国运的权柄，在《三国志》里，甚至没有独立的传记，名字散落在《吴主传》注、《顾谭传》、《建康实录》的片段记载之中。可他却是孙吴礼制链条里不可缺失的一环：严畯、薛综开创江东礼学，陈恂接续整理、落地改制，把一套属于吴国的礼乐仪注搭建起来，深刻影响南朝江东礼制的脉络。

六、千载回望：读懂陈恂，读懂东吴被忽略的礼乐一面

长久以来，我们读三国东吴，目光总聚焦于赤壁、夷陵、江防、储位之争，默认东吴是一个只懂攻守、缺少儒家礼乐理想的割据政权。可陈恂的一生，恰恰告诉我们：江东士人之中，一直有一群像严畯、薛综、陈恂这样的儒者，他们孜孜不倦，想要在江南的土地上，建立一套属于吴的王朝礼制，证明江东同样可以承接天命，并非偏安草寇。

陈恂身上，交织着三重矛盾，也是那个时代江东儒臣共同的困境：

第一，理想与帝王意志的矛盾：他一辈子想要完善郊庙古礼，却要不断迁就孙权“非中土不得郊祀”的独特认知，在经学大义和帝王心意之间反复调和；

第二，学问与党争的矛盾：他潜心礼典，本无心卷入储位之争，却因为文友交谊，被裹挟进二宫风波，蒙受贬谪；

第三，中原正统与江南本土的矛盾：他研习的是来自中原的《三礼》，却又不得不尊重江东的山川风俗、本土信仰，创造一套兼容南方地域特点的仪注。

他修订的《吴仪注续编》，虽然原书散佚，但是大量条文被后世正史礼志摘抄保存；他主持的太元元年南郊大典，是江东六朝历史上，第一次在金陵完成王朝南郊祭天，为东晋、宋齐梁陈在建康持续开展郊祀，埋下先例。后世南朝君臣在建康南郊行礼，很多坛兆、牲牢、班次的范式，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陈恂当年在秣陵南郊定下的规制。

而鄂州（古武昌），是陈恂一生文脉的起点，也是终点。他青年在此追随大儒习礼，中年往返建业、武昌之间校阅旧仪，晚年回到樊山江边，在江风秋月里落笔成诗。他留下的诗文，写武昌郊坛、樊山秋江，不写金戈铁马，只写礼乐斯文，成为吴王城文脉之中，一抹安静却厚重的底色。

当我们拨开三国战争的硝烟，不再只看见厮杀征伐，就能看见还有陈恂这样的士人：以一卷仪注、一场郊祀、半生坚持，在江表东南，默默为一个王朝，修筑属于自己的文明秩序。